我有两个爸爸，一个是赴朝志愿军，一个是黑猫中队士官长 | 止戈出品
人的记忆能追溯到多早？
四、五岁，还是八、九岁？
那是1950年的夏天，成都笼罩在黏稠的热气中，我独自在家，爸爸的一个朋友意外到访。
他在屋子里四处转悠，突然指着墙上的照片，好奇地问我：丫头，这上面谁是你妈妈？
我踮起脚尖，指着妈妈说：这个，这个是我妈妈。
叔叔摇摇头，指着另外一位，认真说：错了，这个才是你亲妈。
那年我8岁。
多年后，记忆里都是那一刻的惊奇，就像平静水面投入一块石头，“砰”，一声闷响后，剩下无声的涟漪。
墙上的照片，从我记事起一直就在，上面有姥姥、妈妈、姨母，以及一些我早已忘记的人。
这个秘密我从未和妈妈讲过，我说不清是害怕她知道后伤心，还是自己不敢面对非亲生的残酷现实。
幼时的我
1951年初，爸爸和战友奔赴朝鲜战场，我和妈妈来不及去送行，妈妈整天以泪洗面，哭得像个泪人，我还不知离别的滋味。
那时的妈妈早已知晓，遇到战争，所有的暂别，都可能是永别。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只有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每个月妈妈都带我到成都军区去领14元的生活费。
这14元中，妈妈先给爷爷寄去生活费，再买点肉宴请邻居吃，感谢大家对我们母女的照顾，剩余的钱才是我们的生活费和我的学费。
记得每天中午我去上学，妈妈都会给我两分钱，让我回家时买块冬瓜，那是我们母女两人的晚餐和第二天的午餐。
每到假期，妈妈就去帮别人做衣服鞋子添补家用，妈妈外出时，我就独自在家看书。
当时我们租的房子紧挨着四川大学学生宿舍，一到毕业季很多书学生都不要了，妈妈不管我看不看得懂全都抱回来。
我的妈妈
有一次，妈妈又抱了很多书，我一点都看不懂，就去问邻居，他们也说看不懂，然后告诉我这些是“天书”。妈妈听说后，从此就把这些书当成宝贝保管，她真以为是“天书”。
妈妈虽然不识字，但她是最勤劳最善良最爱我的人，我小小的心里，根本不愿面对她不是我亲妈的事实。
1954年，爸爸终于从朝鲜战场回来了。
他和几个战友相约到自贡组建公共汽车站，爸爸开车技术好，工资比其他人高。我和妈妈也到了自贡。一家人终于团聚，生活也大有改善了。
爸爸很宠爱我，他经常在外跑车，能买到各种好东西。不知他听谁说，未打鸣的小公鸡吃了很好。从此以后，爸爸经常回家都会带这种小公鸡。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种鸡，都会产生心里排斥，实在是那时吃太多了。
我的爸爸
1958年，贵州的小舅舅意外遇上他失联多年的哥哥，喜讯传来，妈妈将家里的老照片全部寄了过去，包括墙上那张有我亲妈的照片。
妈妈老家在河南，因为这个哥哥参加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身份暴露后全家被牵连，兄弟姐妹只得四处逃散躲避当局追捕，至今还有两个舅舅没有找到。
照片中的亲人，也如那失联的舅舅们一般，只存在于妈妈暗夜中的泪眼里。
尽管我从未说过照片中秘密，但我是领养儿早已众人皆知。
有人说我是弃婴，因为爸妈不会生育，从孤儿院把我抱回来；也有人说我是爸爸战友的孩子，战友牺牲在朝鲜战场，爸爸收养了我。
不管哪一种流言，我的出身都没有污点，那是一个看重个人历史背景的年代。在周而复始的运动中，我是幸运儿。
只是这一切，都在1959年改变了。
这一年，妈妈因病去世。
舅舅处理完妈妈的后事，说要带我回贵州。我舍不得爸爸，爸爸也舍不得我。最终，我选择留在自贡。
可是不久，有人就给爸爸介绍了新对象，我得知消息后又哭又闹。记得小时候爸爸常对我说：别人孩子有的你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你想要的我也会给你找来。
后妈一进家门，就怂恿爸爸领养她亲戚的孩子，我本来就很抵触她，两人一直难以亲近。我不愿再去上学了，只想早点自力更生不受她的气。
那时我才体会到不是亲生女儿的痛苦。我常想亲生父母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给了我一个生命，又不给我一个家。
我中断学业去县交通局做了一名临时工。如果妈妈在，她一定不会同意，她一直希望我去做个银行职员，很小就找人教我学打算盘。
爸爸、我和女儿
爸爸对我的爱一直没变，他拒绝了后妈再领养孩子的要求。那时爸爸给市交通局领导开车，开会时桌子上分给他的糖，爸爸舍不得吃，全部都带回来给我。
1961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生活非常困难。每个月政府供应半斤肉，这半斤肉爸爸也全部留给我吃，他从不吃一块，说自己身体好，不需要。
一晃到了80年代初，舅舅得了癌症，病危中把我叫到贵州。他拿出一张黑白老照片，上面有我，还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一家五口。
我终于知道，我的亲生父亲叫刘善荣，曾是一名空军机械师。而我叫了十年的爸爸妈妈，其实是我的姨父姨妈。
我一边听舅舅说，一边想起8岁那年闷热的午后，那个沉闷的声音：错了，这个才是你亲妈。
抗战时期，姨父和父亲是战友也是连襟，一个修飞机，一个开汽车，并肩作战，共同抗日。
父亲（一排右三）和战友赴台后的合影
1949年，这个稀松平常，而又惨烈特殊的一年，两个袍泽兄弟分道扬镳，父亲带着家眷去了台湾，而姨夫留下成了起义投诚人员。
那时，我和姨母在贵阳的姥姥家，兵荒马乱中，谁都不曾想到，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台湾，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在那些谈台色变的年代，它一秒钟也没有在我的脑海停留过。没想到，已到不惑之年，竟然和它有这么紧密的关联。
1978年，刚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与大陆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分别执掌两岸，这两位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同窗，正式开始了一场同学间的博弈。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12月18日，中国大陆率先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人民返乡探亲，并保证“来去自由”。尽管台湾当局一概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来回应，但难耐思乡之苦，台湾老兵回乡探亲的呼声日益高涨。
我从贵阳回家后，第一时间找到自贡市台办，请求他们想办法，帮我寻找台湾的父母。那时我已为人母，看着自己的女儿，突然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怜了，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亲生父母。
1986年5月3日，台湾空军退役飞行员王锡爵突然驾机返回大陆，世界为之震惊。
一下飞机，王锡爵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王锡爵驾机降落在广州机场历史照片
听到消息后，我立即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我想他是空军，我的父亲也是空军，他们很有可能认识。
不久后，我收到王先生的回信，大意说：他不认识父亲，但是他相信，我的父母如果在台湾一定也很想念我。
看完信的我一下失控，扑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连他都不知道我的父亲，那父亲是不是不在人世了？或者是父母根本没有去台湾？
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大陆探亲。6个月内登记人数达14万人。
只要听到有从台湾回来的人，我就会买一瓶四川的五粮液，一盒自贡火边子牛肉，带上和父母的合影照，请他们帮我在台湾登报寻找。
等待电话响起的我
记得那是1988年十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刚回家后，收发室有人叫我，“月琴!有你的电话。”
我问：“哪里来的?”
他说：“台湾 !”
我一听“台湾”，人激动得几乎晕过去，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一步也走不动了。女儿扶着我，从家走到楼下收发室去接电话。
可到了收发室，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说半小时过后再打过来。这半小时，我感觉比半个世纪还长。
等电话终于响了，我颤抖着拿起了电话，不知应该怎么开口。还好对方先告诉我，他是我台湾弟弟的朋友，回桂林探亲，弟弟托他转告我，家人已经得到我的消息。
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哽咽着问，“我父母好吗?弟妹好吗?”
对方说一切都很好，你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10月7号，我终于收到台湾的长信。信中得知，不仅父母安康，台湾还有5个弟弟和3个妹妹。
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赶到市邮政局去打电话，终于接通了，那头父亲才说：
“喂，你好！我是刘善荣，请讲”
我的眼泪便哗哗往下流，哽咽着半天叫不出“爸爸”二字。这眼泪中有欣喜，有激动，也有失而复得的感慨，和一个女儿的委屈。
父亲（左二）和战友在台湾的照片
没过几天，我收到电报，让我隔天到成都双流机场接父母。
我恍恍惚惚，如做梦一般，早早赶到机场，我把父亲“刘善荣”三个字写得比脸盆还大，等候在入境口。
通道挤得水泄不通，都是迎接台湾返乡探亲的人。接机的人逢出来一个就大喊，这个叫表叔，那个叫舅公，但实际上并不是。
40年，早已改变了一个人的容貌，也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认亲的场面荒诞而又感人，一个个被叫错的人最终被一一认走，但我的父母迟迟不见踪影。
热闹的入境口慢慢平静下来，我站在那里各种情绪汹涌而至，父母难道不来了吗？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就在我失望难受，准备离开时，突然看到里面走出一对年长的夫妇，推着如小山一般的行旅车。
是至亲，终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确信他们是我的父母，赶紧举起手中的牌子。
果然父亲看到了他的名字，往我这里走来，示意我把牌子放下。母亲一路小跑抱住我，不停说：“孩子，不是妈妈不要你，不知时局会成了这样。每天晚上关家门，都好像把你关在门外一样。”
2001年我到台湾和父母亲的合影
在机场宾馆休息时，我和父母躺在床上闲聊。几天未睡，说着说着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中突然一下被惊醒，发现父亲正凑在我的脸前仔细端详，一边看，一边满意说：嗯，不会错，是我刘家的孩子。
父亲离开我时，我1岁；母亲离开我时，我3岁；现在，我46岁。
这次父母只有一个星期的探亲时间，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把能带的礼物都带了。大到钱、首饰，小到一捆卫生纸。
父母没来前听说，有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见到老家儿子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出门得轮着穿。他们想着我也肯定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回到自贡，看到我的工作、生活都还可以，父母最感谢的自然是姨夫。父亲拉着姨夫的手说：“老张呀，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您，谢谢您把女儿照顾得这么好……”
1949年多少骨肉离散，多少悲欢被年轮肆意碾压，我只是极其少数的幸运儿。
得知我找到父母，姨父再三交待我，千万不要张口问父母要这要那。他说，你父亲带着台湾一大家子人也不容易。
1995年，我首次前往台湾，因为要证实和父亲的关系，我去公安局把姓改了回来。
看着身份证上“刘月琴”几个字，我心里很矛盾，既欣慰又难过，想到早逝的姨妈，和那么爱我的姨父。
爸爸、我和我的孙女
这次台湾之行，我才知道，我的父亲竟然那么优秀，在台湾航空迷与军事迷中知名度很高。
父亲于1922年出生于上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16岁的父亲跟着大哥离家到柴油厂当学徒。随后，父亲先后考入汉阳兵工厂、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修理厂。
从1940年11月1日起，父亲正式进入中华民国空军服务。1941年的8月14日，是父亲大喜之日，父亲花费12元办了两桌酒席。菜吃到一半，警报突然大响，日军炸弹已投掷到饭馆附近，宾客匆匆离散躲避警报，还没开始的宴席也草草收场。
1942年，父亲调到云南昆明第4飞机修理工厂修理苏联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那时，日军常常空袭昆明。不少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会往天空打信号弹为日军轰炸机指引方向。为了干扰日军的轰炸，父亲他们也被动员到空旷地带向空中打信号弹。
直至1942年年底，美国“飞虎队”进入昆明痛击日军后，昆明的轰炸才停止。当时“飞虎队”的主战场在缅甸，但战斗中受伤的飞机都会被送到昆明修理。从p-40战斗机上布满的弹孔，父亲完全可以体会到缅甸上空战斗的惨烈。
父母和大弟弟1945年在贵阳
在战况最紧张的时刻，我和弟弟相继出生，父亲无暇顾及家里，母亲只能带着我们回到贵阳姥姥家。
1945年2月，父亲奉命到印度盟军空军学校深造，回国后被派到四川遂宁空军“十二侦查队”报到。母亲带着弟弟前往驻地和父亲团聚，父亲一见面看我不在，就着急问：老大呢？
我留在了贵阳，由姥姥姨妈看护。父亲虽然不愿意，但也实在无暇顾及。
抗战胜利后，父亲被调往北平，我的妹妹也呱呱坠地。小家还未完全团聚，内战就爆发，父亲随部队前往东北。
1947年的3月，父亲奉命搭专机前往长春抢救一辆故障侦察机。故障排除很顺利，正准备离开时，战局突变，机场已被解放军包围，父亲被困在机场内。
机场内的父亲，形式危急到绝望时刻。
恰巧中央派一辆专机迎接东北地区国大代表到南京开会。
机场已被包围，专机迟迟起飞不了。东北行动主任下令守军务必将包围圈打退五华里，使专机能够起飞。
父亲万幸挤上这架专机，在炮火硝烟中撤离长春。只是安全归来的父亲没有想到，他的衣物早被单位收缴，队里早已传出他陷入包围被俘的消息。
1948年战事吃紧，父亲随部队撤回南京大校机场，而后频繁辗转于各战区抢修故障飞机。
年底，怀有身孕的母亲带着弟弟妹妹，随其他空军眷属从上海搭乘大江轮赴台。三天三夜才抵达台湾高雄，一个她从未听闻的地名。
那时的母亲也就二十多岁，烫着时髦俏皮的短发，我也不知道大着肚子还常常晕车晕船的她，是如何一路吐到海峡对岸的。
从高雄，母亲再乘火车到了靠近台北的桃园。多好听的名字，那里当时是“难民村”，房子是日本投降后留下的，专门安置这些从大陆远道而来的军队眷属。
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在台湾眷村
母亲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也不知道丈夫何时归家，更不知道何时能见到滞留大陆的长女，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父亲则留在南京机场继续工作。败局已定，大部队陆续撤走，机场最后剩下两架漏油的侦察机，南京即将被解放。
走，漏油的飞机可能在中途坠毁；不走，被俘不说，家眷都在海峡对岸苦苦等待。
情急之下，一位机械师突发奇想，何不尝试用口香糖来填补这些弹孔？
正好有人带着几包口香糖，于是现场分给众人。大家放在口中嚼软，再混合沙土将其填入弹孔，一连好几层，然后将飞机驶入高空，利用寒冷空气将混合物凝固，幸运解决润滑油渗漏问题。
父亲和战友们，就这样坐着用口香糖堵弹孔的飞机，于1949年2月顺利飞抵台湾。那时三妹已经出生。
1943年父亲抱着1岁的我在贵阳
我和父亲的合影被挂在了台湾家中最显眼的墙上。
犹如8岁那年成都家中，母亲的照片一样。
1959年，一项特殊任务降临在父亲身上。
为维持台海空中权、收集大陆情报，美国资助最先进的“巫毒式”RF-101侦察机部署在桃园基地，成立12侦查中队。身为优秀机工长的父亲被派往日本琉球的美军基地，接受20周的维修训练。
1961年，RF-101侦察机第一次侦照任务顺利完成。飞行员以超低空飞行技术，完成大陆东南五座新机场侦照任务，成果丰硕。
蒋介石特别前往桃园基地召见有功人士，并和大家合影留念。这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除赠送每人一张留存外，还收进空军军史博物馆档案保存，那是父亲毕生最大的荣耀。
父亲（右一）
1964年，35中队成立，即神秘的黑猫中队，侦查机换成当时美国最先进的U-2高空侦查机。父亲出任地面装备士官长一职，那是除飞行员外，唯一在黑猫中队的士官。
尽管如此，由于U-2侦查任务是当时台湾最高机密，即使在该单位任职的父亲仍然不能接触到U-2高空侦查机。同时，执行高空任务的飞行员，即使在厂棚内遇到，彼此也不能交谈，美国人对此极度敏感，侦查机也由美国人自己检修。
父亲负责维修黑猫中队行政机U-3，这是美国在台湾黑猫中队经理的座机，只要U-2侦察机因某种原因转场到其他机场，U-3就会飞过去待命支援。
直至1974年黑猫中队解散，美国将U-3飞机转送空军，父亲被安排至空军台北松山基地继续做该机的维修人员，到1983年年满60岁才申报退伍。
父亲于黑猫中队标识牌前
当年驾机回国的王锡爵曾是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我曾问过父亲是否知道这个人，父亲说，对方化成灰都认识。
两人一个空勤，一个地勤，彼此相互合作。父亲猜想，他突然投奔大陆，不想牵扯太多，才会故意说不认识父亲。
父亲退休后，担任眷村自治会会长，每日处理眷户各项大小事情，忙得不亦乐乎。弟弟妹妹们都自立门户，但每日都需回家陪父亲吃饭、接送孩子。
198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最小的弟弟在家翻阅《青年日报》时，突然大叫：“爸爸，有人找您！”
原来在报纸密密麻麻的寻人启事中，有范先生替我登的广告：
劉月琴尋找爸媽弟妹。父劉善荣上海市、母閻香莲河南安陽、弟劉先皋、妹劉月萍，見報請聯絡彰化榮家范xx、電話：xxx-xxx」。
这意外消息震动了全家，早在台湾开放探亲登记时，父母就去红十会登记了我的寻人启事，只是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改了姓。
父亲立刻给军中的大弟弟打电话。大弟弟离开大陆时5岁，现在已时少将军衔，他带着礼物一大早赶到荣民之家，找到范先生，感谢他那么远带回我的信物。
当天正是中秋夜，全家人都在家中，等候大弟弟的到来。弟弟一到家，一家十几口人，都围上来看我带去的照片，爸爸说：是，是我家老大。
夜深人静，儿孙们各自回家后，父亲坐在书桌前给我写信，笔尖飞速流过这一大家子的四十年。
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姨妈一样，从不善于流露她的感情。她的阵地是那方丈之间的厨房，一辈子永远在厨房忙碌着。
只是姨妈只有我一个女儿，可母亲却照顾着8个弟弟妹妹，后来又是承欢膝下的孙儿孙女。
记得我第一次到台湾时，刚出机场，一下十几口人涌上来。有的献花，有的拥抱，有的拍照，我们从未谋面，旦全是至亲，不得不感叹母亲生命力的旺盛。
我在台湾的全家福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母亲的味道，之于我是姨妈炖煮的未打鸣的小公鸡，之于弟弟妹妹却是他们从未涉足的河南口味，那是姥姥传给母亲的手艺。
弟弟妹妹们带我环游台湾岛，他们每天都想让我吃最好的海鲜，但我越吃越想四川的辣椒。有一天弟弟看我有点食不下咽，跑去厨房给我要了一个辣椒，我满心欢喜，可没想到一点辣味都没有。
环岛回来后，我还是想吃辣椒，但台湾家里和四川家里的饮食习惯天壤之别。我只能让母亲给我煮碗面。
母亲看我吃完了，以后每天都煮面给我吃，还高兴地说，果然是她亲生的，那么喜欢吃面食。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只是不想让母亲为我操心，每一次团聚都是那么困难。
姨夫走后，我更羡慕弟弟妹妹，羡慕他们能一直陪着父母身边。
我前后去过台湾两次，每次去都呆几个月，离开时父亲都会说：月琴，你好好想想，现在还可以改变决定，可以退机票，你来一次不容易。
孙女、女儿和我
但是，我想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孙女，每次听到他们的电话，我就想哭。
我常常想，海峡两岸哪边才是我的家？父母在的？还是女儿在的？
今年春节，我给父亲电话，父亲还声如洪钟。父亲一直保持军人作风，对弟弟妹妹要求很严格，在家不能乱说话，坐立行走都要规规矩矩。
几个月后电话中的父亲，声音明显虚弱了很多，我很担心他，但我这些年也病魔缠身，无法再前往探望。只能每天和月平妹妹通电话，了解爸爸的病情。
2018年，7月30日，我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现在，我们的四个爸爸妈妈都离我而去了，我常常想起8岁那年的午后，那个叔叔问我的话：丫头，这上面谁是你妈妈？
THE END
口 述：刘月琴 刘先昌
采 编：刘霞
排版设计：王碧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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