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善良之人无路可走，而踏上绝望之路

这是2019年2月的一天。寒风凛冽，北京难得地空气清新，艳阳高照。

本来很阳光的心情，因偶然看到的一篇旧文（《女红卫兵赴刑场前的遗嘱》），顿时变得灰暗起来。即便身上穿着又厚又大的羽绒服，内心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寒冷。

不知怎么，我有想流泪的感觉。走着走着，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

生活中，我极少流泪，知道眼泪解决不了问题；流泪多是在阅读或是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

在这个社会，有多少原本善良的人，普通如你我一样，却因为得不到制度的支持与救济，而在绝望之下，最终走上反社会的道路？三十七年过去了，可叹类似的事件，至今仍是层出不穷。

文章讲述的是姚锦云。对于公众而言，这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那个年代法科出身的人，对这个名字想必都会留有印象。刑法课堂上，但凡讲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授课的老师，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举出她的案件。

这起案件发生的地点敏感，后果也极其严重。姚锦云原是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动物园车队的司机。1982年1月10日，她在TAM广场驾车高速行驶冲向金水桥，途中连续撞击多人，致5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重伤11人。同年2月19日姚被处决，距她24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课堂上讲到姚锦云的案件，或是教材中收编这个案例时，大都会把事实起因简单描述为，姚锦云工作中因与单位领导产生矛盾，从而对社会产生强烈不满。由于剪裁掉了所有的细节，这样一个恶性的刑事案件，自然会让人觉得作案人死有余辜。

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是姚锦云的好友兼邻居沈睿所写。文章还原了姚锦云的生平，以及事件起因的原委。

在恐惧的年代成长，因其父是国民党人，曾担任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姚锦云幼年经历过抄家、同父异母的姐姐上吊自杀等事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经历想必并不少见。所以，我一直认为，对那一代的很多人来说，血色青春中，只有残忍，没有所谓的浪漫。

案件起因的原委，则是姚锦云当时车队的领导，一直对其进行性骚扰，因姚不从，又在工作中无故刁难克扣奖金，还出言挑衅。性子爆烈的姚锦云，在冲动之下，将车开到TAM广场连撞多人。

姚锦云的命运让人叹息。更让人纠结，让人喘不上气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事件一再地重演，而解决方案也总是如出一辙。比如，2016年的贾敬龙案，贾在多次报警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将为首暴力拆迁自家房屋的村支书杀死。最终，也是将贾敬龙一杀了事。

文章的留言处，很多人表达了对姚锦云当时的车队领导的痛恨，过激之言甚多。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要将这样的人渣除掉，就可以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

然而，冷静地想一想，这真的是问题的症结，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

众多的留言之中，我觉得只有一个评论，点出了这场悲剧最让人扼腕与心痛之处：“可悲的是，姚的行为除了让TAM加了栏杆，并没有在法制、制度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如姚锦云、贾敬龙这样的人，或许性格方面有些极端，但本质上不过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若不是求告无门，无法从正式的制度中获得有效的救济，何至于在绝望之下，最终走上反社会的道路？

我不是要为他们的杀人行为洗白。只是在想，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给姚锦云、贾敬龙应有的救济，切实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这样的普通人，根本不至于去杀人犯罪，在伤害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踏上不归之路。

所以，我虽也厌恶姚锦云的车队领导之流，但还谈不上痛恨。其实，这样的人，在哪个社会中都有。包括大学课堂以及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告密者，除了感叹他们的内心阴暗，我也并不痛恨他们。

真正该受谴责的，应该是纵容与支持他们为恶的制度。

告密者横行，本质上还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这才纵容人性的黑暗不断滋生蔓延，不断吞噬光明。所以，告密者本身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纵容与支持他们为恶的不良制度。

我不是人性悲观论者。但是，人肯定不是天使。人性中本来就有不少的幽暗之处，也有不少的光明之处。因此，人性根本禁不起试探。任何试探人性的试验，都必然落败而归。而任何不顺应人性的制度设计，也必然酿成巨大的悲剧。

良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引导人性，压制与限缩人性中的幽暗之处，设法激励人们尽可能多地实施行善之举，不断扩展人性中光明的辐射范围，从而让光明占据更多的地盘。

与之相反，恶劣的制度，就像计算机的病毒那样，控制与纵容人性中的黑暗，让原本不失善良之心的个人变成被操控的魔鬼，成为只能执行被输入的程序而没有其他选择的机器；同时，还进一步让病毒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肆意传染，最终导致全社会都感染上病毒，沦为黑暗横行的人间。

所以，我一向认为，但凡涉及社会问题，若是有人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或某些个人的为恶，要么出于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不知怎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恶的根源归因于具体的个人。似乎没有这些恶人，社会就万世太平，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包括去年大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也未能摆脱这样的思维惯性，简单粗暴地将普通人承受不起高昂专利药的问题，归结于制药商的贪婪。

说句实话，看完电影之后，我有点失望。如此口碑爆棚的电影，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与阐释，竟然是这样一种水准。按电影的叙事逻辑，倘若政府强制黑心的制药商降价销售专利药，岂非就能落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只是，如果解决方案如此地简单，药价高的问题，又何至于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顽疾。

这部电影肯定是有它的现实意义。但是，对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做出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多少有些头脑简单。也不稍微地想一想，新药研发的成本极其高昂，若是没有专利制度的保障，制药商怎么可能有动力去研发新药？

药品的专利制度本就是一把双刃之剑。一方面，专利药的高昂价格，在短期之内，肯定是会损害患者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专利制度作为一项激励机制，本身能够不断地激励制药商努力研发新药，从而攻克人类所面临的各类疑难病症。缺乏这样的激励机制，便不可能有新药源源不断地问世。

也就是说，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高昂的药价固然是没有了，但患上各种疑难病症的患者，更是死路一条，因为有钱也买不到有效药。这倒的确是实现了对富人与穷人的平等对待。不过，你真地确定，这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如何让贫寒之家或是普通中产，不至于一旦身患重症，就只能面临等死或是倾家荡产的命运，肯定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电影中给出的判断，却根本没有抓到问题的症结。

我不是要苛求编剧与导演。只是觉得，涉及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影视作品，是不是应该少一些想当然，多用点心，做一些起码的调研。

试想一下，若是决策者在民意的推动之下，真地按电影中的逻辑来决策与行事，岂不是事与愿违？不仅于事无补，还从根本上产生背道而驰的效果，最终严重损害所有患者的利益。

面对社会问题时，与其粗暴地辱骂，一味地发泄情绪，或是无奈地叹息人性，不如切实地反思一下现有的制度。悲剧频现、人性泯灭的社会，无一例外，必定是制度出了极大的问题。

人性就像洪水，一味地围追堵截，只能适得其反。就像最为强调奉献的社会，人们通常最缺乏公德，也最为自私；而宣称最大公无私的社会，公权私有化的现象往往最为严重，官员的贪渎程度也最为惊人。

想要走出文化、制度与人性相互之间的恶性循环，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制度对人性进行疏导，引导人性从善为公。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更为成功，便是对人性中利己的特性予以尊重。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也就是人性中的利己之心。

任何制度性的规定，本质上都涉及激励的问题，而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所以，任何制度性的决策出台之前，决策者都应当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决策会如何地影响相对方今后的思维与行动。设想一下，若是相应的决策出台，人们将会如何采取行动。

就像经济学常说的，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它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它通过激励产生的不太明显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所以，一方面倡导婚姻神圣，另一方面，又在制度上将购房资格与婚姻相捆绑，没法指责人们将婚姻当儿戏，上演各式的假离婚。为房产而假离婚，本来就是制度造成的。主政者出台此项决策时，应该能预料到这样的后果。

又抑或，一方面强调社会诚信之重要，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却纵容告密横行，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人际信任。与其无谓地痛惜国人缺乏诚信，不如实在地反思现有的制度，是否在实际上破坏了建立诚信所必要的社会基础。

再或者，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要违法必究，另一方面，又经常让本该受到法律保障的守法公民吃亏，即便胜诉也是惨胜。这样的社会，不法侵害者敢于肆意妄为，也自是理所当然。

我本人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时，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在现有的司法导向下，普通公民遇到不法侵害，千万不要防卫，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跑。一旦防卫，要么被对方打死或打伤，要么就是自己进监狱。因为现有的正当防卫制度，根本就不是站在防卫人这一边，而优先保护的是不法侵害人。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对人性的绝望，不至于使得每个人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或者加害者；但是，对制度的绝望，很可能会让原本善良之人走上罪恶的不归之路，姚锦云、贾敬龙之类的悲剧，就是明证。

一个互害型社会的出现，本质上是由不良的制度造成的，尽管出台这些制度的本意或许没有那么不良，甚至可能用心良好。

想要避免互害型社会的蔓延，只能从反思既有的制度，改良既有的制度做起。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也知道，制度的改良并非一日之功。但是，我们这个社会，至少不要再由于制度性的原因，而频繁地出现姚锦云、贾敬龙之类的悲剧了。

不要让善良之人，通过容忍、退让与委屈自己，来换得苟且的安宁；更不要让善良之人觉得无路可走，而最终踏上绝望之路。对任何社会而言，这都是合理的制度应有的基本德性。

2019年2月15日

于清华园

【后记】

     本来计划用来完成学术任务的时间，再一次地被挪用。我无意于当公知，也不知道写这样的文章是否有现实的意义。对于学术，我的初心未变，也自有对自己的期待与要求。只是， 即便身处象牙塔，内心有些话也是不吐不快，想要表达出来。就让自己任性一回吧。

      我在之前的公号文章中说过，持续多年的学术性写作，伤害了我对写作本身的兴趣，日益严重的拖延症便由此而来。奇怪的是，写这类文章，竟然完全不受拖延症的干扰，半天就能一气呵成地完成。就是本该交差的学术任务一拖再拖，心里好生愧疚，要向一直亏欠文稿的师长表示由衷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