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发表于《统计研究》2019年第4期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后，“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驶入快车道，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到急速增长。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56.7亿美元，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首居全球第二位,保持了连续十三年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33.9%,实现了资本净输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旧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于维持，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快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如何呢？

  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高母国资源利用率，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经典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实质上是把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境外，这不仅可以实现产业的跨境转移，还能够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Advincula（2000)^[1]在实证中发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国内相关产业从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结构升级。Branstetter（2001）^[2]采用日本对美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Mathews (2006)^[3]提出的“LLL分析框架”理论阐述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将获取的技术优势推动母国产业结构升级。Chen ＆Zulkifli（2012）^[4]在研究中发现马来西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Li等（2016）^[5]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现，OFDI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母国因投资不足而衰败，即所谓的“产业空心说”。比如Barrell＆Pain（1997）^[6]、Blomstrom＆Sjoholm（1999）^[7]、Ramstetter（2002）^[8]通过研究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会导致母国制造业“空心化”，还会造成对外贸易和就业人口一起下滑，最终造成社会购买力不足。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比如冯春晓（2009）^[9]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汤婧等（2012）^[10]采用灰色关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2003-2009年我国七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调整作用。贾妮莎等（2014）^[11]基于双向FDI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模型，采用1982-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李东坤和邓敏（2016）^[12]、聂飞（2018）^[13]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胡立君（2013）^[14]在研究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挤出作用，造成国内制造业“空心化”。

上述文献就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有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改善：一是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不仅无法度量它们的即时因果关系，也无法估计且测算这种互为因果关系的相对大小。二是较少同时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针对既有研究上述二方面的不足，本文力图能有所突破，为此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然后采用指数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时间滞后性与空间相关性，构建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就这种影响效果表现的地区差异性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由于中国从2003年开始发布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又因为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为保持样本选取在时间和跨度的连续性，因此本文选取了2003-2015年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公报》。

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R）的测算。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采用干春晖等（2011）^[16]的做法，构建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如下：

2.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认为选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更加合适，主要是因为它不用考虑时间滞后性，能够更有效地描述当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变化。将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年平均货币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进行平减。

3. Y表示人均GDP，用来衡量居民收入水平。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其消费结构也将得到优化，从而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将各地区GDP与人口的比值来计算人均GDP，再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得到实际的人均GDP。

4. 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先进技术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通常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再用各年平均货币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进行平减。

5. K表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计算通常采用G.Smith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

6. TRA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促使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指标通常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来衡量，先用历年平均货币汇率把美元换算成人民币，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进行平减。

1.实证模型

本文尝试在修改Chenery经典“结构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中国经济发展因素，构建了具有“中国元素”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模型。

2.内生性问题

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有偏，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而导致内生性问题通常是由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互为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的解决常常是使用有效工具变量，而有效工具变量不但要与被替代的变量有着高度相关性，而且还要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由于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采用OFDI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不仅能够反映OFDI实施到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过程，还可以确认并分析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作用。

3.空间相关性

4.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分别对全国样本和分区域样本进行估计。

本文基于修改的Chenery经典“结构增长”模型，采用2003-2015年中国省际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因果关系， 然后采用指数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最后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的程度较弱，产业结构升级还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了当期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该结论不成立，并更换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与空间权重矩阵做了稳健性检验。

1.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水平与层次，逐步淘汰国内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金融、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大力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努力提高吸收、消化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的能力。

2.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时切忌“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制定差别化对外直接投资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