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真是德国间谍吗？

1917年4月16日，随着一场以瑞典为起点的迂回旅程的推进，以开展革命活动时使用的别名列宁(Lenin)为世人熟知的俄国流亡者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Vladimir Ulyanov)，在漂泊海外近20年后抵达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列宁很快以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和一个名为“四月提纲”的政治纲领引发轰动。俄罗斯乃至世界政治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由于列宁是取道德国返俄的，而且显然与德国最高指挥部(German High Command)有合作——后者当时正与俄国及其协约国盟友（法国、英国以及4月6日以后的美国）作战——他的对手们立即抛出了一项直到今天仍充满争议的指控，说他是德国的间谍。如果真的可以证明列宁在1917年是代表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利益行事，那么我们对十月革命以及脱胎于这场革命、一直延续到1991年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理解将深受影响。这将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影响战，让人们眼下对于俄罗斯干预西方选举的担忧相形见绌，哪怕算上去年的美国大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在战时阴谋动摇敌国政府的统治并不是一种多么新鲜的做法。千百年里，诸多大国都玩过这种游戏。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为了动摇英国的根基曾援助爱尔兰叛军，为了对付俄国曾援助波兰民族主义者。英国则曾支持西班牙游击队抗击法国占领军。德国人虽然是这一竞技场上的后来者，但在本国于1871年统一后表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他们甚至为这种特别的影响战炮制出一个词——“Revolutionierungspolitik”，意为引发革命的政策。

如果一战期间的英国或法国政府再脆弱一些，其根基或许也会为别的什么列宁所动摇。事实上，德国的确也曾盯上它们，不过德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法国和平主义者的支持力度并不大。

俄国长期受困于劳工的激愤之情和农民的暴动，是协约国中最脆弱的一环，因此德国人选择花大力气削弱沙皇的统治也就不足为奇。德国人对俄国革命者给予普遍的支持，受到资助的不光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还有与之相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比如当时身为一名孟什维克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曾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发表反战文章。

不过，列宁即便不是接受德国人慷慨帮助的唯一一人，也是最重要的那个。被今天的大多数人视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以消灭私有财产、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实施计划经济为基本主张，当时曾受到欧洲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拥护，但让德意志帝国政府对列宁青眼有加的，并不是这个纲领。

列宁之所以在一众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既狂热反战又支持乌克兰独立，而后者是同盟国的一个关键目标。托洛茨基等其他一些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真心厌恶血腥屠戮，试图通过支持抗议活动和抵制征兵运动竭尽所能地给战争画上句号，列宁则在1915年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 (Socialism and War)中提出，革命者应该渗透到军队中，将其变红，催生反叛，积极寻求让“‘他们’的政府”失败（这里的引号来自列宁）。

列宁的这一名为革命失败主义的纲领极具破坏力，以至于德国外交部曾插手防止其传播到前线的士兵那里，而这样做是为了免于导致沙皇政府以叛国罪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员。由于类似的原因，柏林方面围绕列宁穿越德国国土的旅程炮制了一项公关策略，即著名的“密封列车”——对列宁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他行事的故事，可以把他自己和德国人的资助切割开。那趟列车其实并未被密封：列宁下过好几次车，还在萨斯尼茨的一个德国旅馆里住了一夜。见证者称，列宁甚至在德国国土上的俄罗斯战俘营发表了政治演讲。

回到俄国后，列宁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反战观点。“四月提纲”鼓励人们推翻在“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列宁动身回国两个星期后的“四月危机”期间，布尔什维克活动人士高举公开提倡与敌人称兄道弟的标语牌（“德国人是我们的兄弟”）。

在名为“七月危机”的又一场未遂暴动后，列宁和其他十名布尔什维克被控“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数十名证人站出来作证，内容涉及来自斯德歌尔摩的电汇转账、通过一家德国进口企业进行的洗钱活动、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有面向前线部队的专刊）的资金支持、在街头抗议活动中举标语牌的价码（10卢布）或加入赤卫队作战的价码（每天40卢布）。列宁出逃芬兰，但他的大部分同志都遭到逮捕。当时，一次场面浩大的公审大会已经万事俱备。

但公审并未到来。就在临时政府的说法于1917年8月末得到突袭列宁总部的那些警察的证词支撑之际，临时政府的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赦免了大多数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不过没有赦免列宁），以便笼络他们去对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克伦斯基认定后者正在策划右翼军事政变。缺乏远见的克伦斯基允许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重新武装起来，从而让他们获得了将在两个月后用以推翻他的武器。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通缉列宁的布告，但他没有错过机会。列宁上台后，在处理自己和所谓的德国金主之间的关系时丝毫没有表现出谨慎小心，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给东线的德军指挥部发了封电报，提议无条件停火。当由此产生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那苛刻的条款——其中包括让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俄国独立出去的条款——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被宣布的时候，迎接列宁的是阵阵高呼：“打倒叛徒！”“犹大！”“德国的间谍！”

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吗？

列宁可以在心中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视之为服务于更高尚的共产主义事业，而非德意志帝国政府的肮脏战争目标的战术，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似乎说得通。但如果陪审团成员都是普通的俄国人，而战争仍在进行的话，很难想象这种辩护能在审判中站住脚。克伦斯基的司法部摆出的证据非常充足——很多证据直到最近才在俄罗斯的档案馆被重新发掘出来。不论列宁的真实意图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在1917年得到了德国的后勤和财务支持，而且他的行为，从煽动俄国军队的反战情绪，到提议无条件停火，都对俄国在柏林的战时敌人有利。这些行为还给俄国自身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从1918年的领土分割，到民众在长达数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布尔什维克独裁统治下遭受的痛楚。

俄国革命开启了海外影响战的新纪元。列宁本人帮助创建了共产国际，该组织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直致力于设法推翻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政府。1938年，纳粹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但他们于1939年——与西面的苏联红军一道——入侵波兰时，抛弃了用以掩盖暴力的施加影响的幌子。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把“引发革命的政策”变成了一种艺术，竭力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和颠覆活动动摇彼此的盟友和从属国的根基。

现如今，新一轮冷战似乎已浮出水面，不过意识形态色彩有所不同。克里姆林宫正在欧洲和美国推广带有民粹意味的民族主义；西方领导人和民主活动人士则动员各界反对俄罗斯以及亲普京的政权，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政府——它随即把这些活动人士当成“外国间谍”进行打压。引发革命的政策已遍及全球。

在感到恐慌之前，最好想一想现如今在海外不当施加影响力之举，与过去的做法在程度和种类方面有何不同。通过国有媒体、在线机器人和Twitter喷子传播的虚假信息严重地扰乱了视听，利用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削弱着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网络攻击和入侵造成了更严重的干扰。至于普京及其捍卫者，则发声谴责外部政治力量插手乌克兰等地的事务，声称俄罗斯在那些地方的行动只是对西方干预之举的反应。

不过，这些影响战不论就规模还是地缘政治影响而言，都与德国打列宁这张牌没有可比性。和1917年的俄国不同，今天的大国政府，不论位于华盛顿、巴黎、柏林还是莫斯科，都有着坚固的基础，不可能成为列宁们的猎物。或者说，我们必须抱着这样的希望。

Sean McMeekin是巴德学院的历史系教授，《俄国革命：新历史》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