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从红卫兵到逃港者:我为什么变得无感

2017-06-25 新百姓杂志

今年的七一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将在此时视察香港,林郑月娥作为新特首将在当天就任,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而在香港,生活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叫“逃港者”。其中有一位逃港者的经历让人吃惊。他曾是又红又专的红卫兵,也是“叛国求荣”的大陆知青。他过去因政治而疯狂,现在却对政治毫无感觉。对于香港回归,他必定有更为独特的体会。而他又会说些什么?

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他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则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毛语录。而本文的主人公——华胜(化名),就是这千万红卫兵之一。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图源:AFP)

华胜是1951年生人,广东人。文革开始时,他刚上初中。“我年轻时对政治真的很积极,很拥护共产党。如果不是文革的话,我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当时支部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说这段话时,我努力在他脸上试图找到一丝遗憾之色,可惜让笔者有些失望。

不过之后他提到的经历让我的失望一扫而光。“文革的时候我去过北京。大概去了20天左右,去串联,是广州市委安排车子去的,我还是代表团团长。”他说这段话时脸上似乎曾浮现出一丝“得意”。这种得意,不是对过去“团长”身份的得意,也不是因为“广州市委的车子”而得意。而是对笔者听到他讲的故事后的反应满意,因为笔者足够吃惊。

之所以吃惊,是因为他的一个特殊身份——“逃港者”。

华胜说:“我是1968年下的乡,1973年逃的港。”在那个年代,香港仍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管辖,逃往香港就意味着“叛国投敌”。从“红卫兵团长”到“叛国者”,这样的身份转变,是足以让人吃惊的。

不过事实上,70年代以后的逃港(按照他们的话应该叫“起锚”),是以曾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为主的。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思想出现了这样大的变化。或许可以从华胜的话中可见一斑。

共同的经历让逃港者们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图为2017年6月1日,逃港知青们组织乒乓球活动。这种活动他们经常组织,之后还会一起吃早茶(绍明/摄)

他说:“从北京回来,我当时感觉到北京的形势和广州有很大差别。所以当时我和同学打算回到中学准备搞一个红卫兵组织。到了文革中后期,我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那一套不是真理,因为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武汉、上海等等,我逐渐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独立思考能力?在那样疯狂的年月,难道大家没有被洗脑吗?”笔者急忙反问道,因为这与一般人认识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的确有存在洗脑的可能,不过我身边有很多人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是他们不敢说而已。”华胜还举了当时四人帮的例子证明:“没有打倒四人帮之前的晚上,很多人还支持他们,只要被打倒后没人支持他们,反对他们的情绪被释放出来了。当时只是因为高压,对中共的不满情绪被压着。”

所以在文革后,“申诉信”成为证明那个时代存在过的最标致性的符号。被称为“收废纸的教授”的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从自己收集来的信件中,深刻感觉到了这一点。

华胜认为独立思考是需要环境的,他讲:“广东人比北方人相对来说比较清醒,消息比较灵通。不是你说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当时很多来自香港的人探亲,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的。我们还能够收听香港电台……”

不过,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从1973年算起,到今年已经44年的历史。华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很平静。”他讲:“这或许得益于在大陆时,共产党教的让我们心情很冷静。因此,1997年香港回归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也谈不上有什么转变。”

中共的教育?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让他能够辩证的去看待历史、得失和情仇?还是因为中共始终在变,每一个人都在变,“毛泽东也在变”,这种历史经验让他对中共的任何“食言”,对于香港展现出的任何“面孔”都见怪不怪?

从又红又专的政治红卫兵到“叛国投敌”的逃港者,从大陆的政治“疯狂者”到香港的政治“无感者”,在笔者看来,转变只因为一个词:失望。

因为,哀莫大于心死。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