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文明谁想要野蛮？不要亵渎中国百姓的本质

面对现今中国时而无序的公共空间，明白的中国人或多或少会报以无奈，但又倾向乐观且直观地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脚步发展，中国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势会相应提升，莫约再两代人的发展便能体现一个文明社会。总归中国人与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作为不能，文明程度在现代化与教化下，中国的进步是指日可待的。 

然而，自信、乐观的菁英既视感背后，存在一个被忽略的误区。如今中国人在日常表现一些被认为的“不文明”行为，不应该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这并非中国常民社会的本质，否则如此的思维反而透露对中国常民文化一定程度的鄙夷心理：认为落后、需要被教育。事实上，中国的常民社会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制度性约制的困境，才让每一个人个别来看都十分良善，但扩大至集体时又难以形成一个公众的概念，进而无法成就最大的社会福祉。

 一个并非唯一但却重要的因素是：公共资源供给量的不足，让中国人基于自利考虑，必须以竞争、掠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实际表现在日常，则为集体的不文明，是掠夺性的心理惯性反映在个人的行动上，当人人如此，自然难以“天下为公”。简言之，在一个无法产生正确诱因的制度下，个体的理性抉择反致集体的不理性是制度失灵的产物。若没有正视到这治理的根本，而只是消极地广推教育，终究只会陷入治标治本的两难之中而无法善后。 

人潮拥挤是北京地铁的日常

文明的标语是中国随处可见的一种地景，不须言尽的，当文明标语挂得越多、规范得越细，益发暗示中国人不文明的范围与深度是怎样的等级。“文明乘车”可以是最贴近公共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致使混乱的实例。放眼地铁站呼吁文明乘车的广播与宣传标语可谓铺天盖地，因为那正是公共资源无法被人期待、足够满足的聚合地。由于中国人口的量体过大，使得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现有足够建设的公共服务有其边界，力有未逮之余，只能消极地呼告举止文明、文明乘车，以极为低成本的作为回应公共治理供给面上的不足。 

可以说，“文明乘车”背后的种种“不文明”，是一套治理未能充分的制度表现在先，尔后衍生并进一步巩固的文化使然。没有人不想搭不上车，或下不了车。于此，在公共服务供给量不足下，大众的满足在确实得到之前无法被期待，不安无法被安抚，人人只好都以推挤、抢快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需求能够获得满足。乘车问题只是制度影响文化的冰山一角，当整体面向的公共资源与服务都程度上供应有限或不匀时，反映在人的行动久了，养练成一个先抢先有的心理再说，最后便容易形塑一个凡事都预藏掠夺性心理的文化与社会。 

中国尔今的常民社会，虽在整体国力提升下，显得朝气蓬勃，但在许多细微的相处上，依旧显见许多不细腻的活；过去大众总以那是文化问题来概括与合理化，但真的只是文化因素吗？诸多“不文明”的背后，有多少程度的人与人的强行碰撞，是在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而非良民们的初心使然？在传统惯以现代化与教育的观点处置文化问题之余，以制度经济的视角回应文化的生成，尽管投入成本相对提高，但进入个人的行为反应中去找到解决方法，无论如何都会比文明标语的宣传来得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