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韩国跳下中国经济列车？
前言：
这几天朝鲜半岛风云激荡，心有所感，贴出上个月文章《韩国跳下中国经济列车？》。本文以《中国依然是东亚经济“稳定器”》为题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7-3-16），这里是未删改原稿全文，文末增添关于朝鲜危机和韩国经济前景的投票。
（2017-4-13）
韩国跳下中国经济列车？
十年之后，人们回顾2017年春的东亚经济格局，多半会将“韩国跳下中国经济列车”视为最大变化之一。为什么？因为中国长期是东亚经济的稳定器，是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地位也不会改变；东亚经济体本来就是中国内地经济贸易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应对错综复杂东亚国际关系长期奉行的战略又是通过经贸合作突破困局、约束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国家，倘若有哪个东亚经济体因为政治原因而主动大大损害对华经贸关系，必然重挫自己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因为这一失误而丧失在中国进口市场上长期占据的首要地位，进而令自己在全球高收入国家中掉队；今天，难道我们正在目睹韩国重蹈覆辙？
自1980年代起，中国经济就逐渐开始发挥“东亚区域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作为东亚区域经济稳定器的角色已经相当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80—2001年间东亚各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中国最低，仅有0.35；除中国、日本之外所有东亚经济体整体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为0.49，如果加入中国，其变动系数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变动系数又上升至0.38。[①]步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一步从“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14.2%，到“十二五”期间，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30.5%，跃居世界第一，同期美国和欧元区分别为17.8%和4.4%。分年度来看，2011—2015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和30.0%，美国则分别为11.8%、20.4%、15.2%、19.6%和21.9%。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高居世界首位，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为33.2%，若按2015年价格计算，中国贡献率为41.3%，美国为16.3%，日本为1.4%。[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上述地位。
中国经济增长与进口增长相互促进，2004年，中国就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25国，随后迅即超越欧洲、直逼美国，而东亚经济体正是中国内地进口增长的最大受益者。长期以来，中国内地对美国、欧盟双边贸易均维持顺差，同其他东亚经济体（包括香港特区、台湾、日本、韩国和一批东盟国家）贸易则连年逆差；作为1970年代以来连续近40年的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又是东亚经济体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令人窒息的漫长萧条期间，对华贸易曾连续多年是少有的亮点:
1999—2008年，中日贸易连续10年刷新历史纪录；2006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跃居战后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因次贷危机骤然升级，中日贸易断崖式暴跌，但次年就回升30%以上，2011年再度出现两位数增幅。
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直到2003年才出现比较明显的自主性复苏，中国进口需求拉动对此贡献良多，以至于不少日本重要大企业早在2003年就将中国经济动向列为影响日本经济景气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美国经济动向，超过原油价格高涨、日本国内消费低迷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当时的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日本央行副总裁岩田一政、日本最大的两家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最大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相继发表言论或刊登重头文章，论证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已经与美国的需求并列为支持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柱之一。
在实践中，中国长期高度警惕域外势力从19世纪以来实施的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策略，力图避免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加之已有欧洲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先例示范以经贸合作增进国际关系、约束“问题国家”之策略，中国希望通过经贸合作突破中日关系困局，为此堪称仁至义尽。但中国的百般努力最终未能得到日方统治集团相应的回应，政治关系麻烦不断，最终不可避免波及中日经贸关系，中日贸易、中国自日本进口从2012年开始下滑，至今颓势未改。就这样，正当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速最高时期，本来独占中国经济特快头等车厢多年的日本自己主动调到了二等座，还在努力争取再调到三等座。
日本下车，韩国上车；日本与中国政治关系摩擦不断而导致其在中国外贸中地位持续下降之际，正是韩国全力以赴开拓极速成长的中国市场之时。我头一次与韩国外交官打交道，就是当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之后不到一周，韩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就到我供职的单位登门拜访，咨询“振兴东北”战略相关问题，令我对他们跟进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势之紧颇感惊叹，此后又一再领略他们对中国经济与政策的密切关注与跟进。所有这一切努力，连同其它因素，最终换来了日、韩两国在中国进口市场上地位根本转变：
2002年，中国自日本进口535亿美元，是自韩国进口额（286亿美元）的1.87倍；2013年，中国自日本进口1623亿美元，同比下降8.7%；自韩国进口同比增长8.5%，达到1831亿美元，韩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越日本，并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日元大幅度贬值，2012年12月3日日元汇率为82.35日元兑1美元，到2013年12月3日已经贬到了102.45日元兑1美元，2017年3月1日汇率为113日元兑1美元；一般说来，货币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但日元如此幅度的贬值，也未能挽回日本对华出口相对于韩国的颓势，政治摩擦干扰日本对华经贸之烈，可见一斑。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华市场开拓力度成败迥然不同，日韩两国在经济规模、人均GDP等方面的差距显著缩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我计算了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人均GDP相当于韩国同一指标倍数的变化：
1980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6.67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5.44倍；
1992年（中韩建交之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1.01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3.87倍；
2000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8.42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3.12倍；
2012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4.87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1.91倍；
2013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3.76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1.48倍；
2015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2.99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1.19倍。
在此期间，日本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江湖地位”同步显著下降：
1995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达到53355.8亿美元的最高峰，是年日本人均GDP为42536.17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占全世界7.531%。
2000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6.524%，人均GDP为37301美元，虽然低于1995年水平一成多，但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22129美元）高出六成以上。
2012年，日本人均GDP为46720美元，仍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8182美元）高出两成多。到2013年，日本人均GDP就暴跌17.5%，落到38551.51美元，低于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9116美元），[④]这个19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公认的“经济优等生”就此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从此未能扭转人均GDP低于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局面。到2015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已经下降到了4.243%，该年日本人均GDP（32478.90美元）已经比2000年低13%。
此前近20年日本之失策，正是韩国之得计；朴槿惠任职初期，曾以其汉语水平和中国文化教养在中国社会赢得了广泛好感；现在，难道韩国要重蹈日本覆辙？
（初稿2017.3.14，修订2017.3.15，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美］罗纳德·麦金农、［德］甘瑟·施纳布尔：《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通缩压力之源》，《比较》第7期，中信出版社，2003年。
[②]郭同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人民日报》，2017年1月13日，第9版。
[④]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数据分别引自《中国统计摘要-2014》第172页、《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172页、《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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