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纵览中印经贸千年发展史
前言：
本文以“《纵览中印经贸发展之路》”为题刊发于全国政协《纵横》杂志刚出的最新一期。基本上无删改发表，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必须承认，这篇文章是我刊发过的所有文章中审核最麻烦的一篇：编辑部审稿（包括外部专家审稿）结束后，还要送外交部审稿；外交部审查完毕，居然还要再送商务部审稿！这么一篇讲历史加经贸的文章，居然也要劳动两个部委审稿，我算是服了。
2017.11.20
纵览中印经贸千年发展史
梅新育
历时数千年的中印经贸交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近代（晚清与民国时期）、当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古代中印贸易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双向交流，近代中印贸易中英属印度殖民地占据了全方位优势，迄今的当代中印贸易则是中国反超而日益占优的进程。
一、从先秦直至民国的早期中印贸易
先秦之世，中印交往具体事迹，渺不可察；及至两汉，对印交往大事始载入中原史册，历历可考。由此直至明朝，虽印度次大陆以列国林立、诸族分治为常态，从未出现类似中国之大一统王朝，然概而言之，仍可视中印直接交往为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两大文明古国双向交流。在此时期，贸易往来实为中印交往先驱，正是通过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市场上发现的蜀地布匹、邛崃竹杖，中原朝廷及其精英阶层方才确切认识到身毒（印度）和蜀身毒道存在，进而启动了中原主流社会与印度认识、交往的历程，佛教、郁金香、菩提树、菠菜、蔗糖（红糖）制作法、某些印度古代数学知识等陆续从印度传入中国。印度从无中国式历史记录传统，然史诗与宗教典籍发达，通过史诗《摩呵婆罗多》、《摩奴法典》、5世纪迦梨陀娑（Kalidasa）代表剧作《沙恭达罗》（Sakuntala）等古梵文经典中提及的中国丝绸，通过古典梵语著作里提到的樟脑、朱砂、优质皮革、梨、桃等大量其它中国商品，今人也不难一窥当时中印经贸对印度社会生活之影响。在此期间，中印技术贸易最有趣案例莫过于制糖技术的转播与提高：印度红糖制作术初传入华，中国匠人在此基础上发明红糖脱色技术而制出白糖，随后陆续传入东北亚、东南亚、夏威夷等地，并通过孟加拉地区输入印度，以至于孟加拉语和另外几种印度语言中都称白砂糖为“cini sakara”，即“中国糖”。
及至满清与英国统治时期，本来大体旗鼓相当的中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向印度倾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境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印度人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征服时惨遭血腥屠杀，在英国统治下遭受剥削、压迫，地位低于英国殖民者，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尤甚；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不仅给印度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建立了全套理念、效率远远高于莫卧儿帝国和当时其它印度本土政权的完备政府体系，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建设，实施了诸多社会进步措施；而且，在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中，印度是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印度人享有高于除欧裔自治领之外其它几乎所有殖民地民众的地位与特权，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这些国家、地区的得力帮手，甚至有英帝国非洲殖民地封疆大吏公开主张将自己治下地区发展成为“印度人的美洲”。由此，英帝国在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扩张，也提携了印度人及其利益扩张；且英印殖民政府扩张欲望往往比伦敦更强，相应地，对印度本地势力客观上的提携作用也更大。
与此同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丧失了此前至少两千余年的领先地位，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落到英属印度殖民地之下。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夜，英国殖民者治下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越满清政权治下的中国，在对华经贸来往中日益占据主动地位，印度本土商人也广泛与英商合作开展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极力怂恿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鸦片巨商渣甸（William Jardine）为怡和洋行创始人，其鸦片生意起家便是与孟买帕西族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合作做大；百年来印度最大本土资本塔塔财团原始积累也是来自对港、沪两地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利润成为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建立的重要资本源泉，以至于代表印度本土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早期极力赞成殖民当局奉行鸦片政策，中国在鸦片贸易中收获的则是人民健康与兵源严重受损、财政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之虞。
鸦片战争后，印度殖民地和印度本土资本分享了不少英帝国攫夺的政治经济特权余沥，进一步显著增强了他们在对华经贸中的强势地位，英印殖民当局也有意识地以对中国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利益为饵笼络印度本土政商精英。1843年，全港共有英资企业22家，印资企业6家。其后数十年，一些印度资本家或有印度背景的其它族裔资本家成为香港、上海等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风云人物，留下了一批存留至今的地标建筑与机构，其代表性人物有生长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裔商人吉席·保罗·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年），与遮打共同创办九龙仓等公司并资助成立香港大学的帕西族商人么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共同创建天星小轮前身九龙小轮的米泰华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汇丰银行创办人之一庇理罗士（E. R. Belilios），律敦治医院、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创办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以及起家于孟买、清末和民国时期控制了上海房地产市场英籍犹太人沙逊（Sasson）家族。
在这一时期，从人均国民收入，到近代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贸易地位、国际收支、金融，印度在英帝国体系内赢得了全方位的对华经济技术优势。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诞生后在国内市场长期无法与英国产品竞争，依靠中国、中东等出口市场方才得以生存发展。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也比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更便利，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员入藏也常常需要取道印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荫棠入藏整顿藏政，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灵童认定及坐床仪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带队入藏，莫不如此。再加上英属印度在西藏设立的外交代表机构、在西藏要冲地方的驻军（英国撤出印度后移交印度继承），在西藏等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千百年来与内地的贸易关系也遭到印度商品的全面替代：
内地茶叶等商品被印度茶彻底排挤，印度卢比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西南广大地区成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在康藏地区地位尤为稳固，即使中国内地居民赴藏经商，也必须以银元兑换卢比，方能在当地使用。印度卢比本来价值白银三钱二分，在市面交易时作价三钱七分乃至八分，中国政府和国民为之横遭盘剥，损失惨重。尽管清政府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专门面向藏区投放模仿印度卢比大小形状铸造的四川藏洋（四川卢比），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规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终不能从西藏完全驱逐印度卢比。直到1957年新中国在藏区推行人民币之后，印度卢比方才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依托产业与贸易优势，英属印度殖民地在当时的国际收支体系中地位凌驾于中国之上。在1910年的国际支付网络中，英国对印度有6000万英镑贸易盈余，对华贸易盈余1300万英镑，再加上对日本、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贸易盈余，这个位居世界多边贸易多边支付体系中心的国家方才能够偿付其对美国、西欧大陆和加拿大的1.2亿英镑贸易逆差；而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又是其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就这样，印度通过对华贸易顺差来抵补对英贸易逆差。
二、中国的赶超
尽管中国朝野上下从未将印度列为自己“赶超”的对象，而是始终紧盯苏联、西方列强；但当新中国结束了中国大陆绵延数十近百年的战乱、割据，开国领袖们把眼光投向西南境外，看到的是本国经济全面落后于印度，以至于在不少方面还需要依赖借助印度，印度从英国继承的在藏全方位不平等特权及驻军更令新中国如芒刺在背。解放军入藏，素称“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最初的补给就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印度采购解决，以至于在1952年4月6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等机构的指示《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1]
就全国贸易而言，早在1949年2月28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前7个多月），美国国务院就制定了NSC41号文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U.S.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开始收紧对华贸易，主张建立针对全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2]美国国会1951年10月通过的《1951年共同防御援助管制法》（即所谓“巴特尔法案”）还以停止美援胁迫受援国停止对华贸易；1950年4月1日建交的印度由此成为新中国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重要贸易伙伴、外贸窗口。
既要取消印度在藏特权，又要维持发展对印友谊；如此双重目标在一般世人看来纯属相互冲突、无法兼得，但凭借20余年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力量、意志、洞察与灵活手段，新中国硬是奇迹般地实现了。在几乎整个1950年代，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交往密切，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所到之处响彻“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条大街还被命名为“五项原则街”。1954年4月29日，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照会规定印度撤退驻藏武装卫队，并将其在藏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由此奠定了中印平等贸易交往的基础。
令人惋惜的是，新中国与印度关系的蜜月期历时短促，不足十年就因1959年西藏叛乱而终结，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更将两国关系推向谷底，以至于双方一度各自召回大使10余年，中印经贸相应基本停顿，而这一切并非中方之过。相反，中方为维持中印关系堪称仁至义尽。即使在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就中国平叛等发表极不友好谈话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中国外交部答复稿时仍然加写了近千字，称“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呼吁中印维持友好关系，后来以“《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为题载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
中印关系、中印经贸跌宕起伏，不变的是中国“赶超”的步伐。在数十年不懈“赶超”苏联与西方列强的进程中，中国顺带完成了对印度经济的全面、大幅度超越：
1950年代，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通车。1965年3月1日，中国民航北京—成都—拉萨航线正式通航。21世纪初，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全面优化升级，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遥遥领先于印度内地与中印边境之间的交通，中印边境交通运输条件对比格局彻底扭转。就全国基础设施而言，1980年代后期，中国铁路、公路等主要基础设施运营里程全面超越印度，其等级于1990年代全面超越印度。
其中，曾落后印度近130年的中国铁路全面超越印度，堪称中印基础设施对比最励志篇章。印度铁路建设启动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同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由此拉开持续30年、除东北和西藏外全国所有省区的全国性内战帷幕。光绪七年（1881年），即印度铁路启动31年之后，中国第一条实际运营的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方才建成。一战前夕，印度铁路里程已经超过3.4万英里（5.47万公里）；而新中国1949年建立时只有2.18万公里铁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增长至5.17万公里，增长1.4倍，但仍不及一战前夕印度铁路里程。直到1984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增长至5.48万公里，[4]方才达到英属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且那时中国铁路干线客运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干线客运列车最高时速提升至120公里，1988年提升至140公里；在中国，直到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京广、京沪、京哈等既有干线才第一次大面积开行时速120公里的旅客列车，比印度晚了近30年。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名片”的高铁与印度铁路系统相比，已不啻天渊之别。
新中国建国之初，印度主要工业品产量均明显高于中国，钢产量更接近中国的9倍；[5]1970年代，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越印度。现在，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等于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印度制造业望尘莫及。也正是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之上，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1950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美元，新中国初步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按当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人民币2.2645元计算，折合52.55美元，印度是中国的2.85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测算的结果是195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439国际元，印度为619国际元，比中国大陆高40%以上。[6]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中国GDP为3053.46亿美元，人均GDP为309.3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为3059.45亿美元，占世界实际GDP的2.34%。同年印度以美元现价计算的GDP为1894.38亿美元，人均GDP为276.28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为3819.61亿美元，占世界实际GDP的2.92%。
到2016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中国GDP为113916.2亿美元，人均GDP为8260.88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为212690.2亿美元，占世界实际GDP的17.86%。同年印度以美元现价计算的GDP为22509.9亿美元，人均GDP为1718.69美元，均大体相当于中国的1/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为87205.1亿美元，占世界实际GDP的7.32%。[7]
三、今日中印经贸
冰封10余年的中印关系于1976年解冻，双方在这一年恢复互派大使，至今40年，虽然不时磕磕碰碰，但两国关系总体上逐步改善，双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实现多次互访，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共同发起了金砖国家机制。政治关系改善，中印经济相继进入“起飞”阶段，推动双边经贸实现了长足发展，本世纪以来增长尤为迅猛，对印贸易增速高于中国外贸总体增速：
按中国《海关统计》，从中国正式“入世”的2002年至2016年，中国对印出口从26.7亿美元增长至583.9亿美元，增长20.85倍，年均增长24.6%，同期中国出口总额从3255.7亿美元增长至20981.5亿美元，增长5.44倍，年均增幅14.2%；中国自印进口从22.7亿美元增长至117.6亿美元，增长4.17倍，年均增长12.5%，同期中国进口总额从2952.0亿美元增长至15874.2亿美元，增长4.38倍，年均增长12.8%。截至2016年7月，中国在印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672.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51.6亿美元。中国对印直接投资累计金额41亿美元。
本世纪以来的中印贸易不仅增长快，而且抗冲击表现较好。近两年全球贸易与中国外贸总额下降，对印贸易降幅明显小于贸易总额降幅。2015年，中国外贸总额同比下降8.0%，对印贸易则增长1.5%。其中，中国出口总额下降2.9%，对印出口增长7.4%。2016年，中国外贸总额同比下降6.8%，对印贸易同比降幅只有2.0%，其中中国出口总额下降7.7%，对印出口则逆势继续增长0.3%。
中印经贸在各自对外贸易格局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印度外贸中所占份额尤其显要。2016年，中印贸易总额701.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贸总额（36855.7亿美元）的1.90%，其中对印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78%，自印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0.74%。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则是中国在南亚区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巴基斯坦贸易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印贸易在中国对南亚贸易中的分量：
2002年中巴贸易18.0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中印贸易的36%，其中对巴基斯坦出口12.4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对印出口的46%，自巴基斯坦进口5.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自印度进口的25%。
2016年，中巴贸易191.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对印贸易的27%，其中对巴出口172.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对印出口的30%，自巴进口19.1亿美元，相当于自印进口的16%。
进一步分析中印贸易商品构成，双方向对方出口均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且工业制成品占比均趋向上升，但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制成品占比更高。按以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分类，初级产品大体包括从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至第五类“矿产品”，据此整理计算，2002—2016年中印贸易商品构成如下：
2002年中国对印出口总额26.7173亿美元中，初级产品合计3.0133亿美元，占11.3%，制成品占88.7%；自印进口总额22.7418亿美元中，初级产品合计8.2708亿美元，占36.4%，制成品占63.6%。
2016年中国对印出口总额583.9046亿美元中，初级产品合计10.5314亿美元，占1.8%，制成品占98.2%；自印进口总额117.5714亿美元中，初级产品合计27.3289亿美元，占23.2%，制成品占76.8%。
毛泽东主席有云：大国关系，既要好看，也要好吃；通常说来，经贸往来就是决定国际关系是否“好吃”的关键。毋庸讳言，即使在本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印经贸关系中也不乏摩擦：印度部分企业、商人信用风险较高，以至于有时酿成外交风波；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各国前列，对中国出口困扰甚多；印度经济贸易政策多变，竞选体制助长经济民粹主义，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共权力部门时常“打架”，进一步提升了印度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或隐或现的两国政治摩擦风险了。尽管如此，中印经济的互补性、两国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都决定了双边经贸仍然存在较大增长潜力。
对印度而言，印方需要走出“损人不利己”的思维误区，认识到自己的经济民粹主义和政策多变也损害了本国贸易利益，在印度棉花、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生产与贸易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2008年，印度还是全球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国，也是中国第三大铁矿石进口来源，正是经济民粹主义驱动的政策变动，导致这个铁矿资源丰富的国家铁矿石海运出口周转量在全球市场占比从2008年的9.7%一路暴跌至2015年的0.2%，错过了铁矿石牛市的高峰，成全了澳大利亚、巴西巨头对全球铁矿市场的垄断，而且铁矿石进口量逐年递增，以至于已经成为铁矿石净进口国。对于这个其宏观经济稳定性最大风险之一就是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建国以来只有两年贸易顺差的国家而言，这笔大宗出口收入急剧萎缩，进出口收支差额逆转，其宏观经济影响绝非无足轻重。同时，印度政府在铁矿石市场高峰时期开征高额出口关税，主要目的是将铁矿石留在国内市场，为国内下游钢铁工业提供充足廉价的原料，以推动钢铁工业发展；但印度国内钢铁产业以电炉炼钢为主，消费铁矿石较少，印度政府的做法导致国内铁矿石生产过剩，库存积压激增，铁矿石进口增长，但下游钢铁工业受益微乎其微。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在避免丧失市场机遇与防止扶植竞争对手之间把握好分寸。经过洞朗风波，中国国内更多人认识到了中印之间存在政治军事竞争关系，主张限制对印贸易投资、以免“资敌”的呼声高涨。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未来一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中印度所占份额很有可能出现较大增长，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国际竞争中，倘若我们不去占领这块高成长市场，同样等于助力我们的竞争对手，损害我们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手的竞争压力，最重要的不是让对手不发展，而是保证我们发展得更好更强。只要把握得当，在对印经贸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趋利避害。
（2017.9.19，仅代表个人意见）
[1]《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6—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黄志平编著：《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
[3]《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36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5]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36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6]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36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7] 1980—2016年中印经济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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