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欧阳修》09后浪如何推前浪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是苏轼、苏辙、曾巩的老师，也是王安石政坛上的伯乐。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陷害，他被罢黜了官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为大家讲述欧阳修的仕途经历。
康震，1970年3月生，陕西省绥德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词、散文、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康震品李白》《康震评说诗圣杜甫》《康震评说苏东坡》《康震评说李清照》《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等著作、教材多部。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高校优秀辅导员、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全国优秀教师奖、北京市教育教学(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教育部、北京市级教学科研项目。
2005年至今，在CCTV—10《百家讲坛》主讲《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轼》《李清照》《唐宋八大家》等专题讲座，获得广泛好评。
节目导语：在文坛宗师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小子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欧阳修的座上之宾，他的一篇区区六百字的科考试卷在整个科场之中究竟引起了怎样不同凡响的震动，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九集《后浪如何推前浪》。
画外音：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51岁的文坛宗师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负责为国选材。利用科举改革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对于这一次科举考试的命题，欧阳修力图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为主题，以平实自然的文风作为评判标准，从而选拔出一大批国之栋梁。那么，这次科举考试的考题究竟是什么？到底会有哪些考生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呢？
康震：
上一集我们说到欧阳修排斥那种特别奇怪的文章，那个文章它的倡导者叫石介，我们对这个名字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这个石介他是个好人，他也是积极地拥护改革朝政，他也是积极地拥护学习儒学的道德经典，但是他这个文章为了求新求奇就写得很怪，我们上节课给大家已经说了，他有些特别怪的文章是怎么怪的、怪在哪
那大家就会说，你说他那个太学体不好，那我们就想问，什么样的科举文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什么样的“高考”文章是欧阳修所欣赏的？也就是说在欧阳修的眼中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就是所谓的范文，高考范文作文选，就这种。它肯定有，这个是必须得有的，而且也可以有。那么这一年出的作文题叫什么名字呢？这个题目就是比较不太好理解，叫《刑赏忠厚之至论》。说什么？也不出个记叙文的题目，一听就是议论文。这个《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要实行一个刑罚的时候，要惩罚一个人的时候尽可能地宽容一点，当你要奖励和赏赐一个人的时候尽可能地大方一点。你这么做就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你这么做就是一个忠厚的人。翻过来讲就是请你论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一个君王、一个官员、一个执政者，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这么篇文章怎么写，这种文章有两大难度，第一，这就根本不是个新题目，这是个老题目。论仁政，论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论什么样的措施是合乎民意的措施，论怎样做个好官员，就类似于这样的题目。就跟我们小时候做作文，一出就是《一件小事》，这一下就完了，或者是《记一个难忘的人》。这种题目也是一样，它很难出新，因为它是个老问题。第二，这是考试，就那么点时间，不可能让你写上一万字，或者回家把书拿来堆在案头上在那儿抄，这是考试，时间有要求，所以一个老命题在短时间里边要写出新意非常困难，那就要看你的水平。
画外音：这次科举考试与欧阳修一同担任主考官的还有翰林学士王珪等四人，除此之外，欧阳修的老朋友，在国子监任职的梅尧臣担任此次考试的参详官，主要负责复查试卷的工作。就是这位梅尧臣，在浩如烟海的试卷中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份出类拔萃的试卷，从而让欧阳修选出了一位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那么梅尧臣发现的这份试卷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这份试卷为什么会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交口称赞呢？
康震：
欧阳修是主考官，助理考官是谁呢？是他的朋友梅尧臣，也是当时的一位大诗人。梅尧臣负责什么呢？梅尧臣负责主要是看有什么比较好的卷子就抽出来，他就看卷子，他就看着一篇文章、一篇作文，写得真不错。为什么写得不错啊？这文章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以来的这些历代的君王，他们都是非常热爱老百姓，为什么非常热爱老百姓，只说两点，他们如何对待奖励、如何对待惩罚。说这些帝王当老百姓或者有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他就拼命地鼓励他，拼命地表扬他，表扬的实在没法表扬的时候，甚至恨不得写一首歌谱成曲子歌唱他、歌颂他、赞美他。目的只有一个，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都要做好事。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鼓励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好事做到底。那么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做错了事怎么办呢？应该接受惩罚，但是怎么才能惩罚他？惩罚他的前提是同情他、理解他，你得替他思考，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因为一般地来讲，你犯了一件错误、做了一件错事，我批评你、我训斥你，我的基本的出发点在于你错了，所以我有权利批评你。但是现在的做法是你错了，你为什么错了？如果你不那么做会不会就不错了呢？也许惩罚不是手段，理解沟通才是手段，我们经常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这个道理。
你注意这里边隐含了很多非常致命的一些观念，就是他的基本的出发点是要爱一个人，我们经常说仁者怎样呢？爱人。一个仁义的人一个心中有仁义有道德的人他基本的出发点是要爱人，爱人的前提就是要沟通要理解。
写到这儿忽然这个试卷，这篇文章就说了一句在我们看来有点极端的话，但这话其实不是这个作者本人写的，是他引了一部古书上的话，怎么说呢，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就是当一个人犯了罪，比方说他能够判二十年或者判个十八年的时候，当他拿不准的时候，你就那轻的，判他个十八年。记住啊，就是当一个人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可重可轻的时候你惩罚他，你先就着那轻的，宁可从轻。再接着下边这句话比较要命，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不如冒着要渎职的过失把他放了，也就是说当你一点都吃不准，这个人也许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你说这个人我心里可能明白他是无辜的，但是他现在又一时难以洗刷自己，你冒着渎职的过失的这样的罪名，放过他。
大家说康老师你这就开始胡说了，你这是违反法律的。你以为我们这不是法治社会吗？就在宋代那也是法治社会。难道能随随便便把可疑的那种犯罪分子放走吗？这个试卷立刻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早想到了，这个小伙子非常聪明。他怎么说呢？他说鉴于这种情况，他有个基本的理论的立足点，说奖励不奖励都可以的情况下我奖励你，这叫仁慈。惩罚不惩罚都可以的情况下我惩罚了，这叫残忍。这就是说爱一个人可以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是怎样的，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基本的看法是信任，并且你认为人之初的确性本善，人都是本性是善的，只不过有的被蒙蔽了，没有被发现。还是人之初、性本恶。也就是世界的本来是美好的，还是世界的本来是丑恶的，这将取决于你该奖励的时候，可以不奖励的时候，你是奖还是不奖。你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的时候，你想不想惩罚。所以看上去好像是在论述你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是在探讨你的人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官员、作为一个领导，你将怎样看世界，你将怎样看待你身边的人。这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头写到这个份儿上，相当厉害。里边有一结论性的话叫：“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无论怎样仁慈都不过分，但如果滥用了刑律，滥用了刑罚，那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什么呢，他说“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你无论怎样的仁慈都不过分，因为你就是再仁慈到已经糊涂了，就象刚才说的，把人都放了，你是个君子。但如果你超越了刑律的边界，开始滥用刑律的话，你就是个残忍的人，你就是人道的敌人。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就是他指出来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做人做事的根本的点应该是立足于忠厚仁义，如果一旦立足于忠厚和仁义和爱人的这个理念，那么也许一切的矛盾和障碍以及冲突都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我们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一切执政者、一切执法者他的根本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根本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一个人，也不是要奖励一个人，而是要培育一个人、教育一个人、爱护一个人、鼓励一个人走向更完善，扶持一个人走向更完美，所以这篇文章梅尧臣看得很准，这是一篇关于人性的文章。
画外音：梅尧臣不愧为与欧阳修齐名的古文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的诗人，他以独到而精准的眼光选择出了这篇堪称典范的试卷，可是当梅尧臣把这份试卷让主考官欧阳修一起查看的时候，欧阳修却在这份试卷中发现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就是这个失误导致最终这篇试卷没能夺得第一名的成绩，那么这个失误会是什么呢？这篇试卷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康震：
梅尧臣拿着这个文章找欧阳修，这作文真好，人性的光辉和深度，看看吧。欧阳修看了真不错，就是有个问题，这里边有一个地方我看了我不太了解，他用了一个典故，他为了说明这个仁爱的、忠厚的...就是他总得举点例子吧，你不能空论对不对，他用了个什么典故呢？他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尧舜禹这都是我们知道的上古最好的“皇帝”（霜风注：此处应为“圣王”或“首领”）。尧帝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司法官叫皋陶，皋陶判刑说这个人要死罪，报上去，连续报了三次给尧，尧说宽恕他吧，说了三次。至于最后怎么着，我也不知道，这文章里头也没提。反正就那个人说要杀三次，尧说不行，得宽宥他三次、宽恕他三次。所以天下的人都怕皋陶，说他执法太严。都非常地乐见尧帝，认为他用刑很宽。以此来证明古往今来的圣君们，他们都是在用这样一个很宽的尺度用刑的。
欧阳修是什么人呐，这时候的欧阳修刚刚五十岁，一代文宗，诗、词、文、哲学、经学都是非常博大精深的。看了一眼，这哪儿来的这么个典故？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没印象啊。他问梅尧臣，梅尧臣说何须出处？这还用得着出处吗？都写得这么好了，这不就占了几行字的一个事吗？不用出处，道理讲明白了，那么多的考生，整个考试院里边就六、七个考官，时间紧、任务重，又负责任，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究说这个典故怎么回事，没有时间细究，只是看了一眼觉得非常醒目，问一句。欧阳修想可能自己看书的时候看漏了，没看过这一骨碌，是吧，给过去了。但是当考官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个文章的时候，大家一致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好文章确实是好文章，但是欧阳修心里边犯嘀咕，这文章写得这么好，很像一个人的文章，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一想这个文章看起来写得这么好。思想这么深刻，这么深刻的年轻人应该是曾巩。但是如果把曾巩弄成个第一名啊，榜要是露出来的话别人会说自己有点徇私舞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典故到底是在怎么回事，虽然梅尧臣说何须出处，但是这典故如果将来公布出来别人问起来没个出处，很麻烦。思之再三，最后给他命名了一个第二。然后把这卷子哗一翻、一看，跟曾巩也没什么关系，（作者是）眉山苏轼，苏东坡。他这水平肯定是第一名的水平，因为水平太高了，因为没有出处，所以落了一个第二名。一出来这榜，欧阳修就跟梅尧臣说，
“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家伙肯定是他知道在哪儿出来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肯定应该知道。后来完了，考完了以后这不是按照规矩都要、考生们都要去谢自己的座师嘛，对不对，像欧阳修，凡是这帮考中的，（欧阳修）都算是他们的座师。（苏轼）他去致谢的时候，欧阳修问他，说皋陶和尧帝的“三杀”、“三不杀”这典故从哪儿出来的？苏轼说，你去看《三国志·孔融传》里边的注，那里边有，去看吧。欧阳修去看，翻，翻了一遍没有，看《三国志》翻烂了都没有，孔融就让梨了，也没见着他跟这孔融有什么关系啊，没有，里头没有皋陶。苏轼说，哦，没有啊，没有那就对了，我这是“想当然尔”，我想的。他没有说我编的，就说“想当然尔”，这是原话。怎么个“想当然尔”呢？为什么要去找孔融呢？苏轼说，曹操灭了袁绍，把袁绍的儿媳妇袁熙的夫人就赐给了曹丕，他的（嫡）长子。孔融听说这件事情气急败坏，就去找曹操，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灭了商国，就把纣的那个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头发都立起来了，说我也是读书人，没听说过这个啊，没听说过周武王把妲己赏给周公了，这根本就不搭着的这事。孔融说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从今天你的行为来判断当年周武王也会这么做，你们是属于一个逻辑的人。苏轼说，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我也是想当然，以这个尧帝和皋陶的作派，因为皋陶在历史上他就是一个执法很严的人，而尧帝就是一个什么呢？是宽于用刑的一个人。以此来推断，想当然尔，他就会这么做。您看怎么办吧，我已然把名次拿到了，第二名在手里攥着，您横不能给我夺了去吧？
所以看起来不是欧阳修记不得了，而是苏轼在编造，而且其实不是苏轼在编造，苏轼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知识性的错误，第一，皋陶并非尧帝的手下，而是舜帝的手下，尧舜禹，他是舜的手下。第二，你要说苏轼完全记错了，也不对，就这“三杀、三不杀”这个事历史上真的有，但是，不是在尧帝的身上发生，也不在舜帝的身上发生，跟皋陶更没关系。据古代的一部书《礼记》的记载，周公的家族里边有人犯了法，法官抓住了说这个人要砍头的，周公说不可，饶了他吧。那人说，不饶。饶了他吧，说不饶。就是饶跟不饶弄了三次，后来判刑的人就不问周公了，走了，处理了。周公派人追上去说，一定得饶啊。那人说来不及了，已经那什么了，此人已经跟你告别了、永别了。
那显然，苏轼在这个问题上是张冠李戴了，首先，他把皋陶的领导弄错了，弄成尧了。第二呢，他把周公的事情安在了尧和皋陶的身上。第三，当欧阳修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他也许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再去查这个典故，也许他一直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典故的用法是对的，也许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出现了知识上的混乱和错误，但是他死硬地挺着，为自己的张冠李戴做了辩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苏轼来讲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把事情论证清楚了，这叫知识出现了错误和混乱，但是思想没有出现错误和混乱，思路反而变得异常之清晰，这就是天才。当然你可以说他背着牛头不认赃，但这没关系，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至于考证之类的小事，就由学者们去做吧。
画外音：苏轼是中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全才型文人，也是北宋时期继欧阳修之后最重要的文坛宗师，正是欧阳修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的独具慧眼，让苏轼一跃龙门、金榜题名，而随后通过阅读苏轼的文章更是坚定了欧阳修奖掖后学的信心和决心，那么，欧阳修在阅读苏轼文章后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在众多的考生中，他为什么对苏轼青眼有加呢？
康震：
那么对这么个“想当然尔”的学生，欧阳修会保持一个什么态度呢？那如果是，比方像我这样的老师那就会勃然大怒，然后把书全部翻出来，专门给他补上文献学这一课。欧阳修是
“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
欧阳修在这件事情过了之后，退下来回到家以后跟别人说，不得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会读书，也不是一般的会用书，此人将来必独步天下。也就是说，这人是一个天才，他横空出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任何知识的框架的约束的，因为他自己能创造知识。这样的人就是跟欧阳修一样属于宗师一派的人物。在给梅尧臣的信里边，欧阳修说到自己读苏轼文章的那样一种特殊的心情：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书】
说我读苏轼的这个文章，我冒汗啊，不停地在冒汗，当然不是因为吃了康泰克冒汗的，不停地冒汗。快哉快哉，太痛快了，这文章读的。我呀，我这个老头子要给这个年轻人放出一条路来，让他出人头地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可喜可贺呀。在跟别人谈论苏轼的时候，他甚至说，
“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朱弁【风月堂诗话】
你记住我的话啊，对面不知道坐的谁，老张、老吴还是老刘，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不会有人再记得欧阳修了，他们统统地都会记得苏轼这个名字。这一年苏轼不过二十一岁的一个渺渺乎小子，而欧阳修已是朝廷之重臣，五十多岁的人，大他三十多岁呢，以这样的资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辈分，你想连苏轼的父亲苏洵都受到欧阳修的推揄和奖掖，用这样大尺度的赞扬的话来推举奖掖苏轼，那真不是个寻常的事情。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们一生当中能获得这样大力的推举呢？很难啊，有的人两辈子三辈子都碰不到。苏轼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当时文坛上最著名的人物真诚的、甚至我们听起来是夸张的这样一种推掖。
欧阳修为什么如此地欣赏苏轼？难道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告诉你，就这篇文章就够了。这篇文章里边有很多的元素是欧阳修拍案叫绝的，是跟欧阳修的思想以及文章的风格是完全契合的。这是两个天才的相遇，而并不是徇私舞弊的结果。
苏轼在刚才他的那篇作文里头，他的一个核心大家已经听出来了，他是要倡导仁政的，他倡导仁政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奖不奖的时候要奖，能罚不罚的时候不罚。这个（对）欧阳修来讲简直太要命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欧阳修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他是由他叔叔养大的。他的父亲欧阳观虽然去世得很早，但是他的作派给欧阳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父亲去世六十多年以后，欧阳修在给他父亲和母亲写的墓志里边特别地提到了一件事情，这当然是他母亲告诉他的，那时候欧阳观在四川的绵州做军事推官，是一个州府的幕僚，负责处理一些基本的案件。有一个晚上，郑氏，就是欧阳观的夫人，看到她的丈夫坐在桌子跟前在批阅公文，他拿着这个公文、拿着这个笔呀，举之而再三，一会儿叹口气，一会儿把笔放下又拿起来，一会儿又叹一口气，始终不能下笔，看上去非常之为难。他夫人很关心她的丈夫，就过去问他，说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这欧阳观叹了口气说，我手里这桩公文是一个死罪的案子，我非常想给这个案子里边的罪犯找一条活路，我找了很久还没有找到。他夫人郑氏就说，一个人犯了死罪的难道还有活路吗？欧阳观说，当我们接触到一个死刑的案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是否可以为这个人找到一条生路，找到一线的希望和可能性。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作为一个法官，和死者都不会有遗憾。有时候真的能找到，甚至可以推翻原来的判决，重新判决。如果不想方设法用一切的努力为这个死者找到一条生路的话，死者就是死了、去了，他也是怀着怨恨而去。欧阳观是个很小的官，他没做过什么大官，去世得很早，但是他的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地给欧阳修以很大的影响。像刚才我说的，苏轼在那篇作文里头所表现出的那种观点，那跟欧阳修的父亲的作派以及跟欧阳修本人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欧阳修会如此地推掖苏轼，如此地欣赏苏轼，不光是因为刚才讲的那些“想当然尔”，而是有很深层的原因。
画外音：欧阳修作为一位名满天下的主考官，能够精准地预见到苏轼这位后辈考生未来的前途，并如此不遗余力地赏识，除了两个人在个人信仰和思想上比较吻合之外，声气相投，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欧阳修和苏轼在文章的风格和文学的主张上到底会有怎样的契合呢？
康震：
欧阳修写文章是极为反感雕琢的，他反骈文、反对太学体，就崇尚这四个字，简易自然。就是我写文章很简单、很平易，自然而然地写出来。你像刚才苏轼写的这篇作文，我从头讲到尾，就没有大家听不懂的地方，非常地平易，就是翻成白话文也非常地顺畅。后人评价欧阳修的文章和苏轼的文章说，“苏文如海，欧文如澜。”苏轼的文章像大海一样浩渺无迹，一个猛子扎进去半天出不来，等出来的时候基本晕了。欧阳修的文章波光潋滟，看上去是那样地清澈，同时又丰富多彩。所以“苏文如海，欧文如澜”，这彼此之间是声气相通的，看到了苏轼的文章，欧阳修怎么会不喜欢呢？肯定非常喜欢。
苏轼自己回顾被录取的过程深有感慨。我跟你说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苏轼在给梅尧臣的信里边说什么呢？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们的名声，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叫欧阳修，他的作派就是韩愈和孟子那一套，他是他们的信徒。还有您（梅尧臣）是跟随他从而游学的，您跟他是一拨的，我都知道。我很想见你们，但是我没有这个资历，因为我小的时候学的那些东西只是为了能够求取一个官职的，我学养太浅薄，我没有机会见到你们。我自从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我也没上你们的门槛去过，等到参加礼部的考试，这才知道您跟欧阳公亲自主持考试，并且把我录为第二名，我听说欧阳公很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我的文章有孟轲之风、孟子之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苏轼【上梅直讲书】
因为我不写世俗流行的文章，我能打破格局，所以欧阳公录取了我。
“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苏轼【上梅直讲书】
我自从来到京城，事先没有请任何人为我请托，没有任何人为我跑关系，我听说你们的名气已经有十多年，闻而未见，一朝得见，便为知己。
这二十多岁的人写给他们的，我现在写的文章，一朝得见，我就跟你们结为知己。你就想想欧阳修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个小子？他的那个文章里边透出的气息，绝对不是一般的文章家的气息，他给人家（梅尧臣），这还不是主考官，这是助理考官，写一封信，说我跟你是知己。你还没怎么着呢，你原来只听说过人家的名，现在人家把你录取了，你怎么就能说你跟他之间是知己的关系？就是知己。我就这么认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欧阳修说三十年后没有人再会说我的名字，他看出这小子的苗头了。苏轼说：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苏轼【上梅直讲书】
写得好。说，我想人生在世不可以苟且富贵，但也不可以跟贫贱之徒为伍，如果有大贤大德之人，我能从其游，成为他的弟子，就做够了。我们在一起十来个人走在大街小巷里，有人在边上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说，啊，这是些君子啊，这辈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你看，一篇作文，一对知己，还有预言三十年后的一代文宗。我们经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认为那后浪是新浪，前浪是旧浪，所以李敖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说的是，那后浪是欧阳修，前浪是谁呢，是苏轼。后浪把前浪推到沙滩上，是为了让他看到大陆的风景。所以我觉得像欧阳修和苏轼这样的师生之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的关系，就像苏轼自己讲的，成为了知己。不过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欧阳修这个浪不但能推苏轼这样的文章之浪，他还能给皇上把这家务事洗刷得干干净净的。他高升了之后，多次介入皇帝的家务事，并且“力断之”，又展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特有的素质，这就是我们下一集所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欧阳修在担任参知政事之后，遇到了好几件十分棘手的政治难题，这些难题都是事关皇帝的家务事，也是事关国体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错综复杂、难上加难的难题，欧阳修将如何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十集《力断皇帝家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