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上-洞箫独奏
九一八事变又称柳条湖事件、奉天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此后，中国国民党在东北开展地下党务工作并支援、资助东北义勇军的抗敌活动；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人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松花江上》是由人民音乐家张寒晖作词作曲的。为缅怀他的事迹，2002年，在纪念他百年诞辰之际，西安人民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
九一八事变备忘录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后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枪杀）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共产革命的形势来了。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 ……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力。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与蒋介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