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副校长：不管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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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读人生
《宦读人生》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没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乐读记》
读书改变人生，却往往很难说是哪一本。当然某一本书也会对人生作用非凡，特别是经典，“辛苦遭逢起一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古今相同，但更经常塑造人生的还是持续不断的广泛阅读，是不同年龄、不同境遇下的随缘涉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博览群书中反省经验、变换气质。所以古人特别主张“读万卷书”，主张“饱读”。
不仅是读闲书才有乐趣，读有用的书也会意趣盎然。其实只要心志开阔，有对万事万物浓厚的兴趣，读“闲书”也会很有用，读“有用的书”也可以不离性情。马克思的文字汪洋恣肆，恩格斯平实深厚，列宁神采飞扬，他们的理论都是可击节浮白的好文章。
我还记得上初二时读《列宁选集》欣喜若狂的心情，列宁那种再三下定语的句式，那种极而言之的语气，那种斩钉截铁的设论，都使我羡赞不已。当时是在油灯下朗读列宁的文章，觉得这样的大好文章不朗读不足以表达热爱的心情。后来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论课，读到“元气淋漓”这个词，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了列宁的文章。
马克思的文章洋溢着一个伟大“先知”的豪迈，他的思辨与逻辑更血肉饱满。我其实特别喜欢封面是黑底红字的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版本的译笔很放得开，译得情采跳跃，我觉得是深得马克思的笔意。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房门口的书架上，有时进书房随手抽一本来到书桌前，随便翻开读上几页，都会多有新得，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套老书翻开来纸色黯淡，也觉格外亲切。
我曾向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建议，修改马恩著作的译文可否设定“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特别是对大家耳熟能详、出口可诵的语句，如果不是意思真错了，最好是不要改，可此可彼的译文最好是仍旧，不要轻作无谓的字词改动。改动那些早已入脑人心的警句真是让人痛惜，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稳定性。而且最好要特别注意保留马克思的文采、文气，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不应是放在图书馆备查的文献，而应是在人间流布的火种，有文方可行远。我作此建议的心情特别强烈。
中国的古书读来则很有亲近感。古书既是母语，也是“语母”：今天用的字能在古书中找到真切的出处，有时意思略同而又有微妙出入，一下子增加了对这个字的理解，有悠然心会之喜，这个字以后再看见也有了新的色彩。写文章时会不自觉地化用一个字词的古义，让现代汉语的文章中透出些异样的气氛，感到很自得，也算是对古人.种新的发扬吧。
古书中的字词有时特别入骨，状述一个情景、一种情态特别贴切、准确，让人怦然心惊，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用词则常常涣散无力，达意而已，说不上传神。重温古人遣词让我们对母语有新的觉悟，于现代生活的匆忙中体会到古人的细察深思，也意识到我们守护语言的责任，应该经常淬火保持字词的锋利。
读古书也是件轻松的事。古代的经史也不是高头讲章，多是故事，很好读。《论语》是一部回忆录，有情节，有场面，生动得很，所以孔子的话就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人心里去。学生记孔子言行也不搞“三突出”，很家常，仿佛是无心记下的见闻，一时不是很高大的形象也都不省略。“子见南子，子路不悦”，估计是嘀咕了一些难听的话，孔子脸上就挂不住了，赌咒发誓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否则“天厌之”。
这一个细节就让我感到《论语》是可信的，对孔子那些听来调子很高的夸奖大概也是写实的。《论语》笔调，平和自然，悠哉悠哉，一读就读进去了，两千多年之后也好像是在从夫子游，变成了他的学生。我是当年批林批孔时开始读《论语》的，那时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从这样的本子入门肯定不会有对孔子的神化问题。惟其不神化才更能得其真义，才更能秉持素心体会其价值。那时都称孔子为“孔老二”；现在平心而论，“孔老二”虽然不敬但也不恶，不像称林彪为“林贼”那样狠，也使圣人有了些烟火气，不隔膜。
《论语》还有个好处是一条一条地不连贯，这样随手翻开就能读下去，没有非得正襟危坐的压力。《孟子》可以说是一部游记，写孟子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当然主要是说了什么话、怎么说的。孟子说话很冲，滔滔不绝，是用食指点着人说话的样子，语调昂扬。他把一套道理说得很完整，算是有点理论性了，但因为语气充沛也不觉得枯燥。
孔子对学生说话也大都和颜悦色，孟子对国王说话却经常疾言厉色，显得很可爱。孟子周游可以说是谋职也可以说是跑官，拔高点说是为了“行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求于人，他却仍然用这样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语气，可见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真的。《孟子》有青春气，少年时代读有同怀之感，现在读则有对少年的羡叹。本应是古人为老，我辈为少，但有时情景恰恰反转过来；从古人处汲取得少年精神，也是读古书的一种奇缘。
虽说经史难分，但读史还是有读论孟所难有的体验。中国古史记载的多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他们其实与孔、孟这样总是候补的士大夫看问题角度有别，行事也不同。史书记载的事更真实、更残酷无情，更反映惨淡的人生，也更能反映惨淡人生中的英雄与圣贤，是实践着的善恶，比单纯口说心怀的善恶更结实。大学时代读《通鉴纪事本末》，常感觉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事件往往是沉痛的悲剧，事件的展开又环环相扣、密实压抑，真有“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慨伤。
后来读《资治通鉴》本文就缓和了不少，一个大事件中又夹杂着许多不甚相关的小事情，可以冲淡一些，换换心情。今天说起“案例教学”我总想起《资治通鉴》，每一页都是大大小小的案例，一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是什么态度，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都很完整，作政治训练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我有时想这书取名叫“鉴”，比作镜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以史为鉴”是老生常谈，但真正细想起来还是感叹比喻得真是好。
读史难免是把自己放到里边的，读到险恶而内心悸栗，读到忠直而肃然起敬，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非“鉴”而何。纪传体史书要更活泼一些，不是以国家而是以个人为传主，有个人的命运，有更丰富的喜怒哀乐，更鲜明的面容。
读史决不仅仅是学得经验，还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增进觉悟。说读史是修身一途，也不仅仅是指阅读中内心激浊扬清的是非判别，还指的是心智与境界的扩展。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高亨写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或许只有“掌上千秋史”，胸中才能有百万兵。
日常读史会感到心胸开阔，放眼一千年、两千年的历史，不禁豁然开朗，身边的些小恩怨还算得了什么。读史也加深我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了解，祖国每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关系我心。自将磨洗认前朝，牧童拾得旧刀枪，茂密庄稼、新起楼群下的土地曾经历无数故事，步行走过生出无限的珍惜之情。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祖国的历史，我们就是古人预言和期待中的人物，在履践并修正着从前的因果，我们要在今天的四海风云中把祖国引向光明。
古人说“右史”“左图”，其实不仅仅历史，所有的学问都与地理相关。读地理著作别有喜悦，“游记”、“风土记”、“岁时记”，但看书名就让人心驰神往。《徐霞客游记》我有两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社的增订本，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民国时期丁文江编本，都字大行疏，无事读来特别休闲，徐霞客笔下的山川古道、桃花杨柳，仿佛就在我眼前伸展。地方史志也可以看做是地理文献，出差到陌生地方，夜晚在旅馆的灯下读当地的志书，挥笔圈点，也觉得乐莫大焉
《关于精神》
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惟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愁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典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及人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惟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而有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断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
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竟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无论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情的平和，都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也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地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情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然而，到了今天，我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活下去，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我不要感伤带我去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竭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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