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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 张新颖：说出我要说的话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张新颖（拍摄时间：1999年）
196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釜山大学交换教授（2002年），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荣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的后半生》，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我的批评观
说出我要说的话
张新颖
这个时候来谈“我的批评观”，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许正是最坏的时候。这本是一个老题目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不少的师长和同道都认认真真地谈论过。可是现在我扪心自问，我的批评观是什么？却说不出个一二三来。这真是走到末路了，以至于有人说“批评家”三个字应该把“家”字去掉，只保留“批评”。这诚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是并不解决问题：只保留什么样的“批评”呢？建议者未必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方案，我当然更想不出来，所以我说，干脆连“批评”也一块儿去掉吧。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针对的只是我自己，我还没有狂妄到敢对整个行当指手划脚的程度，尽管对这个行当指手划脚的人一直不在少数。即使是我自己，也心犹不甘：如果已经走出了很可观的里程，再走不下去也就勉强算了，可现在的情形是还没走出去一两步，不过刚刚开了个头，怎么就到了末路呢？我这样说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反复地探问过自己以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在那很有些情绪化的表述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和立场：对批评不自由的拒绝。这种态度和立场多少有些走极端的倾向：如果从事批评就意味着一定要接受这种那种不自由的话，我情愿连批评一道放弃。这样想来，倒是可以用最基本的原则来标明我的“批评观”了，那就是：说出我要说的话。
我以批评的形式要说的话，就一定不同于作品和作家要说的话。作品要说的话就是作品本身或包含在作品本身之内，作家要说的话尽可以自己说，实在不必要自己真诚地觉得自己好却一定要等着所谓批评家来替自己说出来，那等不及又憋不住的样子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掩饰都不会太好看。如果伟大的作品和作家一定要认为批评是寄生的，是寄生的就要为寄主服务，那这样的批评不要也罢。如果批评本身就存着这样的意识，心甘情愿做服务员，乃至于有时候还不免为自己的服务到位而得意的话，那就一点儿戏也没有，彻底完了。
批评的不自由除了来自批评所置身的这个日益糟糕的环境的力量之外，还来自它自身发展出来的一些成规。没有自由的表达，哪里会有批评呢？看看我们的批评吧，从词语、句式、语气、结构，能感觉到多少自由表达的精神呢？如果批评的成规和我的“说出我要说的话”的这一点最基本的个人坚持相冲突的话，我愿意我所写下的文字不被叫作批评。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并且还能保持足够的兴趣的话，我将用“说出我要说的话”这一方式努力去胀破成规的捆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我过去没做到，将来也未必做得到，但我会去尝试——去尝试写下一些不仅不符合外部对批评的要求，而且也不符合批评自身要求的文字。
本来对于写作而言，自由表达的要求才是第一位的，而写作的方式和类型是这之后才产生和划分出来的。如果能够“说出我要说的话”，不是批评和批评家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出”的不是“我要说的话”，是批评和批评家又有什么意义？抛掉批评和批评家的帽子，顿然产生一种广阔的自由感，再伟大的作品你也可以不读了——只此一点就够欣喜的啦。相对于人的自由而言，批评家的责任是多么可怜啊。谁都可以要求批评家读作品，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要求批评家来读，批评家从来就没有理直气壮地反驳过——不读作品，怎么批评呢？对极了，不读作品，不能批评；可是不读作品，不批评也是对的吧？可是又有人说这是批评的沉默、缺席、失职等等，我觉得这说得真对，因为“说出我要说的话”另一层意思就是：不说我不想说的话。
但是且慢。“说出我要说的话”虽然低调，仍然问题丛生——“我要说的话”真的就是“我”要说的话吗？“我”是一个可靠的个体、主体、统一体吗？想“说出”就“说”得出来吗？会不会自以为在努力“说出”，“说出”的却并非“我要说的话”而又不为自己所察？会不会在挣扎着“说”却喑哑失声？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审美批评的原创性：生存根基的畅现与心智的交流
——关于张新颖的文学批评实践及其理想的通信
刘志荣
新颖：
你好！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你的文学批评的概论性文章，没有想到一下笔，才发现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平时读书养成不求甚解的恶习，再好的文章读过之后也搁置在一边，懒得再去仔细搜求，即使触动很深的文章也不例外。而你从1987年就已经开始文学批评写作，屈指算来，也已十多年时间，这中间一定有些曲折变化，若不详加考察，难免笼统浮泛之讥。好在你的重要文章都已收集出书，集外的文章我手头也都有打印件，为了写这篇文章，就又翻出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大体上可以把握住你的批评思路的发展过程，而且由此又引发出许多需要跟你交流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想法。为求方便随意，所以采取通信的方式，不周之处，尚望指正。平时聊天，你常常谈到人们对于批评和创作关系的误解：一方面在某些保持陈旧观念的人们眼中，始终以为批评应该指导写作，让文学批评承担它无法承担的职责；而在搞创作的人眼中，又常常有另外一些误解，以为批评是创作的附庸，再好的批评也不过是“二度写作”，最近的极端说法甚至把批评家称为“食人腐肉者”。这两种观念都无法对批评持一种平常心的看法，这在这个方生未死的浮躁年代，其实不足为奇。你说批评既不高于创作，却也不是创作的附庸或者奴婢，这其实也是这个“无名”时代一般的严肃的批评家的普遍观点——你的过人之处是对批评的原创性的要求，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一样，同样是基于自己的生存体验面对时代发言，只不过批评家恰好选择了批评这一写作方式。自然，文学批评总要有其对象，但在你的这种“平常心”的批评观中，批评家与作家并不是一般误解的那样“出主入奴”的依附关系，而是——套用巴赫金的术语——一种“对话”关系，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与生存体验，批评家与创作家发言，这种发言有“相合”的地方，构成对话关系中难得的共识，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不相合的地方——双方由于自己的视界的限制，难免有局限的地方，反过来说，也就是各有“见对方不见”之处，那么在这种基于不相合基础上的“对话”“争论”“辩驳”也就提供了真正的思想更生的契机。我注意到你最近的《中国现代意识的初始：章太炎的例子》，其中谈到章太炎现代意识产生时“依自不依他”的特点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的章太炎也处在世界之内，我们就不能否认对此问题章太炎的见识与尼采的见识具有同样的现代意识意义上的探讨价值，同时我们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一个熟读尼采甚至奉行尼采哲学的人，在尼采面前可能是一个不能以主体身份站立起来、开口说话的人；同样，一个能够跟尼采思想进行对话的人，也并不必须是一个深受尼采影响的人。”①你的这篇文章是学术文章，不属于狭隘意义上的批评文字，所讨论的也是两个思想家的关系，移用到这儿可能不太合适，但我从中注意到的是其中折射出的你对“对话关系”中参与者“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的理解，而一般的误解总是企图取消批评的主体性，但在这最基本的一点被取消了之后，对话过程中的真正思想产生的契机也就同时被取消。那些称批评家为“食人腐肉者”之徒，也就是一方面企图取消批评家的主体性，在做了这番手脚之后，反过来给批评家加上这种“恶谥”，不可谓不霸道——不过现在这种霸道态度正流行，反而是你那种清醒的对话态度常常被忽视甚至遗忘，但这些是非得失都可以不去管它，千古文章从来存真不存伪，时间的大浪淘沙终究会使“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其实“对话关系”也还只是批评家最基本的态度，就你对批评的原创性的要求以及你那些充满了丰盈的“感性”与敏锐的“直觉”的文章来说，用“对话关系”这样的外来词汇形容总觉得还是有些隔膜。因为你的这些文章，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与思辨——当然在这些方面你也做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你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投入这些文章之中去了。这样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对话关系”中的共存互补，而是把自己的那些甚至还没有化为语言的感觉、情感、体验也投入了进去，这在一般的批评腔浓厚的文章中常常被排除。这样，超越于一般对话关系之上，你与批评对象更发生了一种“共振”关系——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上，共振常常产生远远高于施予者所发出的力量，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发生共振的事物倒塌崩溃——我觉得你的那些看起来非常感性的文章所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力度。用中国传统的词语形容就是“冥合心会”“欣然有得”。我特别看重的是其中的“欣然”二字，因为从你的这些文章确实读得出在写作时的欢乐与兴奋。在平时的言谈中，常常会听到你在很兴奋时所发出的与众不同而又确实很到位的意见。与此恰成对照的是你的沉默，与前者相比，这也许是你更经常出现的状态。——我常常怀疑，你对热闹的大庭广众以及文坛各种喧哗的争论避之唯恐不及，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之心存不屑——我揣测正是因为这种沉默，你才保持了心智的清醒与感觉的敏锐。你的那些为数不少的批评文章，也许依赖于为期更长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事情。我注意到你最近的一篇《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所昭示的精神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你引用伊藤虎丸对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解说，他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外来权威而非自己或民族的内心。”重要的是你对其中引申出的精神立场的共鸣：“‘本根’的确立和个人的主体性建设，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辞，是完全不足恃的。”②在这种精神立场上，“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所引申出的含义就是要求在评论写作时，批评对象必须经过主体内心的磨砺，以至把主体自身中最深切处的东西也引发出来。你之所以与这种解说发生共鸣，从长远来看，也是由来有素，这种精神立场与你自己的那些感觉、情感、体验也完全投入了进去的批评文章其实内里是相通的。对你来说，批评也许就是这样的不依靠“引进的西方观念”与“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辞”，而是“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进行的“‘本根’的确立和个人的主体性建设”？可是，要在现在这个时代确立“本根”，彰显“白心”与“神思”，真是谈何容易!如你所言：“即以我的同龄人而论。出生于60年代，走过80年代，进入90年代的世纪末，本来身上带着各自不同的印记，可是经过知识、文明、商业、城市、国际等等统一话语的大洗礼之后，大家都成了差不多的‘新人’……有的连‘芯子’也彻底更新了。我们像扔掉什么令人羞愧的东西似的扔掉初始的一切特征，我们在发了疯似的加速前进的时代列车上追逐正确的思想和生活，一任抛下的‘白心’在滚滚的车轮下碾碎，看不到丝毫的血迹，感不到些微的伤痛。”③你这段话用了“我们”这个词做主语，在认同之中显得特别沉痛，虽然其实比起大多数人来说，你已经保持了更多的“白心”；否则你那些最好的批评文字如何解释？不过我也明白你这些话并非矫情，从你的文字来看，你在写作中恢复“白心”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92—1993年对你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年头，在此之前，你一直注视着当代文学中带有先锋精神的一支，这些文章当然很有新意。可是到了1992、1993年，你才写出了那些与批评对象交融一体的饱含着自己的生命体验的评论文章，有的确是把自己最深刻的体验都投注了进去。这样的文章像《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大地守夜人——张炜论》《不绝长流——再说张炜言及张承志》《乱语讲史 俗眼看世——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无意义世界》《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纪实和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我个人比较偏好《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大地守夜人——张炜论》两篇，从这两篇文章来看，你的最先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审美直觉的敏锐与完整，以《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而论，你对《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天》的审美分析已经叫人击节叹赏，况且你又是用“美文”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的。在此基础上，你既注意到史铁生身上“不执不固，不躁不厉，阅尽万象，汇于一心”的“调整自我与命运的关系，力求达到一种平衡”，更注目于另一种超越了“平常心”的“非常心”——“它以最真实的人生境遇和最深入的内心痛苦为基础，将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邃更显生命之大”，“此时的史铁生，不再从平常心发出韵味悠长、宁静致远的浅吟低唱，而代之以激情与精神的伟力，呈现出的不再是一个漫步者的形象，不再是静观的柔顺与和谐，而是昂扬若狂的生命的舞蹈”④。这样来描述史铁生小说所传达的境界当然很准确，不过我觉得你分明是带着一种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来阅读与评论的，所谓“平常心”的消解痛苦的智慧，与“非常心”的昂扬若狂的生命之舞，其实针对着的都是你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欲舞而形单影只，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这样的提问所代表的“个体存在的孤立无助”，并不仅仅是空泛的“困扰现代人的基本问题”，而更有可能是你自己真切面对的问题，才能使你有这样的深切交融的审美体验。更值得注意的是你在这样的文章中所显示出的审美批评所能够达到的境界。曾经有人说：“近百年来，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文学评论者和文学史家，都迫不及待地要把文学行为和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资源，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⑤，这话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过也还是指出了一个直到现在也还非常严重的倾向，在此绝不是要否定这种功利化倾向的现实意义，但是还是应该指出这种倾向对某些更基本的东西的遮蔽。审美批评绝对不是小道，而是直接与我们生活的感性方面与生存的根基息息相关的，不妨说它是一种在心智的交流的基础上对我们的生存根基的畅现——而这种生存根基常常是被种种时髦的理论话语所遮蔽的，即使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也常常会不幸成为各种时髦话语施暴的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以“白心”为基础的审美批评的去蔽作用就显示出其重要性来，况且审美批评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去蔽，它更引发出批评者自身最深切的体验，从而在交流中达到一种新质的创造。移用你对“平常心”与“非常心”的分说，也许能够更加恰切地形容这种审美批评的境界，一种是平常心状态下的“物我合一”的自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去掉了自己的骄矜浮躁之气，“实现对客体的趋赴与让渡”。在一种神秘的契合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而在这种融合达到一定的状态后，主体自身的创造性也被激发出来，于是在一种“非常心”的状态下，狂歌曼舞，实现一种精神的高扬与升华，以至可以与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达成一种会合。对于审美批评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我看来也是你的批评的理想，而你一直为达到这种境界而努力，譬如你对史铁生的《礼拜日》的叙说：《礼拜日》的分量由我看来并不在表达出诸如渴求人与人之间沟通而达到存在彻底自由的理念，其分量在于宏大的时空架构，在于在这种时空架构中表现关于生命的一切。迁徙的鹿群，北极圈附近的冰河，狼与鹿不动声色的心智较量与肉体的殊死搏斗；一个男人为了寻找的长途跋涉，荒漠，魔笛，书，灿烂的星空和一种达观的领悟；自由是写在不自由之中的一颗心，彻底的理解是写在不可能彻底理解之上的一种智慧；少女，老头，花开花落，悠悠万古时光。在这样宏大的时空架构中，生命不是缩在一个小角落里庸庸碌碌、自生自灭的过程，生命无所不在，他能够以精神的超越性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境界。并不是任何单独的存在方式都能够以如此宏大的时空为背景，也并不是任何单独的存在方式都能够将心气与激情充盈于如此宏大的时空。以时空之大显个体生命之大，以宇宙之辉煌显人生之辉煌，这实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非常心之投射。“天上人间，男人和女人神游六合，似洪荒之婴孩绝无羞耻之念，说尽疯话傻话呆话蠢话：恰幽冥之灵魂，不识物界之规矩，为所欲为。”⑥这确实像陈思和老师所说的“很难再区分哪些是理性的分析，哪些是主体的自我体验”，“这类精彩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一种诗。只有当评论主体读作品如同读生活，完全沉浸在对生活的感受里，才能达到这种主客体亲密无间的抒情”⑦。回头再看你对批评的原创性的追求，可以说，正是由于对生活的深切感受才促使你强调批评家与作家是处在共同的语境中面对世界发言，在写作的开始，他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你的批评实践证明这不但不是悬得过高，而且证明批评可以达到与最好的创作一样高的境界。但这种境界的批评必然要求对批评对象的严格选择，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人“冥契心会”“欣然有得”的，也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够有这种提升人的精神的力量。我在上面说1992—1993年对你是重要的年头，因为在此之前，你一直以“先锋批评家”的面目出现（此点后面还要论及），而在这两年，你的批评与另外一些更大气的作家作品相遇，才进一步成全了你的那种主客观交融一体的审美批评的品格。我注意到你说在写《大地守夜人——张炜论》时有一种“复活的快乐”，这可能是只有《九月寓言》这样优秀的作品才能够给人以这样的欢乐。所谓“复活的快乐”，在我的理解中正是对你所说的“白心”的彰显时的欢乐。对此来说《九月寓言》无疑是一种召唤，一种返回本根的召唤。“‘本根’的确立和个人的主体性建设，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⑧，《九月寓言》所表现的那种从苦难与贫穷中升华出来的诗意，那种大地之上流动着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种天地化生的大境界，却恰恰是从最实在、最平凡、最朴素的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这些不但都被你所注意到了，而且对你来说也是最亲切与最熟悉的，只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最亲切、最熟悉的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这是很尖锐的不容自己回避的追问。不过我注意到在这追问中，交融着痛苦与欢乐。在审美批评的过程中，批评家阐发作品，作品反过来也刺激、改造批评家，对于《九月寓言》这样的大作品来说，后者的作用当然是最主要的。但这对批评家来说，与其说应当感到惭愧，毋宁说应该感到喜悦。我很欣赏你在真正的大作品面前的谦卑，正是在骄矜之气完全被排除后，那种来自“本根”的召唤才会被明晰地接收到，才会有那种回家的欢乐、升华的欢乐，自然这也离不开你以自己的生存体验为基础。不过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忙于追逐进步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忘记了自己生存的根基，越来越忽视“大地”的召唤，反而在无根基的生存之中迷途忘返。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审美批评在心智交流的基础上对我们的生存根基的畅现的意义才更加引人注目地表现出来。一方面，我们在虚静的状态中畅现了自己的“白心”，另一方面我们的“白心”通过作品的引导与我们生存的根基——大地交流，正如你所说的：正是跟大地重新建立起根本性的关系，才能使自身不能“完整”的人间“完整”起来。而意识到人是大地的生物或器官，是大地之予，才能进而破除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迷障，放宽视界，看到大地的满堂子孙，再进而反省人类在整个结构中的恰当位置，反省人类对待自我之外的生命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大地养育万物，而人类只是其中之一，丝毫也不意味着人类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恰恰相反，对大地的亲情和尊重正引导出对自我生命的亲情和尊重，同时也特别强调出对大地之上其他生命的亲情和尊重。⑨生生不息肯定不是孤立的个体的特征，它归从于一个比我更大更长的流程。让生生不息之流从自我身上通过，也即意味着自我的消融和归从，我不再彰显，因为我是在自己家里，我与最深的根基恢复了最亲密的联系。我不再彰显但我心安气定，我消融了但我更大更长。原来自我也像本质一样，也不应该是一个坚硬不化的核，个性和卓尔不群只能突出一个孤单的势单力薄的局限之我，要获得大我、成就大我就不能硬要坚持个性之我，让生生不息通过我充实我，我才活了。⑩这样的段落很难说是诗还是哲学，总之它们具有原创性写作的一切特点，而没有人们一般所认定的属于“二度写作”的文学批评的隔膜与浮泛。回过头来看你1992年以前的批评，关注的一方面主要是当时所说的先锋作家，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主义与香港、台湾文学。后者的作用也许主要在于学术训练的意义，而前者颇能说明你的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对文学新质的重视。你说，“我一直是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关注当代创作的：当代创作应该为文学提供新的质素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并非所有在当代写作的作家都可称为当代作家，也并非所有的当代作品都是当代文学。这种观念既是文学史的观念，也是反文学史的观念”，其实就反映了这一点。不过同是强调文学新质，你的解读还是与别的批评家不太一样，而显示出对解读的新意的强调。譬如你分析博尔赫斯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关系时，从博氏赋予幻想世界的本体价值入手来分析他与马原、孙甘露、余华、格非诸人的关系，关注的中心不仅是博氏对他们的影响的程度，更在于“中国先锋小说通过对博尔赫斯的接受给文学带来了何种新的意义”，指出博氏的“虚拟和幻想的新空间”对务实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不可小视的意义；又如你指出马原与中国传统的观感传达方式的历史感通，这到现在也还是不失新意的见解，而且它们也显示出你对文学史的宏观驾驭能力，能够在广阔的时空中考察某一作家的新质。另一些文章，如对残雪的“对恐惧价值的消解”的发现，对吕新的“弥漫性文本”的概括，则直接显示出你的感觉力的敏锐。不过读你这些属于先锋批评范围的文章，总觉得还是有些隔膜，不够过瘾。这一点你后来在文章中也有所谈及，即“先锋文学”作为一种反叛性的文学，本身就是“为争取自由而不自由的文学”，它们在逻辑起点上设定了一个反叛的对象，于是不得不受这种“自我意识中的对象性”的制约，它们是尖锐的，但“不具有包容性和大气”。批评对象自身的局限也必然对你的批评写作产生限制，而且为分析“文学新质”你就必须保持理性的清醒，这也不容易产生像你后来的文章那样的生命体验完全投入、主客观交融的效果，所以在颇具新意的同时会显得不够从容、大气。这也许有些吹毛求疵，不过还是能够看出1992年之后你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境界。这不但表现在那些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中，尤其表现在你的那些短小的批评文章中。这些文章抓住作家作品的一个主要的特征，着重于它们所能给文学以及生存的启示，要言不烦，入木三分，在批评的艺术上可以说已近化境。文章俱在，毋庸征引，我注意的倒是你把这些特点也引入到现代文学研究中来。在这门已经趋于规范化的学科中，像你这样的既充满感性、又很有概括力的文章读来颇有清风拂面之感，如你为《陈独秀印象》写的序言，拈出他的“酒旗风暖少年狂”与“孤桑好勇独撑风”两句诗，陈氏一生的狂气豪情都跃然纸上；又如你从《胡风回忆录》中拈出他与萧军、萧红深夜赛跑一件事，胡风严肃的战斗精神之外不太为人所注意的“赤子情怀”也就有了很形象的表现。除了这些短文，在正规的学术论文中，你的这些特点也很明显。由于对当代文学与当代现实的关注，你的这些论文虽然坚持了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但在客观的分析中，字里行间却灌注了你的当代情怀，像你对章太炎现代意识产生时依自不依他的特点的概括、对王国维早熟的现代意识与在现实生存上难以承担这样的重压以至不断变动的过程的分析、对鲁迅身上“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精神的仔细解说辨析、对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接受现代主义与抗战时代的关系的发现，都可以说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带着你的现实感受的影子。不过一则你的这些论文所从属的大题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尚未完成，二则这已溢出当代文学批评的范围，此处就不多谈了。拉拉杂杂已经写下了不少，但要总结你的文学批评，还有两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一是你对精神领域自主性的强调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沉默与拒绝的意义的重视；二是你对威胁我们的生存与“表达”的陈词滥调的警惕，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学批评的个人文体。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都基于你对真正的原创性的精神生产的重视：一方面要在“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而真正的“思想”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强调思想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写作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今天强调“困难的写作”的重要性。提出前一问题的主要有《精神领域自主性所受到的围困》《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你受《自由交流》的启发不少，这本书的两个对话者指出了当代世界的一个倾向：“人们以时尚模式对待精神生活，将时装逻辑带进文艺生活，或者更糟，将政治逻辑带进文艺生活；保守集团一致行动，旨在制造某种思想氛围……”并且“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尺寸，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作用。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的外部表象，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实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不但“知识界本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新闻界的压力”，“而新闻业本身也受制于其他各种权力”；“知识分子本身越来越失去历史感和社会冲突感，却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你的强烈的现实感让你发现“域外现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现实文化环境中有那么多可以印证之处”，“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峻急，代表了你的性格与思想的另一方面。你一直把这个问题追溯到鲁迅的《破恶声论》，其中鲁迅把那些把持新的思想作武器、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的“无信仰的知识入”斥为“伪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的“无信仰”的“伪士”却越来越多。每天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许多“正确而新潮”的思想，这种思想却没有与他们自己的心灵发生摩擦。但这种失去基本的现实感与真诚性的思想，不仅在现实中成为“几乎无所不在的压力，甚至成为”“包藏了恶意的”“批判的武器”。你对这种“伪士”的态度颇为峻急，你问道：“我们在空洞的词语、抽象的概念里兜圈子，这样的知识游戏真的很有意思吗？我们就是靠诸如此类普通民众掌握不了的持续的知识游戏来维系所谓的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吗？实话说吧，我不相信那些丧失了现实感，没有个人切肤之痛的当代理论和当代讨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注意到你的这种拒斥的态度。一般说，拒绝总是被忽略的，人们注意的中心总是各种各样的表演，而不管这种表演是否具有意义。表演总归是不伤筋动骨的，无比轻松的，而你的拒绝最后导致的却是承担，而且绝非轻松的承担，而是要求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的承担。我尤其注意的是你从其中透露出的对现实，尤其是对我们周围日渐浮薄的文化现状的愤懑与反抗。对你来说，这种反抗同样是由来有素的，从你在《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中对那种“一无承担的文化反抗”的批评开始，你就自觉地走上了这一条路。在那篇文章中你写道：“文化反抗实质上正是靠所承担的文化重量来支持的，拒绝重量，等于拒绝了自我创生的根源。”⑪而形形色色的新的理论话语以及所谓的讨论，往往就是以拒绝承担为特色的，但在拒绝承担我们现实上与文化上的种种重担之后，他们还怎么可能真诚呢？而又怎么可能不对真正有所承担的人们不放出明枪暗箭呢？我觉得，对这种精神态度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亦即所谓“伪士”的再发现，可能会成为你对当代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你对“写作的困难”与个体自己的声音的强调。你在最近的一篇对诗人散文的讨论的文章中说：“在九十年代散文写作日益‘容易’、因而也就日益‘繁荣’的文化景观中，诗人散文‘出场’的意义，最简单、最质朴地说，就是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仍然坚持和维护写作的困难。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逐渐清晰起来、逐渐被意识到的事实：散文写作愈发困难了，这也是因为日常景观中的散文写作愈发变得容易了。”⑫对写作的困难的强调，既是对思想与感受的困难——如何不落入庸常思维的泥坑的艺术的强调，也是对我们的表达如何不落入陈词滥调，以致被其异化的强调。其实这也是你必然要走到的地步。你一直对环绕我们周围的陈词滥调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自我表达的困难保持一种警惕，有时甚至陷入一种无奈的状态、你说：“语词的‘模糊’与‘肿胀’已几近面目全非的地步，对它的恐惧在今天变得愈发突出了。生活也许变得日益轻松、容易、有意思，存在却更加困难、空洞、意义暧昧。我们可以作（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却越来越不能表达自己。”⑬这种对越来越模糊、肿胀的语言的警惕与无奈在你那儿形成了真正的焦虑，“我们”被语言所局限、所捆绑，在左冲右突中企图找出一条出路，在陷入最深的焦虑时甚至准备弃绝：“如果语言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家园。可是语言先我们而在而且不可能为我们所拥有，我们不得已和它发生关系就会被它反锁住，语言是我们黑暗又肮脏的牢笼。我们没有新工具，造不起来新房子。我们的存在既没有庇护又积满了历史和现实的尘垢，被莫名地捆绑。我们左冲右突、头破血流却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⑭回首世纪初，五四的英雄们不满“文言”的模糊、肿胀、暧昧、俗套而企图创造一种近乎透明的语体文，可是假使他们当初就想到语体文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也堕落成一种模糊、肿胀、暧昧、俗套的语言，不知他们是否还会有当初的那种豪情？这也是一切严肃的写作，尤其是创造性的写作必然要遭遇的宿命。要么激活一种病入膏肓的语言，要么沉默，在此二者之间别无选择。你的努力的方向是在一种拒绝交流的极端个人化的独语与能够与读者交流的语言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对你来说，批评写作与随笔写作相辅相成、在二者的交流之中形成一种容易交流的个人化的文体。在你最新的一本随笔集的最后部分，收录的全部是个人心灵的独白。这证明你有创造一种独白文体的能力，不过，在批评写作时，你必须面对外在的现实。这样你必须采用一种容易沟通的文体。你的随笔写作的理想也许可以说明你的批评文体的某一方面：“随笔应该是有关痛痒的，但是疼痛却并不一定通过叫喊的形式表达”，“随笔应该是一种个人精神的显现，但是显现个人精神的方式却不一定非得直接述说个人情境不可”，“随笔应该追求某种精神高度，它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它还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但它的所作所为都保持着为了达到这种高度而必需的精神紧张性”。⑮你的独具一格的批评文体在这种背景之下才将全部的意义显露出来。在批评中，通过与批评对象的相会，你的个人精神也慢慢地、持续地显现出来。为此，你拒绝旧有的与引进的理论术语，拒绝它们所提供的或者暗示的现成思路，因为它们都会遮蔽“本心”。在排除了各种各样的话语的遮蔽之后，你用一种坦率、朴素的文体来写作，在它的引导之下，进入作品与自己心灵相会的内核，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白心”与“神思”渐渐地彰显出来……这是一种美文的文体，也是一种个人化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容易交流的朴素的文体——也许还有必要提一句：所谓美文，其本来意思就是坦率、自然、个人化而又朴素、亲切，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也用到那些报刊上矫揉造作的文章上去了，真是一种语言的堕落。不过比起以上所说的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外，也许对你自己来说你的沉默反而是更为意味深长的。这种沉默表达的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表达的是个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位置。在《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中，你谈到沈从文所选取的个人在时代中的位置：“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时代挟裹一切的历史。从伟人豪杰到凡夫俗子，几乎都有一种唯恐被时代抛弃的无意识恐惧，大家自觉地追赶时代。自觉地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尽管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够呼风唤雨、引领时代，可是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波逐流。有普遍的不自觉恐惧和普遍的自觉追求的民众意识做基础，时代对人的影响、改造也就容易进行，而且进行得完全彻底，势不可挡。”而“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⑯与读你过去的文章一样，我寻找的是批评对象与你自己的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你写沈从文也就是写你自己，因为你确实认同于你所描述的他对时代的态度。我们所处的也是一个喧嚣的时代，这个时代比起以前也许少了一些看得见的强迫，却多了不少看不见的强迫与看得见的引诱，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立定脚跟，踏踏实实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与其他师友们都相信你是已经找到了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而且确实可以坚持下去的人。这个位置默默无闻，却可以实实在在为文化建设做点事情——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我现在明白，你所说的沉默与拒绝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而是一种自觉的承担，这种承担可以说是对现在越来越被遗忘的一种精神（因为伪士们的喧哗）的承担，你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大智慧、大勇气，如果我们无法获得地气、天启和神示，那么就让我们沉默。我们不加入现实的合唱。我们不在现实中存在但我们并非不存在，现实不是唯一的尺度，甚至现实根本不是根据和尺度。我们不要做现实中的话语主体。我们在沉默中孤独。”⑰看不到这段话里的真诚，看不到其中所暗含的坚守与承担，就会对你发生误解。唠叨良久，希勿生厌。并祝撰安！（刘志荣，时供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张新颖：《中国现代意识的初始：章太炎的例子》，载《大学》1998年创刊号。
②③⑧张新颖：《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载《作家》1998年第6期。
④⑥张新颖：《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见《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
⑤摩罗等：《重建文学史形态：必要与可能》，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⑦陈思和：《〈栖居与游牧之地〉序》，见《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
⑨张新颖：《大地守夜人——张炜论》，见《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
⑩张新颖：《不绝长流——再说张炜言及张承志》，见《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
⑪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
⑫张新颖：《困难的写作——述论90年代的诗人散文》，载《文学世界》1998年第2期。
⑬⑭张新颖：《黑暗中的声音》，见《歧路荒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⑮张新颖：《随笔写作的理想》，见《迷失者的行踪》，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⑯⑰张新颖：《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载《上海文学》1997年第2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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