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侧影 | 汪曾祺：“他是个好老头”
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第一位人选是老作家汪曾祺。之所以选定他，是因为他有聊头，别人也愿意聊他，广大读者也喜欢读聊他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中国作家网选取三篇文章中的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汪曾祺
关于猫
林斤澜
过了一两年，我们又随着一个笔会，坐长途汽车穿过四川腹地。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地区宾馆里，照例还是“苏式”建筑，空荡荡的廊道，大而无当的卫生间，现代设备欠缺维修，浴盆热水管生锈，马桶漏水，电门不灵，我们枯坐大沙发。曾祺问道：
“你那个猫，还没有写吧。”
“没写——不知道怎么写好，还没有主意。”
曾祺略略思忖，说：“就照你说的那么写。”
当时我想：这是个普通的回答，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都可以这么答复的。我没有再说下去，开始琢磨起我的猫来，曾祺也没有再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他也在琢磨着一只猫，他的猫。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南京《钟山》一个专栏之约，写了我的猫，六千字左右的短篇，题目是《紫藤小院》，主要在老头身上“延伸”了上下文。
刚印出来不几天，我到曾祺家去，一见面他就连声说：“写坏了，写坏了……”
我纳闷：怎么立刻看了？平常，他看刊物可不忙。
我还没有回答什么，他又缓和了说：“再写过，以后，以后再写过……”
曾祺自己有时候是这样的，放放，再写过。当时有别人在座，不明就里，把这个话头岔开了。
我好像立刻明白，这“写坏了”坏在哪里。原来动人的是猫的疯狂，现在却叫老头子的七七八八占了位置，岂不是喧宾夺主！这个宾若有光彩，倒也罢了，算作改换门庭吧。生活里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写作的灵感，好比闪光好比黄金。这个宾若没有光彩，不论贵贱在写作上都是黄土，黄土它会埋汰黄金的，这才糟糕。现在常听见叫喊水货、掺水、水分太多也大体是这么个意思。
像这些感想，日常交谈，不用特别盘问。
这篇《紫藤小院》读者反映不错，有的同行将它归到较好的作品里。我还是喜欢不起来，憋着再写过。
当真再写了，题目叫《中间》。很怪，也不好明白，想随便叫个“花猫”，最终也没有改它。这回写了猫，也还有老头，竟再添个造反女将。三者的命运都折腾到半疯狂，在疯与不疯中间凑合活着。
共三千来字，比前一篇少了一半篇幅，却多了个人，多了“中间”——都说不清的状态。也许“宾”更“喧”了，也许“黄土”更“埋汰”了。为什么反倒这么改写呢？我有我的“心得”。对自己的“心得”不怀疑，只怕是“得心”不“应手”，因此放在抽屉里。放了两三年吧，又到四川走了一趟，欠下了人情，就拿给他们了，这是后话。
发表以后没有听说什么，也没有拿给曾祺看，为的这中间又有件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色土”北京晚报副刊提倡小小说，组织北京作家带头写稿。汪曾祺写了一篇，题名《虐猫》。这个专栏先后发到一百篇告个段落，收集出本书，我帮专栏张罗过一阵，叫我写序。序言中以为百篇之中，《虐猫》堪当卷首。
《虐猫》字数才八百左右。写六十年代学校“罢课闹革命”，三两个小学生结伙玩猫，玩得刁钻古怪，好比用粘胶把啤酒瓶的铁盖子，粘在小猫四个爪子上。猫不但不能蹦跳，连在平地上走也要跌跤。街上开斗争会，把人追得从楼上跳下来或是将谁推下来，小孩子要把小猫从阳台上扔下来玩玩……
曾祺说，这猫在他心里七八年了，结果七八百个字打发掉。
曾祺明确主张“写小说就是写回忆了”，这里头有继承，有发展。他始终觉着小说和现实“同光”，全不可能。在他，现实还是“浮躁”，要经过沉淀，去掉“浮躁”——不等同人家说的“烟火气”。他强调说沉淀到像少年时的记忆，才写得自如。他追求美，追求和谐。
曾祺近年见老，身体不如先前。但文章更加平实、稳当。文气更纯，更净。这就十分难得了，有说更“淡”，我看还是在“纯”上更进了一步，写到七老八十的同行，当知此时“进”一丝半寸，也很不容易。
我还想再写我的猫，也想这回写篇“千字文”。但不想，也不能像他的猫那样。现实给我的感受总是复杂，还带来些迷惑。这可以说是基调吧。沉淀不能改变基调，若基调都改变了，就不是沉淀，是改变。感受生活的时候，基调总和灵感一起。人各不同，灵感不一样。这是写作这一行手艺中最本质的东西。
美，各各不同。因为谁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本质”。
各人只能走各自的路。各人的“胜业”能走到什么地步，那是各人的造化了。
汪曾祺家中没有宠物，全家都不养鱼鸟猫狗。
他是个好老头
何志云
汪曾祺会做菜也爱买菜。新华社记者杨飞摄
最初见汪曾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被越来越多的人和文章称为“老作家”了。开会请上前排，拍照坐在中间，也常见他带几分尴尬地在那里推辞。我生性怕凑热闹，便始终只在远处瞻望着他，连同围绕着他的那些风景。他当然够得上这样的“规格”，那时，他的《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小说，早已被文坛瞩目而令他声名鹊起了。但他自已，对此显然一直很不习惯。十年后，他在为自己的散文集《蒲桥集》写“后记”时还提起这件事：“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其实汪曾祺的天性，并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按正规要求活动的。而在那些轻松随意的场合，就会有一个更自然更率性，因而也更年轻的汪曾祺。
我正式认识汪曾祺是1987年与他一道去浙江桐庐。《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一些作家去那里访问。除汪曾祺外，同行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叶至善先生和中年作家韩静霆、韩蔼丽。桐庐是有名的旅游胜地，正值仲春，四处杂树生花、草长莺飞。一行人或坐船在富春江闲逛，或拾级登严子陵钓台，汪曾祺着枣红格衬衣，戴卡其布软帽，勃勃兴致中分外神采飞扬。吃饭时围一桌坐下，也不分老幼尊卑，坐哪里就算哪里。汪曾祺是江苏人，与浙江相去不远，又是文坛著名的美食家，筷子下到盘里，菜还没挟起来，故事已经让我们凝神止息了。叶至善先生祖籍也是江苏，又做了浙江人的女婿，说起浙江的风俗人情，更是如数家珍。两位都酷爱喝绍兴酒，每人每顿饭大抵都得喝一瓶“加饭”酒才能打发。汪曾祺对绍兴酒的钟爱，我至今未见有能望其项背者。我们后来去了杭州，安顿下来后，我去看望杭州的亲友。中午时分，在大街上远远见汪曾祺满脸通红地逶迤而来，跟在一旁的韩蔼丽见到我就叫起来：“你看这个汪老头，说口渴了，买了瓶绍兴酒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喝！”我想象他拎着酒瓶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喝的样子，觉得他一点都不老，实在是不老。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祖父有很多田产，但是生活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下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蛋能喝两顿酒。他很有人情味，也很有点幽默感。他一直免费为人治疗眼疾。有一回汪曾祺不停地打嗝，祖父忽然把他叫到身边，问：“吩咐你的事情做好没有？”汪曾祺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他吩咐过什么事。祖父哈哈大笑，说：“嗝不打了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性情中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又擅长体育，学过几乎各种乐器，至于做风筝养蟋蟀养鸟养金铃子这些玩意儿，在他更是雕虫小技。他画画很有点名声，画室里堆满了别人求画送来的宣纸，上面贴着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某某。”他画画只听凭情绪，经常是有兴致作画了，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汪曾祺十几岁起就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对儿子说：“我们是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做人的许多方面，承继的正是他祖父和父亲的禀赋。
十九岁那年，汪曾祺绕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人曾说汪曾祺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是冲着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去的，他则说：“我当时是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到西南联大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沈从文先生的课里。沈先生也很欣赏他，平时不但时常过从，而且连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都给他忘年交般的关照。他们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88 年沈先生去世。
汪曾祺进西南联大不久就创作和发表小说。他那时读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纪德、萨特，甚至伍尔夫、普鲁斯特，所以受这些作家影响很大。有一时期，他写的小说明显是用意识流手法，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大学毕业后，他在云南、上海等地教了几年书，创作小说也不辍，结集为《邂逅集》。大抵说来，他作为作家的第一个阶段就到这里结束。
说不尽的汪曾祺
何镇邦
其实，汪老在写美文与做美食之外，创造美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写字作画。他出身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也是位名士，并是高邮一带颇有名气的书画家。他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画练字，当然是从他父亲作画时研墨铺纸等服务工作做起，耳濡目染，少年汪曾祺也逐渐喜欢上了书画。他主要是画花卉，墨荷、紫藤、兰花等也是他画面上经常出现的，偶尔也画梅花、牡丹、菊花。1958年因错划“右派”被送到张家口地区一个农科所“劳动改造”后，由于在那几年中干的活主要是给多种葡萄喷洒农药，于是他熟悉了各种葡萄，近年来，他的画面上也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葡萄了。他画的葡萄，鲜鲜的，令人垂涎。汪老的中国画，大致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多有别致的题款。今年春节前，他乔迁新居，在他新居的厅堂里，挂着一巨幅的梅花图，颇有气势，题上了这么一首南朝乐府：“涉江采芙蓉，澜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情画意，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他的书房茶几上方挂着一条幅，是他六十八岁生日前所画，画的是黄牡丹，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不仅是写意的，且有点用象征，有点现代派的意味，不少鉴赏者视为珍品。今年夏天，我的一位在一家企业当老总的朋友请汪老过去玩玩，汪老饶有兴味地为他们的会议室作巨幅荷花图，题曰“风从何方来”，整个荷花在风中摇曳，具有动感，在场观赏者无不叫绝。汪老从少年时代到年逾古稀，作画不辍，本来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劳作之余的调节，今年乔迁新居后，身体好起来，心情好起来，画也就作得多了，而且画得更好了。据说，他正准备出一本画与文相结合的集子，入秋以来，正忙于作画，甚至放下写文章的笔，整日拿着画笔作画。过去，他随画随送人，似无什么积累，这一次，看来是想在中国画方面也有所积累了。
汪曾祺画作《江南可采莲》。
汪老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似更高，楷书、行书、草书、隶书、魏碑、篆字等各种字体，他无不精通，并时有创作。我得到过他的不少馈赠，有时当然是要求的。写字，似乎也成了他交游的一种途径。不少人是为了要写要画去找汪老的，而每次到外地参加笔会或讲学，汪老的字和画，不仅为他自己交了“饭票”，也为我们交了“饭票”。我目睹过几次他在外地写字作画繁忙不得休息的情景，我们都为他急了，他却安然地写着画着，满足所有求字求画者的要求。
汪曾祺的本行当然是作家，写美文当然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美的主要形式。对于他来说，作家才是他的正业，而美食家、书画家都是副业，都是作为作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
汪曾祺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在昆明郊区和上海教书，在北平流浪以至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业余时间也都创作了不少小说，并曾结为《邂逅集》出版。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将近30年的时间，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几乎是个空白，其间只有到张家口地区“劳动改造”后曾写过几篇。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真正成了气候，乃是在70年代末他年届花甲之后，他不意间发表了《受戒》，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十多年间，发了大量的名篇名作，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坛一大景观。对于他的创作，汪老喜欢有人称他的作品为抒情的人道主义，他说他喜欢这个“桂冠”。不错，无论是他早期属于新感觉派的作品，还是年届花甲之后的喷涌期的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贯通其间的一条线。在文学观念方面，汪老是比较开放的，他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又主张开放吸收其创作流派的手法；在文化上，他既重视传统文化，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主张熔中外文化于一炉。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学贯中西的极高的审美品格。
汪曾祺不仅搞创作，对理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文集中收入不少文论，都是相当精彩的，让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批评的人读了都受益匪浅。他的文论中，不少是为青年作家作品集写的序，他写的序不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应酬式的，而是在认真读了作品后有感而发的，因此大都有理论色彩。而他的文论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是评他的老朋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的长篇评论，不仅论点精高，而且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我辈之样板。一是谈论文学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的，其论点之精辟，使人听之茅塞顿开。说起关于文学语言的问题，汪老写过不少文章，诸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揉面”——谈语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等等，而最精彩的要算1989年初冬我陪他和林斤澜一起到我的故乡闽南讲学，有一天晚上在东山岛县城西埔镇街头的小摊上喝过“猫仔粥”之后同文学青年大侃文学语言问题的高论了，可惜那次讲话没有录音，未能整理出来，否则受益者将更多。
说到汪老的文学事业，不能只看到他的创作和理论，还要看到他对文学青年热心的关怀和扶植。他把培养文学新人看作自己事业的延续，因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汪老应聘为鲁迅文学院的兼职教授，对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花费了不少心血。每一学期，他不仅来学院为学员上课，担任学员的创作指导教师，而且出席每一期进修或研究生班的开学、结业典礼。1992年新年伊始，第七期文学创作进修班暨地矿系统文学创作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汪老在会上作了作家要做“通家”的讲演，他提出作家要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阻隔，沟通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渠道；打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阻隔，沟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渠道等“三通”的主张，对青年作家的成长具有指导意义。他不仅讲课、讲话，还同青年作家交朋友，为他们看作品，写评论，写序，并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打开汪老文集中的“文论卷”，可以读到不少为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写的序，其间倾注了他培养青年作家的心血。
汪老的为人与作文，讲究平淡和谐，追求美与真，因此他的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不仅对朋友、对学生，对家人也是如此。有人说，威信威信，有威才有信，汪老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威”，却取得了众多人的“信”，他的“信”不是建立在“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情与平和之上。在家中，他虽然是长者，但儿子、女儿以至孙女、外孙女都可以随意叫他“老头儿”。他崇尚“多年父子为兄弟”，我在他家中观察过他与儿女之间的言谈，完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有点戏谑和幽默，他从此感受到天伦之乐。朋友之间，无论年长年少，关系亦然。因此，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同他在一起感到随意和快乐。当然，过去因为贪杯，常常引起家人的批判，我有时也加入这种批判。大家说他，甚至取笑他，是为他好，这一点他很清楚，于是每当大家批判他时，他或沉默，或微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接受批判。在喝酒问题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及汪师母的严加管束，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只是去年春发现身体不好，医生下了禁酒令后，他才下了决心忌酒，白酒一口不喝，只喝点葡萄酒之类的所谓“色酒”。这种忌酒相当自觉，坚持了近两年。有一次，他的小女儿问他为什么可以自觉禁酒，他坦然答道：想多活几年，再写点东西。
汪老是个布衣作家，有很强的平民意识，他从不以名作家、老作家自居。对家人、友人如此，对保姆也是如此。去年底，由于师母病了，家中无人照顾，家里找了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保姆，叫小陈。对这个二十出头称他为“爷爷”的小保姆，汪老也平等相待，尊重她。不仅教她如何做菜，如何做家务事，在吃饭时还为她斟酒。我有几次在汪家吃饭，和老头一起喝点葡萄酒，他总忘不了也给小陈斟上一杯白酒，他总是说，小陈能喝点白酒，并劝她也同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陈在汪家生活得愉快，俨然小主人一般。这同汪老待她如家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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