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 | 要看到一个更加深沉全面的泰戈尔
闻中引言 ◎
最近的一个答问录，于上海的一家教育杂志分两期刊出，内容是关于诗人泰戈尔。泰戈尔，这位从印度古老的奥义书和吠陀经中缓步走出的神一般的人物，是近代史上的奇迹之一，他有着上帝一般的面容和天籁一般的音响，他以一册薄薄的自译的英文版《吉檀迦利》在欧洲文坛现身时，使得欧洲那些狂妄自大的诗人和文学家们目瞪口呆，他们从此窥见了文学领域中的一个终身无法企及的高度，著名诗人叶芝读到泰戈尔时连连惊呼：“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是的，这就是泰戈尔，与老子和释迦牟尼一样地无穷无尽，他覆盖了那个时代，也将预示着覆盖此后的所有时空。
1924年，他应邀来到中国，以先知的语调告诉这些同为东方文明的子民的中国人：在西方的物质主义浪潮的强大攻势之下，一定不要被虚假信条形成的废墟和泥沙堵住自己悠久的文明之河，这不仅有益于某个民族，而是有益于整个世界。好象是走到了今天，人们才幡然醒悟，重新开始反思泰戈尔当年那忧郁的声响，而那一年，他离开时的表情却是那么地伤感。我们试着打开《吉檀迦利》的第一页，开始阅读神秘芳香的语言：“你已使我的生命无有穷尽，这样做是你的欢乐，我的主人。这脆薄的杯盏，你一次次地清空，又一次次地斟以新鲜的生命。这小小的芦笛，你带着它翻过高山，穿过河谷，让它奏出永新的旋律。”
《教师月刊》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入“印度学”或“梵学”这个领域的？
其实，按照印度人的因缘法来说，助因确凿是不少的，然不宜细述。其中最关键的主因，也许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某种精神性寻找。时间大体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彼时，我大概是厌倦了西方的某种文化言路，也放下自己所热爱过的卢梭、伏尔泰与狄德罗等人的启蒙思想，也因深受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基督教的一些著作倒是延续了一些岁月。但不管如何，那些时候已经开始阅读起了各种东方的典籍。
因为那时候得书不易，寻觅期间，也曾跑往全国的各大城市，去寻找合适的书籍来阅读。其中最震动我的，就印度而言，古典之作有《奥义书》与《薄伽梵歌》，现代之作有室利.阿罗频多与泰戈尔。
我大概是在1993年前后，买了张保胜先生翻译的《薄伽梵歌》与徐梵澄先生的《五十奥义书》，但直至九十年代最后面的岁月，才开始了较深入的阅读。虽然那时候也读西方的《浮士德》与《神曲》等。
张译的《薄伽梵歌》可惜是略本，语焉不详，直至许多年之后，遇见印度的辨喜尊者之恢弘胸廓，它才对我发生深入骨髓的影响。《五十奥义书》更不得了，虽然其语意深藏而形式晦涩，然一旦领会其中的一点点微义，辄立即充满生世之勇气，这里面有生命源头的至高秘义，精神高迈，远远越出尘世间之种种知识俗谛，堪称雄风浩荡，力扫千军，是破除一切迷信、一切软弱的有力武器，以亲证人类先天秉有的神圣性。
受徐梵澄先生的影响，自然会研习圣者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的著作，后来才知道他的人生轨迹，是基于印度伟大的瑜伽士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的启发。
彼时，室利.阿罗频多正处于人生低谷，实为明夷于飞、垂翼狱中的艰贞期。他苦读《薄伽梵歌》未解，而于冥思中，居然得去世多年的辨喜之启示，遂有后半生走上了闭户南印度海，开始于著名的法属殖民地本地舍利（Pondichery）的修道生涯，终而入乎无穷之门、游于无极之野，终成正果。所以，就此而言，将辨喜尊者引作室利·阿罗频多真正的生命导师，实在无妄，虽于前者逝去多年之后。
此后，我在浙江大学研读博士学位，主攻对象就是这位近代印度最具世界性影响的辨喜尊者，他是罕见的精神界之一流豪杰，几乎是凭其一人之力，重振印度精神，重振最古老的吠陀宗教与天竺文明。于此，他是先知式的人物，他知道人类的灵性饥渴，知道印度的意义。
我暗中以为，就近代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与较量当中，他应该就是“东学西渐”第一人。完成了对他的一些综合思想的研习之后，我曾有幸远赴加尔各答，拜访他于恒河边上的涅槃之居，先后也曾翻译过他的几本代表作，在商务印书馆、湖南教育出版社等社出版。有兴趣的朋友，自可找来阅读之，尤其是《行动瑜伽》，或许会生出意外的惊喜来。
徐悲鸿作品
02.
问：你应该就是在“印度学”的这个大框架内，与泰戈尔结缘的吧？在你看来，这与经由文学、诗歌的路径来认识泰戈尔，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时代的诸种潮流当中，谁也未能免俗。譬如我，最初阅读泰戈尔，一样是出于某种流行的文学趣味，自然与所有人一样，都会喜欢上那些充满智慧的短句，譬如《飞鸟集》中出现的那些箴言，像“上帝期待着每一个人从智慧当中重获他的童年”等，十分耐人寻味。
但是，这样来了解泰戈尔的深邃境界毕竟是零碎的、肤浅的。况且，泰戈尔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也一定是那举世公认的《吉檀迦利》。故而阅读他的该部诗集，这亚洲第一块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诗集，才是我个人心灵史的一个大的事件，他给出的103首诗歌中，几乎每一首献歌，透过文学语辞的背后，都有对我心性上的点醒与翻转，其中有几篇，更具革命性的意义。
这一部诗集的用语，保持了罕见的纯粹与精神上的明亮，吟诵之间，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令人心神俱醉，迷恋至今。
只是缘于当日所读的译文，毕竟非熟谙梵学的译家，作为非文学的那一部分精神，感觉起来尚有一些朦胧。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泰戈尔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的角度；从世俗的层面，还是从神圣的层面，其诗篇当中的神圣性诉求与世俗性关怀确乎是彼此敞开的、相互照亮的。
这就是诗翁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与宗教家的恢弘立场，而不是简单的出世间的隐修士、独走一条世外的小径。虽然，泰戈尔始终有着极高昂的灵性境界。
如果我们还有了一番幸运，能够了解一些于东天竺弥漫与激荡着的那些极热烈、极畅美的宗教诗篇，那些人性与神性的相会，一起建构起宇宙大戏场的利拉（Lila）精神的话，我们也许会更深地参透泰戈尔的圣者心胸，这里既有奥义书式的智慧，即追问生命第一义谛的大问题——“我是谁”，同时，还会呈现出胸臆大开而极富情味的生命哲学，开出一幕幕天地神人、四域辉映的宇宙大剧。
这些就远远超出了文学或修辞意义上的追求，大体是直追宇宙本体，叩问神居何方的一种究彻心源的精神品质。从而建立起一种阔大的心肠，不但接纳了人世的欢乐，也接纳了人世的悲苦，不但接纳了生命，也一并接纳了死亡。
一句话，大体类似于德国人尼采所谓的“热爱全部的命运”。于是，收获不惊不怖不畏的气概，不惧怕生死海的永恒无尽的轮回。《吉檀迦利》的整部诗集，几乎都遍及了这样的主题，堪称气象万千。
泰戈尔在清华大学
03.
问：两年前，你翻译的《吉檀迦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6月）。在“序二”中，徐达斯先生对你的译本有很高的评价：泰戈尔“不再是戴着月桂之冠的田园诗人，而是显露出了圣者的面容和觉悟者的道袍”，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泰戈尔”。
在这本书的后记，你特别谈到，作为诗人的泰戈尔，指向“自我证悟”；作为教育家的泰戈尔，指向“服务社会”，即改造社会、改进文化。
将徐达斯先生的评价和你的阐叙联系起来理解，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吉檀迦利》有不少中文译本被公认为“传世精品”，但它们所呈示的泰戈尔，并不是完整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一个伟人最郑重打造的真正作品，始终都是他们的现实生命。譬如像泰戈尔这样的伟大诗人，文字世界只是他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呈现，虽然这一部分最能够摧毁时空的阻挡，也最为世人所知，故而也是最重要，流播最广远者。但我们需要记得，这些毕竟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的表达。
确实，在印度的文化里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当致力于两个使命：第一、自我证悟；第二、服务社会。他们认为，没有前者，后者是盲人；没有后者，前者是瘸子。
如果我们不怕挂一漏万来概括的话，那么，就泰戈尔的现实人生而论，所谓的“自我证悟”，就是一位生命的歌者，即诗人泰戈尔的诞生；所谓“服务社会”，即社会与文化的行动者，或教育家泰戈尔的诞生，俾以实现做教育以服务人世间的初衷。而且此两者，也都兼备无穷尽的供后人言说与深入的可能。
徐达斯先生是我的精神同道，专攻人类史前文明，对古印度的文化和瑜伽哲学皆有独到而深入的理解，兼之学殖丰赡博洽、悟力远届天人，中西冶铸，梵道会通，我以为，他是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之后，或可承其余绪，并把印度精神说下去的当代中国学人。
他为我翻译的《吉檀迦利》诗集所写的序言独树一帜，以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巴克蒂（Bhakti）传统为此序文的背景与源流，溯清了泰戈尔诗篇里，彼种宗教精神之来路，此在汉语学界，道人之所未道，言人之所未言，其文堪称弘篇炬眼，得此文增辉，更是深以为幸。
不过，我们说了，这些都只是对泰戈尔的部分表达，他的生命比这些都远为丰富，故不能就此而走得太远，对“圣者的面容和觉悟者的道袍”的过度强调，容易把泰翁误会成了一位远离世俗世界的修道士。
我之所以重新翻译，确实是想开掘出一个崭新的、非文学的泰戈尔，即建立一个圣者泰戈尔的精神形象。然而，我们要切记的是，这些亦不算真正的泰戈尔。
关键是要看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深沉全面的泰戈尔，一个入世与超世两不相悖的泰戈尔，以前或偏于此岸，或偏于彼岸，无论是纯文学、纯诗，还是纯宗教、纯思，皆是把大格局的泰戈尔弄小了。
总之，泰翁比这种想象中的生命要博大、要恢弘，他本身就是一整条阔大的河流，含摄了两岸，也含摄了源头与末端。即便就其文学，甚至是诗歌而言，他也是很难穷尽的。
04.
问：如果说中国教育语境中有三位大家最熟悉的外国作家、诗人的话，那么，泰戈尔肯定是其中之一。除了语文教材，泰戈尔的诗歌更是课外读物的热门之选。那么，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人、中国的孩子如此喜欢泰戈尔？
泰戈尔被中国人、被中国的小孩子所喜爱，是并不奇怪的。虽然他也同时被世界人民、被世界的小朋友们所喜爱。论影响力，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教育的进程当中，泰戈尔确乎具有独特的地位。我想，这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泰戈尔的思想中对童真、对孩子、对自然的本真精神，始终充满一种赞叹与崇拜，这是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他为此还特意为孩子们写过不少的诗集，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应该就是《新月集》了，这原先是为他天才早逝的二女儿拉尼而写的。他的心思惊人地细腻、敏感与清新，所以，特别能够触动小孩子、还有那重获童心或童心未泯的成年人的心。
其二，泰戈尔对中国怀有一种特别的深情，他曾三度拜访中国，因各种原因，唯第一次是公开的访问，时间是在1924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报纸写着，“何殊春神下降，新佛临凡！”而他自己却非常谦虚，原话是这么说的：“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于是，跋涉了一万里的海程，抵达了中国。
其实，诗人的父亲、祖父也曾先后来过中国，但是，他们虽然在印度威名赫赫，在中国毕竟是一个普通的旅者。泰戈尔则不同，他自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已经成为了世界诸国元首最尊贵的座上宾，况且，他自己也一直想续上中断了一千年的中印之友谊，他曾颇为感慨地说道：“两国之间的那一条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千年的荒草。”
藉此，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心胸与远见。可以说，自佛教于印度衰落以来，印度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优秀而又声名显赫的文化大使，赶往中国来，试图缔结新时代的文化友谊。
泰戈尔于1940年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他还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是写中国记忆的，其中有这样几行，云：
这样的一份深情，确实是后佛教时代的印度人身上不常见的，甚至，他以为自己的前辈子就是中国人云云。我们知道，这话不宜当真，但显然都是一种情感的真实表达，故而赢得了一百年多来的中国人之好感，赢得了更多人们的敬重，也收获了无数小孩子们的心灵。
泰戈尔在中国
05.
问：据我们观察，在当前的语文课堂上，泰戈尔诗歌的教学，往往比较关注其世俗性关怀，对其中的神圣性诉求及宗教指向，则有所忽略甚至是无视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泰戈尔的诗歌在语文课堂当中究竟如何呈现，这原是教育、教法多元性的命题，我以为是不宜规范为一种声音的。何况，诗翁确实极是博大。
去年，我曾为一本介绍泰戈尔与阿根廷的奇女子奥坎波发生的晚年柏拉图恋情的书写过一个序，里面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分享在这里：
所以，若是从世俗关怀的角度进行解读，一点也不违背他的精神世界。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需要关心其中的“神圣性诉求及宗教指向”，尤其是像《吉檀迦利》这样的宗教诗。至于目前的这种教育现状之形成，其原因，我想大体决定于如下几点：
其一，被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决定，因为我们是以日常现世为中心的生活；
其二，被中国人的教育观念决定，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延伸，宗教所指向的理想，或彼岸精神，不是我们思考生命价值的重点所在；
其三，被我们的学术视野决定，因为，我们对泰戈尔的研究，始终在较浅层的地方展开，深入他的精神世界最幽深地带的作品，目前看还是极少、极稀罕的，学术研究尚且如是，于是，基础教育者所得到的资源，那一定是更为匮乏，这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往深处讲，这也是源于我们对印度整体文明的不了解，我们大多数人或许还以为印度所提供出来的就是佛教的文明呢，殊不知，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逝去一千年，而吠陀以降的印度教文明却源远流长，泰戈尔就是印度教文明孕育出来的现代最杰出的精神代表。这也是他的诗歌之所出、思想之所蕴的精神背景，不可轻易忽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