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何从不提与鲁迅同窗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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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难得君

民国短暂，大师辈出。

鲁迅自然不必多说，我们几乎都是从小读他的文章长大。

今天提到的另外一位大师，大家可能很少读到他的文章，因为他主要的成就在史学、哲学、语言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他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却是众人皆知。

没错，他就是陈寅恪。

他和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被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中四大哲人；他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他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从左到右：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陈寅恪1890年7月4日出身于湖南长沙，系名门之后。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眼界开阔，敢于变革，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官拜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时，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

名门公子，家学渊源，却丝毫没有纨绔之气，埋首书斋做学问，自甘寂寞，学问功底在整个民国学术界无人出其右。

就连梁启超都说：“我梁某著作等身，不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北大校长傅斯年称他“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这位名满天下的年轻大师，与我们熟知的鲁迅，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1902年，陈寅恪三兄弟剪去辫子，留着短发，负笈东瀛求学，入日本弘文学院，这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这一年，陈寅恪年仅12岁。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左）、陈寅恪（中）、陈衡恪（右）三兄弟

这一年，21岁的鲁迅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而同行的就有陈寅恪兄弟。

俞明震是鲁迅的老师，又是陈寅恪兄弟的亲舅舅。他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

鲁迅对开明的老师俞明震和陈家兄弟的印象都很好，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

“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鲁迅与陈家兄弟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

弘文学院，1903年摄于东京

当时鲁迅已经已经21岁，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26岁，字师曾，著名美术家、全才艺术家）交往甚密，终身是好友。

而陈寅恪当时年仅12岁，在鲁迅眼里就是一个小弟弟，尽管小弟天资过人，但毕竟年幼，很多观念、想法和鲁迅还存在着年龄的代沟。

鲁迅取得了弘文学院的毕业文凭之后，于1904年9月8日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当时，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东京成为革命者的天堂，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后来很多成为民国的高官。

但是，陈寅恪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学日语对具有语言天赋的他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他更多的精力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

他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他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后来的弘一大师），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才华横溢的李叔同此时还没有对革命心灰意冷，是同盟会的骨干。

陈寅恪与李叔同常常一起参加一些艺术活动，他全力支持李叔同编辑《音乐小杂志》，并为杂志撰稿，两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书画和音乐。

1904年，陈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考取了官费留日，然后再次到弘文学院学习。

陈寅恪是特立独行的，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数年之后，三位当年的同窗后来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鲁迅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李叔同皈依佛门成为一代佛学宗师，而陈寅恪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独领风骚。

“绍兴府中学堂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纪念”，1911年春摄于绍兴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陈寅恪

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民国的名人圈很小。1926年，36岁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鲁迅妻子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陈寅恪与唐筼一家

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陈衡恪）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陈寅恪不提及鲁迅的原因，到了他晚年才透露。

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因此，很少有人知道陈寅恪和鲁迅曾经是同窗好友，而且，对于留学期间的一些往事，也极少对人提起。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满，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

最后还是友人帮忙，将陈氏一家从火车的窗户口拖将上去，才有幸赶上南下的火车。

到达西南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而托运的书籍也在长沙悉数毁于战火。

即便如此，陈寅恪依旧通宵达旦、备课写作。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陈寅恪在一间透风的茅草屋里，就着小板凳，对着一口大箱子，写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字字珠玑，足以藏之于深山。

陈寅恪与唐筼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其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并为其配好副手，虚席以待。

陈寅恪两度辞谢，但考虑到英国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能为其眼睛提供一丝希望，陈寅恪才答应就聘。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失守。

被困香港的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食粥不饱，卧床难起”，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陈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便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1948年冬，陈寅恪拒绝飞去台湾。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到了南国任教。

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上为学生授课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的所长。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带着满腔的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劝说陈寅恪重返北京就职。

汪篯用“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老师，引起陈寅恪勃然大怒，对着汪吼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作出了答复，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当时发此议论，能不被整肃？

但到了六十年代，风声渐紧，陈寅恪被学生指为反动派的祖师爷。学生们说: “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

陈氏夫妇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他自知必死，乃预制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大陆学术界的一代大师，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先生而已。再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禁令人涕泪交零。

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为防走散，关注微博@我是难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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