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边穷】延安庙沟：没讲出来的故事

背景：

    1992年3月去陕北，从西安到延安到榆林，原计划写5篇稿，省市县乡村，一级一篇。庙沟村这篇是村一级，榆林治沙是市一级，佳县那篇是县一级，全省的一篇是写文物保护，只有乡一级的最后没写出来——南泥湾（乡）去了，印象太差，找不着落笔的地方。

  榆林治沙、佳县印象两篇，因为获过奖，早好几年就重新录过（1996年以前都是手写稿）。庙沟村这篇，昨晚准备发公号才在见报29年后第一次重新看，用了一个半小时重新打字录入，值得——那时没有摄影，文字描述留下了那个年代的一幅幅景象，也算珍贵了。

-老照片翻拍——笔者1992年3月在延安-

，

先看文章再讲故事

-199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四版头条-

弃耕还林才8年

——庙沟村的变迁

本报记者钟嘉

  庙沟村，陕北山沟里的一个普通山村。全村102户，512口人。

  江泽民总书记来过庙沟村，那是1989年。9月正收获，满山苹果树坠着硕果，果香溢乡村。村干部向江总书记汇报村里的“三五”规划：“一五”到1990年，全村要达到人均800斤粮，600元钱；“二五”到1995年，粮得1000斤，钱得2000元；“三五”到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当时江总书记说这个数字保守了，1995年就该达到5000元。村干部点头称是，私下里却担心搞不上去，心里很难受。1991年过去，村里实现人均收入2000元，这下凭共产党的党性说话，村干部承认，1995年实现人均收入5000元不算吹牛。

  庙沟村属延安市枣园乡。从红军北上抗日到延安，50多年里，村里最苦的日子是1965年到1980年。那时是：人没粮，猪没糠，牛没缰，一个劳动日仅值5分钱。谈起那年月，村里老人连连叹气，不知怎么样才好。（这一句原稿是：村里老人叹口气：“毛主席老了！”）

  还是那条沟沟，还是那面坡坡，可日怪，如今咋就有了钱又有了粮呢？其实并不复杂，4个字：弃耕还林。

  庙沟村一万多亩土地，开垦了7000多亩，但要种粮，麦子玉米都难长。过去赶上好天年，黄米、绿豆、清油还够。耕地开多了，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渐频，这地是越种越穷。1966年村里尝试种了120亩苹果树，那以后没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就算万幸，发展当然谈不上。

  改革开放的年代提倡解放思想，山沟沟里人想是想得晚了点，走也走得慢了点，但终于开了窍，起了步。庙沟人看那7000亩地种粮才收入两万元钱，120亩果树就收入4万元，想法来了：干嘛不多种点果树呢？

  弃耕还林自1984年起，到现在8年整，庙沟的苹果树发展到2000多亩，6万多棵，去年收获80万斤，仅苹果一项人均收入1800元。比起1984年的人均40多元，有了40多倍的增长啊。

  有了钱，口粮田的投入增加，产量高了，还可调剂粮食品种；有了钱，土窑不住了，改在水源边建起新石窑，也图个吃水方便；有了钱，娃娃们不用八九岁就拦羊放牛砍柴禾，全村100多学龄儿童都入了学，还发奖学金给升学的青年；有了钱，家里添了家具，学生做功课有了椅子，晚上空闲看上了电视……

  庙沟村还有穷人吗？还有一户，因为男人是个憨汉。现在他家的活儿由村长家带上干，全村人都富了，不会把他落下。

  弃耕还林才8年，庙沟村变化不可谓不大，否则党的总书记不会来视察。庙沟村成了延安地区弃耕还林、脱贫致富的典型，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礼品镜框送了一大摞。外国人也来采访，去去最富的人家，看看最穷的户，拍电视，照照片，庙沟人都习以为常。

  可话又说回来，改革毕竟才8年，庙沟村就好像一脚跨进了新殿堂，一脚还留在门外。

  看村貌，新石窑建了300多孔，间或还有几栋水泥预制板盖顶的新房，可全村缺个统一规划，废土窑、旧院墙与新房新窑混在一起，还是显得破破烂烂。

  沟底一眼泉水长流不息，有两眼小窑护着，但泉前没有铺路，小道泥泞不堪。新修的石窑离泉水近了，但担水仍旧要上坡下坎，遇上雨天，那黄泥路别说担水，空身走都难。

  到村里的小卖部转转，除了盐酱醋，就是烟酒糖，几瓶罐头，几盒饼干，如果不是有几包方便面，简直看不出这里已进入1992年。

  这也难怪，到底是在山沟里，看上电视也还没几年，庙沟人不可能一步登天，现代化与庙沟还有相当距离。

  前两年，庙沟人自己拉上苹果到内蒙古去卖，现在倒不去了，干脆坐在家里等人家一元二角一斤来收购。说是内蒙古那边好品种卖不出好价钱，糟蹋了庙沟的“秦冠”、“红富士”。去西安卖又怯得很，说是货都没处下，警察不让站车，庙沟人缩回来了。

  庙沟经济发展的路子今后仍旧是以林为主，但陕北许多地方都弃耕还林了，苹果树也越来越多，等人家发展起来，庙沟今天的优势还有吗？如果再不敢出去为自己的产品跑市场，那时还会有人到庙沟来花一元二角一斤收购吗？

庙沟这几年着力培训果木技术员，送延安，送西安，非考上个正式的证证才算数。村里的计划是培养100个技术员，几乎达到一家一个。培养技术员肯下大本钱，可不少人家娃娃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却不让上，说是没用，反正上不了个大学，不如回庙沟种树。庙沟人认为考上中专最好，能够尽快“农转非”，否则，还是挣钱为首要。

  不过，庙沟也已有人开风气之先。这不，村民高志胜花一万多元建了一栋新房，不是窑洞式的了，里面三室一厅一厨，还留了个地方做卫生间。高志胜把大儿子送上了延安大学读中文系，自己家里买了个21英寸的大彩电。庙沟村呵，弃耕还林8年，收获的到底不只是苹果，不仅仅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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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

   庙沟这篇，没讲出来的故事，第一是“毛主席老了”这一句给删了。虽然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否定了“文革”，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的稿子敢明确写最惨的年头是1965年到1980年，但在人民日报上发一句“毛主席老了”，我们总编辑还是不同意。一年后我在一篇给《新闻战线》的业务探讨文章中重提此事，也同样被删掉了。

  记得村里的老支书，滔滔不绝说自己“50年红旗不倒，宝刀不老”——他从20郎当岁就在村里当干部，从抗战到解放，从文革到改开，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动摇他支书的地位，还迎来了江总书记的视察和表扬。老汉眉飞色舞，只在讲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耷拉下眼皮，叹气一句“毛主席老了”。

  这难道不是最精准的评价么？感情一点不少，批判一点不偏——老汉这杆秤，很实在。

故事2：

   庙沟这篇没写出来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去延安，老支书评价就是“最灰”——灰在方言中是骂人了。7000亩地我今天看觉得是听错记错了？好像不太可能啊。不管怎么说，知青下乡，意味着“抢”了老百姓的耕地和口粮，是事实。年轻的城里娃不会种地，而陕北黄土高原没有多余的耕地，产量也很低，怎么可能养得起一堆从天而降来吃饭的知青？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造成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文革年代佳县年终分红只有一帽子高粱穗儿，庙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北京知青的回忆文章很多，对他们来讲，一段珍贵的经历，对延安老乡来说，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都不能写“庆幸的是终于走过来了”，因为很多人始终没有这个庆幸的感觉。

故事3：

   好像再没有多少没讲出来的故事了，只是细节没篇幅多写。那个“首富”家预留卫生间，是农村没有上下水系统嘛；苹果卖不到西安，“警察不让站车”，是乡下人进城遭遇交通规则嘛……那时媒体随随便便写一句“改革开放的春风……”，而亲历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汗和泪，走出贫困的过程，没有一点点轻松浪漫。

   就手说下没写出来的南泥湾。乡里干部诉苦，南泥湾“太难了”！背上了当年“好地方”“是模范”的巨大包袱，年年月月接待参观采访，习惯了伸手向上要“补贴”，习惯了老八路回来给“照顾”，自己几乎再没有动力改变“旧模样”，还不得不在参观者面前每每作假掩盖落后的糟糕现实。

   我去南泥湾，遇到的就是老百姓围了一圈要跟记者告状、申冤，乡干部愁眉苦脸端出一盘烧萝卜、一碟炒鸡蛋招待记者——真感谢让我们几个了解了南泥湾有多尴尬。

   海外版没有批评的任务，我也没有写内参，南泥湾这一篇就放下了。我在后来的海外版新闻业务探讨中反而是理直气壮说：坚定不移地“歌功颂德”，继续“报喜不报忧”，这是海外版的职责。怎么说？请看《我们为什么自豪》那几篇，也等我后面的公号文章陆续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