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被同事迷奸”当事人律师：她很早就开始警惕警方
撰稿 | 记者 叶承琪
近日，一则标题为《抚顺疑似迷奸案一审嫌疑人无罪检方抗诉 二审开庭女方提交新证据质疑警方办案流程》的报道，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报道中提到的“当事人刘女士被同事邹某迷晕后被强暴，事后警方却对办案再三推诿、敷衍了事，甚至颠倒黑白”的做法，点燃了舆论的愤怒情绪。
此案中，在庭审现场“不翼而飞”的关键证据、“被篡改”的笔录、一审检方宣判被告无罪等等，更是让人们把矛头直指公检双方。
面对着网络上的物议汹汹，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找到了当事人刘女士的代理律师之一——王振江。与他对话之后，此案中不为人知的诸多细节和矛盾，也一一浮出水面。
纵相：警方是否曾经篡改过笔录？
王振江：作为代理律师，我只能说，我从没有表达过这样的立场。
当事人刘女士曾向媒体表示，她怀疑警方伪造“笔录材料”。这也是此案最核心的矛盾点之一。
刘女士表示，报案时她根本没说、也根本不知道案发地（被邹某强迫的地点）是哪个宾馆、哪个房间，但报案材料，全部写的是被害人报案称“2017年6月14日凌晨，其在抚顺市顺城区将军街格兰宾馆605房间内被一男子……”。
同时，警方还声称“经被害人指引找到其被强奸地点，经被害人确定是顺城区格兰宾馆”，但刘女士从没有去指认现场。
刘女士猜测，警方“伪造材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证明刘女士事发时“并没有真正晕厥”，仍然清楚记得案发地点，从而为邹某脱罪。
针对刘女士的说法，王振江律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作为律师，我从没有提出过‘警方伪造笔录的说法’，而且这份材料其实是受案表格，并不是真正的笔录。”王律师介绍道，“其实，在我的当事人提出质疑后，警方出具了一份说明，澄清‘案发地点等相关信息是警方经调查后加上去的’，并不是刘女士自己指认的。”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王律师随即强调道，“但是我又想问了，那我的当事人当初填写的那份受案表格，警方为什么不拿出来呢？那份才能证明当事人当时真实的状态和记忆。”
纵相：中国刑警学院曾检测出刘女士尿样中，有苯二氮卓类安眠药成分，而刘女士曾对媒体说，在庭审现场，法院说她是吃饭前主动吃的安眠药，对此您知情吗？
王振江：她从没有跟我这么说过。
作为负责刘女士关于药物鉴定等方面的代理律师，王律师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检方认为是刘女士主动吃下的安眠药”。
“一审我没有出庭，也许是一审现场说的，但是一审结束后，她（刘女士）也没有跟我透露过这些信息。”王律师说道。
对于“尿样中有安眠成分药物”这一证据，王律师强调，不要夸大药物鉴定的作用：“这件证据存在的意义，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真的服用了这种药物。
但是法院既不能证明是她主动服用下去的，也不能证明她被邹某灌下去的，这件事，被告和我们都拿不出相关证据来。”
纵相：刘女士曾说，自己递交给公安机关的证据，很多都没有出现在一审案卷中。那么现在，刘女士手上还握有哪些证据呢？
王振江：她几乎录下了所有和警方对话的录音，她一开始就对警方有所警惕。
“我的当事人跟我说，她一开始发现，警方办案过程拖拖拉拉，报案49天之后再予以立案等行为，就已经提高了警惕。”王振江律师告诉纵相新闻记者，“她几乎录下了所有和警方对话的录音，这些录音都握在她的手里。”
王律师也明确地说明，刘女士对公检双方都不信任。“在二审时，她并没有把这些录音证据递交上去，因为她害怕这些证据又莫名其妙不见了或者被篡改了，到时候说不清。”
而对于那些“不见了的证据”，王律师表示，有些东西重新获取的可能性不大，比如之前刘女士声称，民警曾告知过其母亲，案发格兰宾馆走廊的录像、宾馆前台录像都能调到，但案发4个月后，刘女士又被告知“案发地六层楼的录像都换了”。
“这种‘录像能调到最后又调不到’的说法是当事人的说法。”王律师措辞很谨慎，“如今录像都被换掉了，已经成了‘死无对证’。”
纵相：刘女士称，自己事发时交上去的证物内裤，在二审卷宗中“看上去不太一样”，怀疑被更换过了，对此您怎么看？
王振江：这只是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并没有证据。
“这条证物内裤递交上去之前，并没有做过DNA鉴定。”王律师说道，“二审现场的证物内裤，和之前交上去的那条一模一样。现在，我的当事人也只是怀疑，这条内裤被人更换过了，并没有证据。”
除此之外，王律师还对之前被媒体曝光的此案诸多细节一一作了说明。
比如，针对警方在刘女士报案“49天之后才立案”的说法，王律师称，当事人告诉他，那一个多月间，警方多次推诿，拒绝立案，这才拖了如此之久。
对于之前有媒体声称，“王振江律师曾认为公安给刘熙做的处女膜破裂鉴定、伤情鉴定在判决书写得很模糊”，王律师也矢口否认：“我从没有这么说过，判决书写得很明确。”
而对于检方一审宣判邹某无罪的判决，王律师不置可否：“我只能说，不同机构对于案情的理解不尽相同。”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编辑：宋祖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