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之都涅槃记
撰稿 | 记者 林怡龄 丁一涵
◆ “电子垃圾之都”汕头市贵屿镇的巅峰时期，提炼出了中国黄金产量的八分之一。然而电子垃圾巨大的经济价值背后，亦是严重的污染和正规企业收不到货。
◆ 当前，上海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或将逐步强化垃圾分类回收的意识，从而改善电子垃圾回收环节的粗放状态。
◆ 而依靠着“百货商场”模式，实行“圈区治理”和集中治污的贵屿，如今早已重生，其模式或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
当上海打响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第一枪”时，远在1300多公里外的一个南方小镇，早已与另一种人类不堪重负的垃圾斗争了数十年。
贵屿镇，位于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汕头市潮阳区的西部。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靠收破烂为生的偏远小镇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电子垃圾的吞吐地。
当“电子垃圾之都”的帽子扣到贵屿头上时，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污染也紧随其后，让贵屿一度饱受诟病，甚至被贴上“全球最毒之地”的标签。自“圈区治理”和集中治污后，原先“乌烟瘴气”的贵屿迎来了新生。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曾于2006年左右临危受命，在贵屿调研将近十年，为其提供整治方案。他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上海率先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算是提供了一个契机。电子垃圾回收问题需依托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体系的整体变革，如此电子垃圾的处置体系才能够完善。”
而以贵屿为缩影的中国电子垃圾“解毒”之路，或将给其他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贵屿“解毒”
盛夏时节的贵屿，被南方的湿热紧紧包围。宽敞干净的街道两旁，有刚建成不久的高楼，也有稍显破败老旧的潮汕传统民居“四点金”和“下山虎”。流经小镇的河流经过整治，原先黑色的河水已经变为现在的淡绿色，只是仍有些许臭味。
尽管地处一隅，小镇上随处可见兜售100吨地磅的广告牌和小店，货车满载着各式垃圾来来往往——这是贵屿镇日常的场景。
△去往产业园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运送电子垃圾的车子。（图/丁一涵）
十年前，杜欢政所见的场景与今日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2008年，杜欢政带着团队在贵屿待了20多天。在他印象中，那是贵屿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一进贵屿，到处都是垃圾，空气是臭的，黑臭的河里漂着各种各样的垃圾，鱼都没有。土壤也被污染了。”
深圳淘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淘绿网CEO卢海滨是贵屿人，子承父业在深圳搭建了电子废料交易平台。据他回忆，2004年至2006年是贵屿电子垃圾分解的鼎盛时期。当时，全镇80%的家庭都参与到该行业当中，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
△已经定居深圳的卢海滨，见证了贵屿这些年的发展。（图/丁一涵）
据杜欢政介绍，当地居民楼甚至出现了明显分工：一楼是商铺，专门做拆解，二楼做仓库；三四楼住人。而一些中药铺子的落地抽屉都分门别类，放的全是拆解后的零器件。
这种小作坊式的运作，造就了贵屿在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地位。巅峰时期，全世界超过70%和国内95%以上的电子垃圾都被运送到了贵屿，这个仅有20万左右人口的小镇，每年处理着超过150万吨的电子垃圾。
由于电子垃圾里贵金属的含量往往比矿石高出40至800倍。一吨废旧线路板，便可提取400克黄金、200千克铜及500克其他贵金属。巨大的价值让贵屿的家庭作坊开始自行提炼。
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设备，这些作坊主要采用火烧、强酸溶解等方式从电子零部件中提炼工业金属。仅贵屿一个镇，电子垃圾产业的年产值就可达千亿元。
卢海滨透露，当时贵屿镇是中国存款最多的镇，每天到银行存款的人都要排起长队。并且，没有金矿的贵屿镇，在巅峰时期贡献了中国黄金总产量的八分之一。
△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里，六名工人正在分拣电子垃圾。他们将眼前堆放的电子废物按类别丢到背后。（图/丁一涵）
但也正是这把双刃剑，划开了污染的口子，让贵屿走向自我毁灭式的生存。
这种最原始粗放的操作，使得贵屿的空气、水及土壤均遭到严重污染。
2006年7月至9月，汕头大学医学院分析细胞学实验室的一项实验——检测贵屿电子垃圾污染区新生儿胎盘镉含量及胎盘金属硫蛋白，就得出了贵屿新生儿体内重金属超标的结果。
2012年前，贵屿的污染问题曾经历过数轮整治，也曾多次采取行动捣毁酸洗加工厂、拆除焚烧电路板高炉等，但这种“运动式治理”在打击力度松懈后，很快就会迎来粗放式拆解的“反弹”，难以根治。
当时的贵屿镇，乃至潮阳区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处理污染。根据中山大学方面的测算，整治方案总投资将超过18亿元，其中政府财政投入达到6.3亿元。
杜欢政坦言，他刚到贵屿那一年，当地民众有钱，但是政府财政并不足以支撑。“那会镇长书记的月薪只有2000元。”
为了解决贵屿问题，杜欢政在经过多年调研后，决定采用“百货商场”的模式，即2016年投入使用的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下文简称产业园）。记者走访发现，目前产业园所在的华美村，大部分拆解经营户已经搬进园区，仅有少数几家仍没进驻。街道两旁，已经难以看到此前遍地的小作坊式拆解。
△2016年，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投入使用，首期建设的华美片区占地500亩。（图/丁一涵）
近期，由于潮阳区派驻贵屿镇多部门联合执法队伍联合贵屿镇，在辖区内加强了巡查打击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整个贵屿显得有点风声鹤唳。从四川到贵屿打工的王梅也很警惕，她所在的工厂并没有进驻园区。她小声说道：“我们白天都会把大门关上。”
事实上，较高的运营成本是阻拦经营户进驻园区的最大拦路虎。这让园区内一位老板颇为惆怅。“每个月租金一万多，一年差不多十几万。”他说道。
尽管如此，园区门口的谷贵公路上，运送电子垃圾的货车比比皆是。在园区附近住了将近五年的李军告诉东方网·纵向新闻：“现在环境好多了。每天差不多有七八十辆出入园区，很热闹。集中拆解楼一区也还在建设中。”
产业园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向东方网·纵相新闻透露：“原先的小作坊搬进了园区，挂牌成立公司。物理环节——拆解分拣，跟之前家庭作坊的操作方法并无太多差别。但化学处理的环节则统一交给了中节能（汕头）再生资源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他表示，在洋垃圾被禁之后，贵屿处理的电子垃圾几乎都来自国内。
△产业园中的废弃处理装置。（图/丁一涵）
寻得归宿
事实上，早在2000年，中国就开始禁止电子垃圾进口贸易。彼时，由于政策执行并不严格，基础产业先天不足的贵屿，在电子垃圾产业找到了“归宿”。卢海滨指出，贵屿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只是集中在贵屿身上体现了出来。它的产生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息息相关。
贵屿镇地处粤东练江西岸，低洼地中央地带的地形，使其常成为严重的内涝区，加之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贵屿的农业生产基本得不到保障。在饥荒时期，当地人不得不通过收鸭毛、鹅毛、牙膏皮等维持营生。
卢海滨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当时他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并且这帮人最后走出了一条生存之道，很快便抱团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商进入珠三角，大量的五金塑胶厂、电子工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贵屿在回收垃圾上也由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彼时，不少贵屿人跟随着前往深圳做“拓荒牛”的潮汕人，开始回收五金废塑料。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中国运往国外的货船经常空船而归。此时，先前下南洋或移民国外的潮汕人，开始为老乡打开国际网络，一箱箱的“洋垃圾”利用返回的空船，途经香港、台湾，亦或是汕头的港口，最后进入贵屿。
而在这些“洋垃圾”中，电子垃圾具有的高价值很快吸引了贵屿人，并在当地落地生根。这些电子垃圾经过拆解，有价值的元器件将会销往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大型电子市场，一年利润可达三四十万元。杜欢政坦言，贵屿的形成跟珠三角的电子产业发展是相结合的。
而在卢海滨看来，国内的刚需、贵屿的回收产业基础，加上潮汕的经商文化，造就了贵屿独一无二的地位。
“潮汕人已经将海外买货，国内加工，卖货整个产业链吃透了。”他说，“这也是别的地方无法出现第二个贵屿的原因。”
△一名工人正在狭小的空间里分拣线路板，身后的风扇在带来凉爽的同时，也会吹走一些线路板堆积所产生的气味。（图/丁一涵）
就在贵屿电子拆解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外国媒体针对其污染的大量报道，一下子将贵屿置于不利的境地。当地民众对媒体极高的戒备心理，至今仍然存在。此时的贵屿，在国家的倡导下，不得不进行转型升级。
2010年，总占地2500亩的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落地建设，污染开始整治。贵屿在经过十多年的“迷失”后，终于走上了拆解行业的正轨。
在卢海滨看来，贵屿发展的本质问题在于二次污染没有解决。不只是贵屿，中国在处理电子垃圾时都应该将补贴落到深加工环节，而不是拆解环节。“如果可以在深加工环节进行设备补贴亦或是贴息贷款，这一产业完全是可以放开，自由化市场化去运营的。”
2012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的正式实施，直接改变了贵屿拆解行业的产业链。
由于《办法》对废弃电视机、微型计算机、洗衣机、电冰箱、空气调节器（简称“四机一脑”）产品的基金补贴标准做出了规定，导致了四机一脑卖到贵屿后的价值，并没有比卖给正规拆解企业的价值高。
商人逐利的本性使得贵屿不再做四机一脑的拆解。而物流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也导致其他地方开始衍生出诸如贵屿的拆解地，如浙江台州、河北等。
“它们主要还是负责拆解外壳，大部分线路板仍旧是到贵屿去，因为那里有更好的拆解技术，并且市场集中，货物周转速度更快。”卢海滨说道。
当垃圾导致中国变得不堪重负之时，2018年，中国下令全面禁止了“洋垃圾”进口，原先处理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电子垃圾的贵屿拆解行业，其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产业园拆解楼二期的多位老板向记者坦言，今年行情并不景气，货量少了。
目前，由于产能过剩，补贴拆解企业的基金又入不敷出，也使得不少企业开工率不足。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研究显示，2015 年，进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名单的 109 家处理企业年处理能力超过 1.5 亿台，但实际拆解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约 7500万台，仅为规划产能的一半。
△产业园里，大包小包的电子垃圾堆放在墙边等待被拆解。（图/丁一涵）
贵屿突围
除了开工率不足，这些企业还陷入了另一个尴尬境地。
据《中外对话》报道，2006年，高中毕业后的李某跟着老乡来到北京，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废品中转市场以每月2000元租下了一个铺面。以李某为代表的回收人员，他们没有注册，不被法律承认，但形成的产业链却完整高效。他们可以熟练地从北京每天产生的超过2万吨生活垃圾中，回收能够再利用的那一部分。
而这些长期主导着中国废塑料、电子垃圾等的回收“游击队”也为政府减轻了负担。《中外对话》披露，2010年，民间废品回收网络就为北京市节约财政支出约四亿元人民币，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城市化，不仅是生活垃圾，电子垃圾也在逐渐增多。而早在2015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国，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已超过两亿台，重量超过500万吨。
但正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却面临着“无米下锅”的局面。目前，电子垃圾80%的回收渠道都依赖于小商贩，纳入监管的正规企业的回收渠道却不足20%。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回收阶段是当前电子垃圾处理最艰难的环节。“其实真正困难的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收集上，我觉得这是要持续经营的事情。”卢海滨说。
“我们只是做了末端，没有重构回收体系。所以现在很多都是正规的企业收不到货，这是一个问题。”杜欢政说。但卢海滨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企业收不到货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这些“回收游击队”。“商人是逐利的，企业应该反省自身，价格是否给低了？”
△产业园里的废弃机电产品集中交易装卸场，运来了回收的电子垃圾，一名工人正在卸货。（图/丁一涵）
目前，卢海滨所搭建的电子废料交易平台，连接着这些走街串巷的回收人员和负责处理的企业。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可或缺，也不能完全取缔。
“这些人好比是海洋生态系统里的微生物，他们与被比作大鱼的拆解企业，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卢海滨说道。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小商贩，犹如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收废品，收旧家电……”他们衣着朴素，有的蹬着小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有的则在小区附近安下据点，与小区里的大爷大妈混熟了脸。
而当垃圾分类处理逐渐正规化时，曾撑起废品回收业半边天的这些人，在大城市中却愈发举步维艰。7月1日，上海推出生活垃圾分类后，松江区一个小区里的陈阿姨就跟东方网·纵相新闻表示，现在她们收到的废纸箱数量少了，大家都扔可回收垃圾桶里，由另外的人收了去卖。
当前，认为应该将这些回收人员“收编”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对于“收编”的定义，卢海滨认为，收编是让这些人不会在回收环节再造成污染，指导他们更规范高效地运作，而非要求他们穿西装打领带，亦或是被一些企业纳入麾下，甚至全部取缔。
“从事垃圾分类需要具备很多知识，这些回收人员靠的是多年攒下的经验。”卢海滨说道。李某就曾因为不清楚塑料产品细化的分类，在收废品的第一年亏损了大约1.2万元人民币。
而具备回收产业基础的贵屿，在这一点上早已发展得更为迅速。“贵屿整个供应链的畅通，包括回收网络和后端资源再利用环节，恰恰是贵屿的竞争力。”卢海滨说。
如今，从上海开始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正在为电子垃圾处理行业提供一个发展的环境。“这是一个契机，为大家提供垃圾分类的环境，引起民众的重视。”杜欢政说。在他看来，唯有回收问题解决了，整个城市的逆向物流体系才能完善。
△废旧的光盘驱动器等待着被分拣和拆解。（图/丁一涵）
事实上，因为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贵屿问题乃至中国电子垃圾处理问题在全球都普遍存在。
据BBC报道，每年地球人扔掉的电子垃圾足够堆起9座埃及大金字塔。而按照现在这种速度，到2050年，全球每年的电子垃圾总量将达到1.2亿吨，这些80%未进入循环利用的电子垃圾，受利益驱动，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
电子垃圾好比是双刃剑，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头疼的难题。
与贵屿敞开胸怀，转型升级不同的是，一些国家更倾向于“严防死守”，将电子垃圾阻挡在海港之外。
比如，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在海、陆、空加强了预警系统，一旦港口预警系统发现并确认运送电子垃圾的船只出现，这些船只将被阻止进港并原路返回。
但堵，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
而发达国家方面，2012年左右，电子垃圾泛滥成灾的加拿大才开始提倡回收，并逐步完善机制。而早就走在垃圾回收前头的日本，也并非十全十美。据媒体报道，日本大量的电子垃圾曾假借二手的名义，非法流入发展中国家。
在卢海滨看来，电子垃圾成灾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体系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而早已试错，走在行业前沿的贵屿，其治理模式或将可以给这些当前陷入电子垃圾之愁的国家提供发展思路。
如今，“电子垃圾之都”贵屿凭借固有的基础，已经迎来重生。他表示：“贵屿的这套经验和体系如果输出到国外，便可帮国外解决这个问题，一边治理一边发展。”
在他看来，未来贵屿模式的全球化和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或许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文中李军、王梅均为化名）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编辑：冯茵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