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美方需正确认识贸易逆差，中美应相向而行
撰稿 | 1站视频记者 郑翔 罗敏 谷平阳 李宪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国际论坛上致辞表示，对于贸易逆差问题，美方需要正确认识，不能只片面强调货物贸易逆差，要全面看待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得失，采取政策措施要建立在客观分析基础上，一味加征关税只会适得其反。
东方网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视频后期：李宪明、席晨）
曾培炎先生在会后接受东方网和中美聚焦采访时还表示，此次G20大阪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希望中美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解决各自合理关切，相向而行，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
以下根据曾培炎先生在“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国际论坛上发言整理：
去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两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中国政府以极大诚意推动中美经贸磋商，期望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前不久两国元首大阪会晤，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定向把舵，达成重要共识，再次确认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并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这为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从根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利益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过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格局。有些美方人士声称，因为美对华贸易存在逆差，而使美方在两国贸易中吃了亏。这个观点我认为是片面的，落后于时代发展，实际上经不起推敲，站不住脚。
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中，商品、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实现了大规模跨境流动，形成了全球要素的大市场、大交集、大循环和大平衡，极大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需要用新的理念，不能只从货物贸易角度，而要从全球要素流动受益的角度来核算。参与交易各主体的受益大小取决于自然禀赋、资本积累、科技水平、产业层次、劳动力素质等有关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及参与交易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供大家参考。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形成的内部失衡，以及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是决定美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美元必须满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增长的交易和储备需求，各国需要依靠对美出口来换取美元。
图注：曾培炎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二战后美国贸易长期顺差，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才开始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并不断扩大。八十年代年均超过900亿美元，九十年代增长至年均1700亿美元左右，本世纪以来增长至年均6000亿美元以上。同时，各国持有的美元不断增长，美元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的比例为40%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更是连续多年超过60%。（制图：朱圣巍、肖硌琦）
第二，美国国内消费与储蓄失衡是导致逆差的关键原因。美国是消费型社会，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近70%，总储蓄率不到20%，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就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
第三，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上世纪后半叶，为了追求发展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同时受人力等要素成本提高和环保约束趋严影响，美国开始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从1960年至今，制造业比重从25%下降至11%，服务业比重由64%升高到80%。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消费品需求，必须大量依赖进口。
第四，美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政策原因。美国多年来一直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制定了《出口管制法案》以及相关的针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框架。有学者估算，如果美方将限制放宽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将减少35%。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的业态、模式与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从最终品贸易为主转向中间品贸易为主。只看货物贸易而不看服务贸易，只看贸易总额而不看贸易附加值，只从GDP的角度而不从GNP的角度看国际贸易，都不能准确反映国际贸易全局。
第一，不能仅看货物贸易，还要看服务贸易。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和出口额长期位列全球第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在双边贸易中，尽管美国对华货物贸易为逆差，但服务贸易是顺差。
第二，美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经济全球化分工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包含了其他很多国家的产品，用贸易增加值方法更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贸易水平。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中，半数以上是加工贸易，其中大部分中间品来自于东亚地区。
图注：曾培炎先生举例说，一台在美售价999美元的苹果手机，大部分零部件来自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供应商，中国在整个制造环节中获得的价值仅55美元以及3美元的工人工钱。（制图：朱圣巍、肖硌琦）
因此，如按照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进行计算，中美贸易逆差被严重高估了。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数据，按照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827亿美元，比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减少约43%。
第三，如果从GNP的角度考虑，美方贸易受益占优。当前的贸易统计方法是基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统计方法是落后于实际的。计算中美贸易额要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将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经营收入也计算进来。
第四，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长期被高估。按照中美两国商务部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20%左右。高估部分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将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部分转口贸易计入中国；二是由于国际中间贸易商的存在，中国出口商的卖价和美进口商的买价不同，双方海关统计存在差异。
多年来，美国在对华经贸往来中没有吃亏，而是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部门获得了实实在在利益。
第一，美国借助美元优势地位获得大量国际铸币税。一张百元美钞的生产成本只有几十美分，而其他国家为获取这张百元美钞则需提供价值100美元的实物商品和服务，这个差额即为美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
第二，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中国商品的输入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美国家庭因此能节省不少支出。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显示，进口中国商品使美国家庭降低生活成本1~1.5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商品零售市场之一，通过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分享了中国发展的红利。
图注：曾培炎先生举例说，如2018年，波音在中国市场营收占其全球营收的13%，苹果公司约20%，高通公司则超过66%。此外，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利润率较高。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报告，在受访企业中，2018年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利润率大于或等于其全球业务利润率。例如，耐克公司在中国地区息税前利润率为35.2%，高出北美和欧洲十几个百分点。（制图：朱圣巍、肖硌琦）
第四，中国为美国提供大量低价美元资本。中国多年来的贸易盈余主要通过美国国债回流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了美国经济繁荣。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编辑：钟书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