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的两个见证人

                                         昨天邢小群说到李斌的油画《假如》，有关罗稷南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活着一事的真伪，新千年之初发生过一场不小的争议。正巧两位见证人我都认识，不妨做一点回忆。

   2001年，。出版了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我去看戴煌先生，他对我提起这本书，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我从他家出来，在不远处的三味书屋就买到了一本。书店营业员告诉我，这书卖得挺好的，就两本了。我赶紧告诉戴煌先生，让他去买。谁知他并不是要买一本，而是要买十几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一看书末提到的“毛罗对话”。周海婴写道：“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周海婴还说：“我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７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我理解戴煌的心情。他是反右的遭难者，以骨头硬而著称。“毛罗对话”这个细节，触到了他内心的痛点。
  周海婴讲述“毛罗对话”，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幸好有王元化作旁证。
   不久此事便引起了争议。著文质疑者中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和我的朋友谢泳。
  钟沛璋先生也写了文章《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在“毛罗对话”的基础上立论。此文要收入文集，请李锐先生作序，李锐在序言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罗对话”不存在，这些文章就成了空中楼阁。在一个饭局上，李锐、李普两位先生说起此事，谈到谢泳、陈晋为什么要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我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的文章都是严肃的学术探讨。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谢、陈二位的判断是不同的。此事说有易，说无难。关键是要有证据。
  第一个证人出现了。这就是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他给周海婴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说明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1980年代初，陈焜先生是最早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陆学者，所著《西方现代派研究》一书曾风靡文坛，启蒙了一代学子。后来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国内清除精神污染，把他秘密列入批判名单。他怕遭遇文字狱，只好选择移居美国教书。时间久了，国内读者知道他的人不多了。我设法与他通了电子邮件，请他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文中谈到，“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1933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这篇文章订正了罗稷南是云南人而非湖南人。后来，陈先生还给《老照片》写过好几篇精彩的稿子。我到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曾和陈焜先生见面畅叙，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和夫人一起驱车，热情地引我参观了西典军校。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先生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黄宗英是当事人，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与黄宗英联系，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当时，黄宗英和冯亦代一起生活，住在小西天。我去拜访时，她谈笑风生。但是否撰写文章，还在犹豫之中。最近从《随笔》上读到彭小莲文章，知道92岁的她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不久，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先生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通过黄宗江转达了他们的建议。陈明远为此也多次去黄宗英家，建议她动笔。黄宗英当时年逾古稀，想以口述的方式，让陈明远代笔。陈明远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亲笔撰写为好。最后，黄宗英写成了《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在《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发表。文中说：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1957年正在怀孕，她在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心理感受。

周海婴、陈焜、黄宗英的说法在细节上虽然略有差异，但这不妨碍我作出判断：毛罗对话，确有其事！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都是20世纪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毛、鲁之间无小事。“毛罗对话”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正在这里。讨论假如鲁迅活着，实际上是讨论独立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问题。鲁迅如果在1957年活着，不论是关进监狱，还是放弃表达，都说明在当时条件下，独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谓直言不讳。鲁迅在世时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不论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都很有限。鲁迅晚年生活在上海的租界里，言论管制更松。鲁迅之所以能把批判的姿态保持到生命的终点，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假如果真活到1957年，在两难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确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