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不过时
昨天邢小群讨论了徐方的《干校札记》。屈指算来，我和作者徐方相识，也快二十年了。和她相识，原因是研究顾准。她就是顾准在河南信阳学部五七干校时期的忘年交“咪咪”，当时十几岁，随母亲张纯音进了干校，和许多成年人发生了交往。其中之一，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张纯音对她很同情，于是两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徐方处在求知欲正强的年龄，问妈妈读什么书好。张纯音说，你去问孙阿姨吧。徐方向孙家琇求教，孙家琇说，那就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吧。这让徐方十分失望。徐方还告诉我，当时开批判会，孙阿姨总抢着坐在前排，以示积极。徐方写有关干校生活的回忆时，能不能写孙阿姨这些故事，曾十分犹豫。其实，孙家琇当时的言行，代表了知识界多数人的状况。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盲从，多数人都是官方思想的接受者和顺从者。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曾热心地阅读《艳阳天》，并为之感动。《金光大道》出来后，才稍有不同的想法，也谈不上多深的反思。孙家琇虽是美国回来的海龟，要求她跳出那个时代氛围，的确很难。惟其难，特立独行的顾准才显然格外可贵。徐方认识顾准，尊敬顾准，追随顾准，在当时只是极小范围的事。更大范围的独立空间，当时是不存在的。顾准的思想盛年，正值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的年代，公共领域极度萎缩，基本上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准不仅是那个年代稀有的思想家，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先行者。
（ 左起：丁东、徐方、赵人伟）
顾准思想得到公共领域的关注，已经是中国告别现代迷信，修复公共空间的1980年代。而真正成为公共的精神财富，则到了1990年代。1994年陈敏之，为纪念哥哥逝世20周年，把《顾准文集》送到贵州人民出版社自费出版，才使顾准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大陆浮出水面。此书迅速传播，激活了当时沉闷的思想界。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不论专业背景是文、史、哲、经、政，不论其主要角色是学者、作家、编辑还是退休官员，看到《顾准文集》，眼睛为之一亮，纷纷撰写文章，表达意见，成为思想界的盛景。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合作，在谭合成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顾准日记》。1998年，我又与陈先生合作，编辑了《顾准寻思录》，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出版人董怀明的帮助下，得以问世。此书汇集了一批最早研究和回忆顾准的文字。作者有的是顾准同时代的人，有的是比顾准晚一辈的人。其中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
(封底）
我在《顾准寻思录》初版后记中曾说：研究顾准，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思想工程，本书不过是最初阶段的小结而已。二十年一晃过去了。陈敏之先生已经仙逝。作者中陈修良、李慎之、王元化、陈乐民、曾彦修等先生也先后作古。就是和我一起讨论过顾准的贾秀文，也在4年前因肺癌英年早逝，只活了60岁。
贾秀文和我是山西大学77级的同学，他读哲学系，我读历史系。我们相识于1970年代末，当时他是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我是外联部长。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当时，他以一人之力，为学生会主编了一张名为《视野》的油印小报，表现出思想的活跃和关注公共问题的深度，受到同学的欢迎。我也曾为之供稿。他还组织大学生百科知识竞赛，促进同学知识结构的拓宽，也成为校园一时的美谈。如果是正常的社会，这些行为本应受到鼓励。五四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从此崭露头角。今天知道外国一些名牌大学招收学生，提供奖学金，不但重视学业的成绩，也重视公益活动的参与和实绩。但贾秀文不幸赶上了一场倒春寒。他对公共事物的参与被当成异端，毕业分配时被打入另册。学校对学生不是保护，而是尽可能推卸责任，把《视野》说成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刊物。拖延了两年，他才发配到吕梁山上某县工作。后来虽然调到太原，但一直处于坎坷之中。本来他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天赋，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到商海里周旋，未能在学术方面继续发展。留下的成本著作仅有一本关于围棋文化的小册子。千古文章未尽才。在讨论顾准时的少许发声，成为他在公共领域的绝响。
如今，研究顾准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四卷本的《顾准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顾准的传记，也出版了数种；研究顾准的文字，每年都有新的篇章出现。在学院派的研究论文里，引述顾准的文字不知凡几。一些新闻传媒界人士，包括一些电视明星，也以谈论顾准为荣。学界内外，还产生了一批新的“顾迷”。顾准首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已经载入宪法。顾准倡导的民主政治，也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向往。何家栋先生把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定位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坐标，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我想，今后的若干年，顾准仍然不会过时。作为建设公民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精神先导，他将继续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