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与梁卫星

王富仁教授去世，悼念文字很多，其中最有份量的是钱理群的文章。钱理群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年78岁。他住进昌平一家养老院后，因为离我家比较近，见面机会比过去多了，隔几个月总要畅谈一番。梁卫星是湖北仙桃中学语文教师，今年47岁，也是我的朋友。因为不在一地，和他见面不容易。

我和钱理群、梁卫星三人的因缘，是由于梁卫星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2009年完成的，先在一家教育杂志上连载。作者杀青后，发给我一个电子文本。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曾经是当代小说的热心读者。最近20年，小说离我越来越远，很少有新作让我读得进去。但梁卫星这部小说，却一下子把我深深地吸引了。小说讲的是一所地方中学里几个普通教师的故事。他们被权力和金钱交织成的潜规则，扭曲得不成样子。学生不再是心血浇灌的花朵，变成了教师在赌场上博弈的筹码。师生互相施虐与受虐，最终都变成非人。教师要顺从现实，就无法守住做人的底线；为理想抗争，又往往碰得头破血流。几位年龄性别不同、性格各异的教师，就在这样的生活里挣扎着，煎熬着。

 梁卫星出身于一个基层教师之家，1983年毕业于湖北荆州师专，从此成为中学语文教师。他原来写随笔，在一个偶然情况下，受到李玉龙鼓动，投入小说创作。李玉龙是一位的卓越的民间教育活动家，已经在2015年10月英年早逝，只活到50岁。李玉龙通过办刊物、办培训班等活动，激活了一大批基层教师的理想追求。梁卫星是其中之一。他把对父辈、对同事、对学生、对学校、对社会、对自己的全部感受，一骨脑灌注进这部作品。小说原来取名为《成人之美亦或奥斯维辛》。写中学的故事，却想到了波兰的奥斯维辛，可见作者的感受刻骨铭心。的确，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当今中学教育积重难返，学校被扭曲，教师无尊严，学生少阳光，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梁卫星身把亲身感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能不让人砰然心动。小说虽然语言流畅，感情饱满，人物性格鲜明，思想闪光触目可见，但梁卫星不是文学圈子里的名家。出版界有一种“马太效应”，越是出书多的名人越受到出版机构的追捧，越是没出过书的越难得到出书的机会。幸好朋友周实、向继东都是热心人，他们读到我转去的电子书稿，很快说服花城出版社，与作者签约，书名定为《成人之美兮》。编辑过程中删去了一些议论，也淡化了某些锋芒毕露的情节。出版社是投资者，承担着市场风险，提出要找名家作序。于是，梁卫星想到了钱理群教授。

 钱理群当然是名家。他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曾是北京大学学生投票选出的最受欢迎的教师的第一名，在当代思想史、中学教育等领域也有诸多令人瞩目的建树。

   梁卫星请钱理群提写序，钱理群慨然应允，很快以《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为题，给小说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结尾说：“反映大学与中小学学校生活的教育小说，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并且产生了叶圣陶的《倪焕之》这样的教育小说的经典。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都知道，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第一篇标志性的作品，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这正是一篇教育小说。但在我的感觉里，以后主要给成年人读的教育小说就逐渐边缘化。因此，我读到梁老师这本《成人之美》，不仅在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获得许多启示，而且还有一种文学史研究者的兴奋，因为它在文学上提供了新的东西：不仅是前面提到的对中国教育人生观察、剖析的锐利和深度，更创造了新的文学典型。在我看来，至少海老师、贾老师、邹老师、苏老师这四个典型是可以进入当代教育小说的人物画廊的，每一个人都足以写出有分量的人物论。因此，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判断，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这本《成人之美》是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的。”

钱理群解决了梁卫星的燃眉之急。小说出版后，市场反应很好，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一些不同地方的教师，纷纷对号入座，明明是小说，他们惊呼为纪实文学。《南方周末》等媒体也派记者对梁卫星进行专访。一个基层的语文教师，就这样闯进了文坛。后来，梁卫星告诉我，钱理群为他撰写的长篇评论不是一篇，而是四篇。我在网上一搜，果然搜到了钱理群评论梁卫星的其他文章。后来，钱理群和我小聚，说起梁卫星出书的事，都很欣慰。

钱理群倾力支持的青年朋友远不止梁卫星一人，他为那些在基层奋斗的青年教师和志愿者撰写的序言和评论不下几十篇，有时还慷慨地解囊资助。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依据。

 按说，钱理群的家庭不是草根。他的父亲钱天鹤是留美归来的农学家，中国现代蚕业科学的先行者。因为担任过民国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又去了台湾，所以给儿子的人生道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钱理群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在夜郎国里备尝艰辛。直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他才投师王瑶门下，回到北京大学，走进学术界。这时他已经40岁。长期的底层体验，孕育了他的草根情结。他说，“永远和年轻一代保持精神的联系，永远生活在大自然中，永远沉潜于社会的底层、历史与生命的最深处，永远和鲁迅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我能永远保持赤子之心的原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鲁迅不只是他写文章的话题，更是一种人生的榜样。我看到，鲁迅怎么扶植萧红、萧军、柔石，他就怎么扶植奋斗中的青年。这是他和王富仁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