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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去的女附中》说起

2017-05-15 邢小群 小众群言 小众群言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我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涉及,却触碰了权力的禁令!

相关题材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几年前我曾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三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严厉斥责。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经51年。有人担心研究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发出禁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51年来,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思的触角已经伸向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1年。21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驼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 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文革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权力的狭隘和短视,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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