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难忘的破冰之举

赵虹主编的《社会科学论坛》，今年19岁了。1999创办之初，他通过张冠生、孙珉找到我，希望参与组稿。我和他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当下商定，我以杂志策划的名义参与其中。我想，策划就是敲边鼓，主要是帮他接通和学界的人脉关系，同时提供参考性意见。我因为介入出版活动，结交了不少学界朋友。这些朋友的专业分属文、史、哲、经、政等不同的学科，共同的特点是比较关注现实。一些具有公知气质的学者苦于缺少园地。我向赵虹建议，约一些熟悉的公知聚一聚，向他们约稿。这样的饭局在北京开设了多次，后来我又陪赵虹到上海、南京、太原与当地的公知聚会，赵虹还在河北的障石岩、赵州桥、张北草原、驼梁等地举办小型笔会，这样，就和国内具有公共关怀的老中青学者数百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最近去世的何方、王学泰等先生。有了这样的人脉关系，好稿子就源源不断了。知名学者提供了优质稿件，赵虹甚为欢喜，舍不得一次用完。我说，办杂志的规律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只有多发一流的稿子，使自己成为一流的杂志，一流的作者才愿意来发言。所以，好稿子来了就要赶快上，不要留着慢慢用。

光是追捧已经走红的作者不是最高的境界，独家挖掘名篇才值得自豪。《新青年》首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读书》首发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都在思想文化史上留下凝重的一页。我和赵虹合作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首发了孙越生的《官僚主义起源论》。

孙越生是浙江绍兴人，1925年出生，1997年逝世，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他撰写和主编的著述有上千万字，但真正代表他思想精华的著作生前却未能出版，所以他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他真正的代表作就是1980年代写成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官僚政治的著作。官民关系本来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放眼全球视野，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官民对立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产生了官民分化。其中某些社会成员掌握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他们可能名叫头领、酋长、国王、皇帝、苏丹、可汗，也可以叫总统、总理、主席、首相、大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但共同的特点是掌控着支配其他社会成员权力。没有官民分化，无从产生国家，无从进入文明。有了官民分化，就有了官对民的伤害。如何减少这种伤害，成为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苦苦探寻的难题。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革命的路径，一条是宪治的路径。革命的路径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地主、资本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最后仍不能避免政权执掌者成为伤害人民大众的新官僚。宪治的路径着眼于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放弃国家消亡的空想，承认国家的公共职能是文明所必需，通过竞选、监督、弹劾、罢免等制度，让掌权人由民众选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让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互相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官僚政治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前一条路径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没有看到希望，而后一条路径则已经显现出曙光。孙越生就是中国思想界告别前一条路径转向后一条路径的先驱者，是1980年代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想得最深的人。

孙越生的老师是王亚南。王亚南以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闻名，又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学者。他在1948完成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具有开创性，当年孙越生就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文革中，孙越生获悉王亚南被迫害致死，决心继续老师的课题，对中国当代的官僚政治进行剖析。当时他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这是科学的踌躇；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这是民主的踌躇……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这不是短暂的烦恼，这是历史的踌躇。”他面对月夜下的碾子，竟然做起了“麦收场上民主梦”——“你的作用表现为：施加压力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制约官僚政治的对策，也在民主压力下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1980年代初，他把尘封多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重出新版，并结合现实写了新序。接着开始撰写《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他直面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政治现象，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官僚主义被他赋予特定的含义，它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官员作风问题，而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自利冲动，是和人类自身文明史同样悠久的痼疾。他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劳动创造人类论和国家必然消亡论，并依据考古发现，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图景。他从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制约关系中，重新考察了人类文明史。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

我的同学常大林是孙越生的生前友好。1988年他协助胡绩伟主编一套民主研究丛书，此书是计划中的一本。次年丛书流产，此书手稿也被锁进抽屉。孙越生1997年病逝后，我通过常大林读到了此书的手稿，着手将此书和孙越生的其他文字编成《孙越生文集》，请邵燕祥、常大林、李辉写了序跋。1998年贺雄飞运作黑马文丛风行一时。我找他联系，看能否把《孙越生文集》纳入其中。他看了稿子心里没底，找钱理群等人把脉。钱理群说价值很高，于是他找内蒙一家出版社联系书号。那家出版社很快通过，1999年春节前给了准印单。但他忙于率余杰、摩罗 、孔庆东踏雪寻梅，宣传推广他们的新书，等到1999年春节过后，形势突变，那家出版社紧急叫停，即将开印的《孙越生文集》功亏一篑。

我又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郭沂纹看好这本书，很想出版。当时王亚南的儿子王洛林是中央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出版社知道孙越生不但是王亚南的学生，还是王洛林的老师，于是希望王洛林能题个书名。他回话说，不擅长书法，不便题写书名，但可以考虑作序。于是出版社送上清样。他看了内容，再无下文。出书之事再度流产。

我走投无路，只好找赵虹想办法。赵虹看到孙越生的遗著，十分赞赏，但杂志社不能出书，于是决定破例，从2001年第一期开始，连续五期，在《社会科学论坛》上首发孙越生的《官僚主义起源论》，使得孙越生的遗著和读者见了面。

11年以后，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终于让这部杰作以专著的形式完整面世。袁伟时读后非常震撼，在微博上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最近钱理群研究1980年代的民间思想史，说真正从理论上对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体系性的科学总结的文章与著作了了无几，因而孙越生这部著作就显示出了特殊重要性。在中国，学者教授多如牛毛，但真正配得上思想家称号的人却廖若晨星。孙越生就是一个生后才被发现的思想家。

赵虹多次和我说起，要发现和扶植民间学者。有一些人，不是教授、研究员，不在大学和研究单位工作，身居乡村小镇，却热心钻研学术，能写出很有见地的文章，《社会科学论坛》特别愿意推荐这样的作者。我对他这一理念特别认同。

徐江伟就是一个这样的民间学者。他是浙江新昌县人，小学三年级赶上文革，初中语文就是学“毛选”，物理课本介绍一下“三机一泵”就完了。高中赶上“黄帅事件”，考试都取消了，毕业到一家乡镇农机厂当钳工。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进了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中文专业。学制三年，因为是扩招的走读生，其实只读了两年三个月。这所名为大专的学校，原来是一个中等师范。第一次办大专班，老师也谈不上多高的学术水准，整个教学围绕以训练初中语文老师的目标展开。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乡镇中学任教，三年后又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前后做了十年教师。1990年代，他下海经商，办了一个建筑机械公司，干了十几年，挣的钱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于是关掉了公司，专门从事自己最心爱的学术研究。

他先感兴趣的是蒙古历史。看完蒙古史又去看满洲史，他发现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蕴含着一些因果关系，还没被人说过。对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华夏文明是北方游牧族群和南方农耕族群融合而来。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南北原始人群交汇融合的过程非常残酷，而非诗情画意。他注意到汉语普通话与蒙古语腔调相似，而与吴越方言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推测汉语普通话与阿尔泰语之间存在更多的亲缘关系。如果先秦时代的统治者说的是古代阿尔泰语，汉字历史上应该有过一种跨语系的演变，从最初的多音节读音变成了单音节读音。于是，他从这方面入手寻找证据。他查看《古代突厥语语法》和《蒙古秘史》，发现许多阿尔泰语词汇读音与先秦雅言可以严格对应。他从2008年开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计划用三年写成一部书稿，想不到起笔很顺，只用5个月就写成初稿，以后不断质疑、修正、扩充，成为一部30万字的著作。他的研究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经费完全靠自己的积蓄，不需要为申请课题立项看领导眼色，和机构周旋。他说，这才是最好的境界，在当今中国还属于稀缺资源。

徐江伟的朋友默雷是新昌县国税局的网络工程师，业余从事人文研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以后，默雷写了一篇评论，颇有份量。2006年在武汉举行作品讨论会上，我与他相识。经他安排，2011年9月我到新昌讲学。讲学前，默雷把一本打印的书稿交到我手上，说书写得不错，你一定要看看。当天和朋友们聊得很晚，我无暇细看书稿。第二天上午默雷带我参观当地的名胜大佛寺，同时邀来了徐江伟。我没看书的内容，所以无法和他进一步讨论。下午我要去杭州。徐江伟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路上多聊聊。那天大雨滂沱，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住了。主要感觉是，他渴望学术上的知音。在中国，县级城镇的文化生活里，想找唱歌跳舞的伙伴比较容易，想找书法绘画、文学创作的同道也不困难，但想找学术研究的同道则并非易事。县级不设学术研究的专业岗位，业余从事学术研究者通常是凤毛麟角。因为学术研究是难度不小的智力挑战，需要足够的知识积累，却不具有娱乐性质，历来只有少数人乐在其中。

我在回程的飞机上开始阅读徐江伟的书稿。这本名为《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的著作，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原来，他从蒙语和古代汉语的比较入手，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华夏文明的诞生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一回北京，就给他发去一信：“我在返回北京途中一直看你的大作，感到立论很新颖，视野很开阔，文笔也很流畅。因为我不从事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所以不能判断具体结论的得失。但我想把你的成果推荐给一个学术刊物的主编，他们这个杂志曾经推出过数位民间学者，我希望他把你的书稿选发一些。如果你乐意，请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给我。”

徐江伟收信后，很快发来了电子文本。我迅即转给赵虹。赵虹看了以后很兴奋，立即决定从2012年起，选刊书稿。他连续刊登了11期，将徐江书稿的主要内容都刊发出来，给徐江伟极大的鼓舞。

后来，我又把徐江伟的书稿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李向晨。他对这部书稿也很欣赏，很快与徐江伟签约，出版了《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一书。接着，徐江伟的第二部书《寻找另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他的第三本书已经杀青，第四本书将近完成。

有人曾经讨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我认为，在某些国家可能存在学术共同体，但中国目前不存在一个遵守共同行为规则和伦理底线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学术界，实际上分为四块：一是官办学术界，二是学院学术界，三是市场学术界，四是独立学术界。四个学术界，各有各的追求目标，各有各的价值准绳。第一块首先要求政治上符合宣传导向，掌握着话语权力和充沛的财政经费，足以吸引大量学者为之摧眉折腰，当然难以避免寻租现象。学院学术本应是学术研究的主渠道，但在中国却发生了某种变形。近十几年中国大学力求与国际接轨，引进了量化管理。他们往往把学术成果的外在属性当作刚性要求，更看重学术成果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由什么级别出版社出版，是否列入什么级别的科研课题，而成果本身品质的高低反而放在次要地位。市场学术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现象。金钱是市场的准绳。有的学术成果投放市场可以赚大钱，有的根本不赚钱。一些学术成果通过市场取得收益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完全让市场支配学术，也会使学术异化。真正有出息的学术应当以学术创新为追求，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不做权力的附庸、名利的筹码，也不做金钱的奴隶。我把这样的学术称为独立的学术。可能大量学者并不纯属于某一类，而是介于两类甚至三类之间的交叉地带。他们之间的区别形成的张力，正是学界许多人内心纠结、无所适从的原因所在。而赵虹倾力推荐的徐江伟、沈登苗等独立的民间学者，他们研究学术，既不想取悦于权力，也不是为着谋求职称、学位和金钱，完全是为着追求知识的创新，探索真知、真理和真相，他们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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