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家附近的油菜花田。(摄影:作者)
我儿时的记忆是从大姐出嫁那天开始的。来了好多人,抬走了红红的新柜子,姐夫把大姐接走了,5岁的我跟在后面大哭,不要大姐走。
今年防汛,单位发了一件雨衣一双雨靴,我送给了农村的大姐。姐夫去世已20年,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在武汉打工,家里的田由她一个人种,种稻种棉种菜,风里来雨里去,这两样东西她用得着。大姐73岁了,个子小了好多,还有点佝偻,我劝她不要做了,她说:“不做吃什么?今年发瘟疫,要不是我种田,一家人没吃的。”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一枚园地的一篇文章《在老家陪母亲看病》后面写的留言,一枚看了,叫我写一篇《大姐》,为她这个普通人如实作一点人生记录。
大姐的一生,与同时代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
大姐名叫徐燕兰,生于1947年3月。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大哥是老大,老二玉兰才是真正的大姐,9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排行第三的燕兰于是成了大姐。
我对大姐的记忆,是从她出嫁那天开始的。她出嫁之前的事情,来自我们姐弟在一起的时候她断断续续的讲述。她曾经说过,她吃过的苦,可以写一本书。
最苦的时候是那三年。
母亲生前多次说,那三年我家没有饿死人,靠的是大哥和大姐。
饥荒开始那年,我家7口人,父母、大哥、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大姐12岁,二姐8岁,二哥5岁,三哥1岁。大哥在镇上榨油厂工作,榨油厂属于粮食系统,他能弄到糠和菜籽饼,起初家里6口人靠这两样东西度命(大哥在厂里吃饭)。
菜籽饼是什么东西?不要以为是月饼或者芝麻饼之类,那是油菜籽榨油之后的渣渣,混合着稻草压成的饼状物,比木板还硬,砸碎,加水发酵之后做肥料。糠是什么东西?现在城市的孩子不知道,那是稻谷的壳,稻谷碾米之后,稻壳变成了粉末,用来喂猪。
别问怎么吃,比起草根树皮观音土,这是好东西,一般人家弄不到。隔三差五,大姐背着空书包到镇上,大哥偷偷装一袋糠或者是几块菜籽饼让她带回。
有一回,大姐带了一书包糠回来,半路上与一个老太太擦肩而过。那时候没有大路,都是田间小路。老太太闻到了糠的香味,返身拉住了大姐:
“姑娘,你袋子里是什么?”
“没什么。”12岁的大姐紧紧捂住袋子,生怕被老太太抢走。
“是糠!我闻到了!”老太太说。
“不是不是。”大姐更害怕了,想赶紧摆脱老太太。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不松手:“姑娘,给我一点吧!我家里要饿死人了!”
“不行不行,我家里靠这点糠度命呢。”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跪下了:“姑娘,行行好吧,给我一点吧!”
大姐望着瘦骨嶙峋一脸菜色的老太太,心软了,她让老太太抓了几把糠,然后加快脚步往家走,生怕又有人要她的糠,更怕有人抢她的糠。
后来,榨油厂没有菜籽饼了,糠也没有了。大哥在厂里有吃的,家里6口人面临断顿。
大人不准出外逃荒,大姐还是个孩子,可以外出讨饭。她和同村一个名叫张玉英的好伙伴一起出外讨饭。
大饥荒,哪里能讨到饭呢?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散乱着黄头发(营养不良所致),拿根打狗棍,挎个小竹篮,一只小布袋,往西,往西,再往西......
西边五十里开外,以前是湖区,叫涨渡湖,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田。湖区田多人少,那里没有饥荒,可以讨到饭。每到一个村庄,大姐和张玉英约好,一个从村这头进,一个从村那头进。讨饭很简单,倚着人家门框,默默无言,主人拿一把米放进袋子里,大姐说一声“谢谢!”再到下一家。
碰到吃饭的时候,人家会给半碗饭。米放在袋子里,饭吃几口,其余的放进篮子,带回家给父母和弟妹吃。并不是家家都给,有的人家,你倚在门框上多久他只当没看见,大姐只好默默走开。
后来讨饭的多了,湖区老百姓也没余粮,讨不到了,怎么办?偷!
偷东西,不丑吗?大姐告诉我,那时候,人们为了活命,没有了羞耻感,家家外出偷青。
第三年春天,地里庄稼长出来了,人们晚上出门偷青。
附近村子都有人看守,偷不到,就偷远处,地广人稀看不过来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大姐和张玉英一起去偷青。两个小姑娘摸黑走了十里多路,涉水淌过一条河,春寒料峭的河水,两个小姑娘冻得瑟瑟发抖。来到一片油菜地,油菜苗有一尺多高,两个小姑娘双手掐油菜嫩尖,装满了一背篓。
这时候,远处看守的人听见了动静,大喊一声“什么人?”两个人朝她俩冲过来,大姐和张玉英吓得赶紧逃跑,两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跑到河边,大姐和张玉英扑进河里,齐腰深的水,奋力往对岸逃,由于恐惧,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河水的冷。上了岸,听见对岸的人说:“逃过河了,不追了。”大姐和张玉英各背一篓油菜苗尖,走了十多里,湿漉漉地回到了家,一到家就瘫倒在地。
饥荒过后,乡村慢慢缓过气来,14岁的大姐开始做生意,走村串户收鸡蛋,送到汉口去卖。卖鸡蛋的钱,从汉口买回一种很便宜的黑色粗瓷大碗挑回来,走村串户叫卖,没钱的人家用鸡蛋来换,然后又把鸡蛋送到汉口卖,就这样周而复始。
私人贩卖鸡蛋属于投机倒把,大人不敢做,大姐是个孩子,可以蒙混过关。
鸡蛋上不了船,大姐有办法。把两个大南瓜小心地挖下拳头大的一块,掏空瓜瓤,鸡蛋放进去,挖下的那块南瓜盖上,粘好,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出来。
大姐白天走村串户卖大碗收鸡蛋,傍晚挑着两个大南瓜,步行15公里到团风镇搭晚班船,第二天早晨在汉口上岸,在汉口摆卖鸡蛋。那时候鸡蛋非常紧俏,很快就卖完,大姐买了粗瓷大碗,又搭船回团风,走15公里回家。这样,大姐隔天上一趟汉口。
有一回,大姐在团风镇候船室,一个戴红袖章的人看着她的两个大南瓜,问:
“这是什么?”
大姐怯怯地说:“南瓜。”
“到哪里去?”
“汉口。”
“到汉口带两个南瓜干什么?”
“送给汉口的姑妈。”
红袖章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南瓜,发现了破绽。红袖章拿开那一小块粘合的南瓜,露出了里面的鸡蛋,大姐吓得脸煞白。
红袖章来到售票窗口,对售票员说:“不要卖票给这个小姑娘,她是二道贩子,投机倒把的。”
红袖章没有收走大姐的鸡蛋,大姐松了一口气。
怎么办?大姐决定到下一个港口搭船。
离团风最近的港口是新洲县大埠街,离团风十五里。14岁的大姐挑着两个大南瓜,在漆黑的夜晚,借着星光,沿着乡间的小路走了十五里,来到大埠街码头,这时候已是半夜。
大姐怕又遇到盘查,就把两个大南瓜藏在码头不远处的草丛里,到候船室买了船票,又来到草丛等候。大姐很困,但是她不敢睡,怕睡着误了船。
大姐坐在草丛里,又饿又乏。望着江面,14岁的大姐哭了起来。远远看见轮船开过来,鸣着汽笛,大姐连忙起身,挑着两个南瓜走向码头。
天亮在汉口上岸,大姐刚把鸡蛋摆出来,又一个红袖章过来,二话不说,南瓜带鸡蛋全部收走。
大姐身无分文,没钱买船票回家。
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崩溃的大姐在汉口街头大哭。
大姐决定投奔姑妈。她没有去过姑妈家,只知道姑妈住在武昌中华路,长江码头边,坐轮渡过江就到了,可是大姐没钱买船票。
大姐决定绕道长江大桥,步行去找姑妈,这一绕,就是二十多里路。
大姐走到了武昌中华路江边,精疲力尽。她打听姑妈的家。大姐不知道姑妈的名字,只说姑妈姓Xi。黄冈土话,徐,发音不是Xu,而是Xi。街坊说:这里没有姓Xi的,是不是姓Xu?大姐说:不姓Xu,姓Xi。街坊问:你姑爷姓什么?大姐答:姑爷姓詹,是码头工人,姑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木英,二女儿叫毛姑。
街坊叫来了姑妈。姑妈一见黄皮寡瘦的大姐,一把揽进怀里紧紧抱着,大哭起来:“我的孩儿啊!”大姐已经没有力气哭,只是不停流泪。姑妈哭完了,大姐说:“姑妈,我饿。”
那次以后,大姐继续到汉口卖鸡蛋,她已经学会了如何躲避那些红袖章。
第二年,大姐15岁了,必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再也不能上汉口卖鸡蛋了。15岁的大姐一天挣四个工分,值一角五分钱,比卖鸡蛋差远了。
1968年冬季,大姐22岁,大姐出嫁了。那时候农村姑娘22岁出嫁已经很晚了,之所以迟迟未嫁,是因为大哥早已分家另过,大姐成了家里的长女,下面四个弟妹,家大口阔,大姐想留在家里帮父母多挣几年工分,帮助父母养育弟弟妹妹。
我儿时的记忆是从大姐出嫁那天开始的。来了好多人,抬走了红红的新柜子,姐夫把大姐接走了,5岁的我跟在后面大哭,不要大姐走。
大姐的婆家离我家四里地。父母对这桩亲事很满意,因为嫁到那个村能够吃饱饭。我们村一向穷,田地少,吃不饱。大姐能嫁到吃饱饭的地方去,父母很满意。
那里原本是湖的边缘,紧邻的另一个村子叫“见鱼咀”,意思是站在村头能看见湖里的鱼。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了田,村里的田比别的村多,粮食能够吃饱。
大姐吃饱了,牵挂着吃不饱的父母和弟妹。有一天中午,大姐瞒着公婆,用一个帆布袋装了两升米,袋口放了两颗白菜,对婆婆说送点菜回娘家。公公坐在大门口,大姐不敢走,急得在房里打转。聪明的婆婆看出了端倪,对大姐说:“大姐(我们这里,婆婆都这样称呼媳妇,大姐,二姐,三姐),你不是要送菜回娘家吗?怎么还不走?快走,送去了赶回来出工。”
婆婆拿起帆布袋,说:“走,我送送你。”
后来,婆婆多次瞒着公公往帆布袋装两升米,放几颗菜,对大姐说:“大姐,你好长时间没回娘家了,回去看看吧,带两颗菜回去。”
几年后,婆婆去世,大姐哭得非常伤心。
1969年发大水,大姐那个村子遭水灾,房屋被冲毁。水退后,大姐和姐夫在生产队的一间牛栏里住了两年,我的大外甥女就是在牛栏里出生的。
那个地方地势低洼,容易淹水。没有修堤的时候,自然河道,夏季涨水就变成湖,水退了就是滩涂。大堤修起来后,滩涂变成了水田。夏季涨水季节,堤外河面比堤内水田还高,成为地上河,堤内的水靠排灌站的巨型水泵往河里抽。碰上连续大雨,来水量超过了水泵的排水量,水就涨上来了,淹了大姐那个村庄的田地和房屋。因此,夏季如果碰到连续大雨天气,就得搬家。生产队把粮食都分给各家,各家投亲靠友,把粮食搬到亲戚家里去。
搬家的辛苦不可言状。大姐和姐夫戴斗笠,穿蓑衣,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小路,一步一挨,一担一担地把粮食和生活用品挑到我家,二哥三哥也帮着挑。一个外甥三个外甥女就住在我家。天晴了,水退了,又一担一担地挑回去。
一直到80年代中期,大姐家拆掉土砖房子,盖起了高高大大的红砖房子,屋基很高,再也不怕水淹了,才停止了苦不堪言的搬家。
大姐家的房子。(摄影:作者)
1971年暑假,我是在大姐家里度过的。那年暑假,姐夫让我到他们村去“捡谷”。所谓捡谷,就是田里收稻子的时候,小孩子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捡拾遗落的稻穗,捡到的稻穗可以拿回家。
那个暑假我捡了二十多斤稻谷,大姐抽空送回娘家。外村人去捡稻穗,那是不被允许的。姐夫是个“大眼睛社员”。大眼睛,意思是有地位,吃得开。大姐在村里人缘很好,因此我才能去捡谷。
有一回,一个名叫金元的大孩子看见我捡谷,凶巴巴地问:“这是哪个?怎么跑到我们队里捡谷?”别的孩子告诉他:“他是徐大姐的兄弟。”金元一听,马上变得很友好。那年暑假,我在大姐家吃得很饱,还第一次吃了冬瓜,冬瓜很好吃。
要开学了,我不愿回去,三哥来叫我回去,我往田野跑,三哥追了好远才追上,我一路哭着被三哥拉回了家。
粮食不是白来的,田地多,农活就多,农人就更辛苦。
最辛苦的是“双抢”,这是南方水稻产区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插。那时候为了多打粮食支援亚非拉,规定必须种两季水稻。夏天最热的时候,头季稻熟了,得抢时间收割,在8月之前把二季稻种下去。那时候没有农机,全靠人力和耕牛,苦和累可想而知。
五更时分,天还没亮,社员们就到田里割稻,太阳升起一丈多高的时候,他们已经挥了两个多小时镰刀,肚子饿了,力气也没有了,家人送一碗饭到田埂上,割稻人从泥巴田里上岸,吃了饭,有了力气,继续割稻。
各家送到田头的饭,品种各异:油盐饭、面条、软饼,条件好的人家在面条里卧一个鸡蛋,那就是超级大餐。
9点多钟收工,回家匆匆吃了早饭,犁田、耙田、平整水田等各种农活。
下午,早晨割倒的稻禾晒一上午了,得抢收回来。弯腰把一排排割倒的稻禾抱起,在田埂上捆成很大的“草头”,一担一担挑到稻场(打谷场)。一担草头一百几十斤,挑草头是强壮劳力干的活。
晚上,把下午挑回来的草头摊开在打谷场上脱粒。搞到10点多钟回家睡觉,第二天五更又得起床割稻。
稻子割完了扯秧,插秧,把二季稻抢插下去。双抢持续两个月,这两个月,人都是泡在泥水和汗水里。
后来,总设计师搞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一个家庭的双抢只需要十天左右。再后来,推广袁隆平的杂交稻,一年只种一季,再也不用双抢了,00年代,农村实现了机械化,不用插秧了,农机把水田整好后,稻种洒进田里就行。稻子熟了,收割机开进田里,一边收割一边脱粒,稻子用袋子装好,电瓶车运回家,再也不用挑草头。大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一人就把全家的田都种了。大姐特别感谢总设计师,特别感谢改革开放。
改开之前,大姐所在的村子,农活很重。大姐有个毛病,吃饭特别慢,常常饭还没吃完,生产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大姐紧扒几口饭,含着饭跑去出工。长期这样,影响了她的健康。
大姐那个村子田地多,但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公粮,支援亚非拉,剩下的粮食也就吃口饱饭而已。改开之前,荤腥很少能吃到。
由于长期辛苦劳作,营养不好,1978年,31岁的大姐患上了肺结核。农村医疗水平有限,用药不规范,吃了异烟肼打了链霉素都不管用,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拖到走路的气力也没有了。
大姐非常刚强,姐夫出工去了,她就躺在床上,快要收工的时候,她硬撑着起床做饭。姐夫见大姐还能做饭,心情就好一点。姐夫吃完饭上工,大姐已经耗尽了力气,赶紧躺下。大姐那个时候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去。
大哥在外面工作过,有些朋友,他打听到团风镇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治好了,连忙步行15公里到团风,找到了那个朋友。朋友说他是武汉买的进口药,叫利福平。朋友拿出药瓶,倒出十几粒送给大哥。大姐吃了大哥带回的药,明显好转,大哥连忙坐船到武汉,花40多元买了一瓶回来,那时候40多元是天价。
包装和说明书全是外文,不知道怎么吃。那年我念初三,就把包装盒以及说明书带到学校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姓徐,是清华大学毕业生,1957年成了右派,发配回乡劳动,平反之后到学校当老师。徐老师50多岁,看上去有80多岁,眼睛花了。他用放大镜看了说明书,告诉我这是意大利进口药,还告诉我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粒。大姐吃了那瓶药,病好了。
2001年,大姐的肺结核复发,咯血。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能力给大姐一点帮助。我找朋友帮忙,朋友带着护士开一辆救护车把大姐接到市里,住进了结核病医院,得到规范的治疗,病很快治好了。
1998年,姐夫出现便血现象,到市医院看病,医生让做胃镜,发现胃里有出血点。姐夫把检查报告单给我看,我非常疑惑:便出鲜红的血,应该是肠道出血,怎么让做胃镜?胃出血的话,经过了肠道消化吸收,应该是黑便,怎么会是鲜红的?但是我见报告上说胃部有出血点,就没再说什么。三甲医院也有庸医。
有一回我到大姐家去,大姐告诉我,姐夫吃了医院开的胃药,一点效果也没有,便血更严重了。我对大姐说了我的疑惑。大姐问:“那为什么胃镜检查胃部有出血点呢?”我说:“可能是胃镜把胃部戳伤出血。”我接着说:“姐夫的病,莫非是肠道长了肿瘤。”大姐问什么是肿瘤,我说:“癌症。”大姐一下子呆住了。
好不容易说服了倔强的姐夫,他同意到武汉检查。我找了朋友帮忙,用一辆小车把他接到武汉湖北省肿瘤医院,一检查,确诊为结肠癌。当年做了手术,不到三年姐夫去世了。
姐夫去世前几个月,癌细胞全身转移,非常疼。姐夫异常坚强,疼得发抖也不哼一声。大姐对姐夫说:“受不了你就叫吧,叫出来好受点。”姐夫说:“我不叫,我要跟它斗!”姐夫病重期间,大姐照顾得非常周到,勤洗勤抹,身上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气味。大姐让姐夫有尊严地离开了人世。
姐夫比大姐小两岁,是个能干人,头脑灵活,特别能吃苦,因此大姐一家在村里算比较殷实的。可惜姐夫走得早,2000年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1岁。我的外甥比较老实,外甥媳妇寡言少语。姐夫去世后,大姐就是家里的方向舵,里外靠她操持。
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大姐是脾气最好的,温和敦厚,善良守信。我从来没见她发过脾气。父母虽然养了包括我在内四个儿子,但是,对父母照顾最多的却是大姐。二姐嫁得远,有星(心)难照月,大姐离我们家近,对父母照顾最多。母亲病重,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照顾。父亲病重卧床那两年,大姐天天来照顾父亲,在家里做好吃的给父亲送来。
大姐虽然吃了好多苦,但她是有福之人。一儿三女都长大成人,开枝散叶,外孙里孙一共10个。逢年过节,晚辈们都来了,家里欢声笑语,这是大姐最开心的时候。
祝大姐健康长寿!
(本文原发于“一枚园地”,2020年8月15日,《特刊 • 说事儿(6)》)
【作者简介】竹林风影::六零后。大别山南人,师范毕业,当过老师。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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