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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所拍村民家的梅花。题图来自作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写下这份倡议，是想引起人们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关注。
重阳节里话养老
我是一名在湖北乡下的普通村医。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经常可以近距离地跟老人们谈心聊天，了解到他们的所思所想，倾听他们诉说生活的艰辛和愁苦。我曾经遇到不少老人，儿女一大群，可生病时无一人在身边照顾他们，只能靠二老自己相依为命。L爷爷与L奶奶是我十几年前认识一对老人，当时年龄都过了八旬。他们有六个儿女。L爷爷88岁那年，儿孙们为老人办了一次寿宴，热热闹闹之后，儿孙们一哄而散，留下一片狼藉。老俩口只好自己动手收拾场地。L爷爷受了凉，发起高烧。附近的村医都嫌L爷爷年纪太大，不愿给他治疗。是L奶奶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我，让我去给L爷爷治病。由于路途比较远，山路实在不好走，那时我也实在是忙，在第一次我上门为L爷爷诊断过后的第二天，我便让妻子带上药具去L奶奶家住。妻子常年帮我拿药打针，也懂一点。我就让她在我的指导下为L爷爷治病，直到L爷爷痊愈了。妻子住在L奶奶家的几天里，与L爷爷和L奶奶聊天时无意中提起，我所在的诊所有一些空房子，而我总想养几只兔子，也提到了我们家女儿爱吃板栗。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给L爷爷治好病的第二年春天，L奶奶走了十多里山路，给我背来了两只他们自己家养的大兔子，每只都有四五斤重了。L奶奶说：春天兔子好成活些。
到了秋天，L奶奶又翻山越岭，给我们背来了二三十斤他们自家树上结的板栗，送来给我们。
一晃这都十多年了，我对这些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我搬离故乡时，把那两只兔子送给了我姨家。那两只大兔子繁殖的后代现在都还有。M爷爷中风后，长年卧病在床。M奶奶患有高血压，每天手不离药。
我经常上门为他们送药打针，有时他们会留我在家中吃饭。日长月久，他们便把心中的话全讲给我听。他们说，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四个女儿都远嫁外地了，只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但儿子一家视他们为路人，对他们日常生活不闻不问。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去了M爷爷奶奶家那么多次，一次都没见到他们的子女。后来我搬离了故乡。听说，在我离开故乡的第二年，这对老人便相继离世了。C大爷家住在离我我诊所二十多里的地方。在听说我搬离故乡之后，他专程跑去证实消息真假。听说他跑到诊所一看，发现我真的已不在那儿上班，抱着诊所门前的大树痛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不过是因为有一次我尽了一个村医的本分，帮C奶奶看好了病。那年，C奶奶患上了心脏病，胸闷、气喘、下肢水肿，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就会发生休克。C大爷带C奶奶到当地县医院，县医院诊断为心衰，给他们开了些药，让他们回自己家里慢慢调养。回到家后，C大爷找到当地的一个村医。那个村医天天给C奶奶输液。可是，C奶奶的情况越来越糟，到后来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后来，C大爷听说了我，与他儿子用板车把C奶奶拉到我那儿。我看到C奶奶的状态的确不好，详细询问了她的病史、治疗经过和服药情况。然后，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指导他们如何服用他们手中的药物，并告诫他们，以后尽量少输液或不输液。他们回家后按照我叮嘱的服药，也不输液了。C奶奶的症状一天天减轻，后来竟奇迹般恢复到能帮着干家务了。从此，他们一家人一直对我心存感激。W大娘年近八旬，患有老年痴呆症。她健忘，失忆，有时候还会大小便失禁。
W大娘有一个独子，长年在外务工。媳妇留守在家，帮着伺候她。一开始，媳妇还让W大娘跟他们在一起吃住。可是到了后来，越来越嫌弃厌烦她，便把老人单独分居出去。有时候还会打骂老人，甚至不给老人饭吃。有一天，我路过W大娘家，W大娘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看见我后，就一直望着我，憨憨地笑着。
那样的笑，让我差一点哭了出来。日常工作中，我经常会遇到中过风的，有关节炎的，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七十多岁了，颤巍巍地，也没子女陪护，来找我给他们看病。我就犯难，给他们治疗，怕出意外；不给他们治疗，又怕伤了老人们的心。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不知从何时起，不少人都把自己年迈的父母当成了累赘，冷落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每到农忙季节春播与秋收时，几乎每月都有老人自杀的死亡报告，或服农药，或上吊，或投河，让人痛心。
这与我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组报告十分一致。这组报告是一个回乡过春节的博士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他记录下了他春节期间在自己老家的一些见闻和思考。报告中写道：在湖北某地，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率高达百分之十点多，高居全国首位。农村老人最常见的困难，首先是孤独，平时身边缺少人陪伴，尤其丧偶的老人。如果遇到什么烦恼，“连个说话的地方和伙伴都找不到。”这是老人们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儿女们匆匆来，又匆匆去，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陪他们多说一会儿话。其次，是行动不便。许多农村老人不识字，平时缺乏生活物资和出门办事时，不能自己单独办理，只能依靠年轻人。我就曾多次帮过许多老人，带着他们去银行取养老金，或到医院看病，买药。第三，是生病。如果得了头痛脑热、感冒发热诸类小毛病，老人还可以不出村，就在村卫生室看村医。可是如果得了大毛病，又没有儿女带着他们去大医院检查治疗，他们十有八九就会选择在家里捱着。第四，是经济不独立。不少农村老人的社保卡和银行卡都掌握在儿女手中，老人平时想用钱时，需张口向儿女们索要。经济不独立，也会限制他们生活的自由。第五，是勤俭。由于平时没其他收入，仅靠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度日，在我所有认识的农村老人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想或不敢花钱。这样的不敢花钱，有时候就让他们原本花小钱就可能可以治好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花大钱也难以治愈。（邻村村民种的木瓜，村民在瓜上写上了“发”。图片来自作者）
记得我曾在陈先达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老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代表着经验和智慧，会被年轻人看成是一个“宝”。但在工业社会里，科技与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往往会被人们看成是累赘，是根“草”。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一一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中的一句话：与其说老年人丧失了传统的地位和控制权，不如说他们分享了新的地位和控制权。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老人在家庭的地位。如果说，陈先达先生是站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老年人问题，不但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而且会被一些不孝之人拿出来作为嫌老弃老的托辞，那么，阿图·葛文德则是站在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老年人问题，更具说服力，更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
在读到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之前，我对老年人问题的看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则进入了理性思考。而不久前村里老李的“诈死”事件，让我的思考更深入了一步。老李今年76岁，儿女不在身边，妻子去世多年，平时一个人生活。那天，邻居发觉平时爱凑热闹的老李，已经两天不见踪影了，感觉有点异常，便报告了村干部。村干部赶到现场一看，老李楼上楼下的门都紧锁着，呼喊没人应。急忙搭着梯子爬上二楼，打开窗户，一般刺鼻的臭气迎面扑来，老李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村干部以为他会不会已经去世了，连忙叫来周围的邻居破门而入，走到跟前一看，发觉老李尚有呼吸。等我到被叫到现场时，老李已经醒过来了，只是意识还不太清楚，站起来时踉踉跄跄，说话吐字不清。我发现房间里秽物满地，便怀疑老李中风了。老李现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个军人，在四川服役。女儿家住襄阳，离我们这儿也有2百多公里。几个小时后，老李的女儿赶过来了。她把老李送去了医院，一检查，果然是因为突发眩晕，摔倒在地，致脑部少量出血。其实，像老李这样“诈死”的事件，几年前村里就出现过一起。患者也姓李，四个子女和老伴当时都不在身边，夜里独自下河打鱼时，突发脑出血，晕倒在渔船上。第二天，也是邻居发觉异常，报告村干部，村干部连忙组织人寻找，找到人时，开始也以为已经去世了。当发觉仍有气息时，连忙拨打120，才把他救了过来。而像老李这样子女都不在身边，只自己一个人或两个老人留守在村子里的情况，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几天前，村里一位老人找到我，想寻求我的帮助。他说儿子媳妇都外出务工去了，只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可是他现在身患多种疾病，做饭、穿衣服、入厕都困难。该怎么办呢？听着他的诉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只是个小小的村医，实在无能为力。最后，看着老人默默离开的背影，我心如刀割。
老李的儿子根据他照顾了几天老人的感受，和在村子里的所见所闻所思，建议由当地政府出来牵头，联合民政、社保、妇联、卫生等部门，整合资源，相互协作，做一个居家养老项目，成立一个类似家政服务的公司，为农村独居老人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以减轻当下农村养老的困境。这样，既满足了老人们不愿离开家的心愿，又解决了部分不能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他说，农村养老不是仅靠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能够做好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老李儿子的这些想法，与我这些年的思考不谋而合。我告诉他，据我观察，中国目前许多农村养老机构，不是流于形式化，就是过于商业化，往往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既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产生社会效应，所以，亟待改革。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曾多次参与了义工组织的到当地养老院慰问老人的活动，他跟我分享了他在养老院里的见闻，谈到那里面老人的生活状况，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许多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千千万万个家庭首当其冲，而这些，在中国农村家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青、壮年为了谋生、增收，纷纷外出务工，造成无数个村子和家庭空心化，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由此产生。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解决这些留守老人和儿童的赡养与抚养问题。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担当与风范。带着这些观察和思考，10月20日，“霜降”的前三天，我在一个有500人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份“倡议”:三天之后，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霜降过后，天气将一天天转凉；五天之后，将是中国的传统敬老爱老节一一九九重阳节；在天气逐渐转凉，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让身边的老人感受到人间温暖，体验到后辈对他们的一份孝敬，也为了让我们找到自己生命的本源。本人特发出以下倡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各尽其能，为身边的老人，献上一份独具特色的爱心。为了实现这个倡议，我准备了50个红包，将在九月九日那天，发给身边的65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老人们自己来领取更好。红包钱不在多，重在开心快乐。希望大家积极加入这个活动。参与的人越多，老人们得到的红包就越大。我曾经读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向人伸出空手而得不到东西，那当然是苦恼；但是，假如我伸出一只满握的手，而发现无人接受，那才是绝望。”希望大家广而告之，把这份爱心顺利传递出去。而不要让我“伸出一只满握的手，无人接受，而陷入绝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写下这份倡议，是想引起人们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关注，增强一些对各自身边老人的关心和爱护。倡议写好后，我发给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既有文学情怀，又热心公共事务”的朋友看，没料想，她眨眼间就给我发来了一个99元的红包，对我这个倡议表示响应与支持。这是我发出这份倡议后收到的第一个红包。我非常感激。她的这个善举，也更加坚定了我每天去关注和关心身边每一个老人的信心，带给了我更多的力量。在我发出倡议后的5天里，我一共收获了2百多元红包，加上我自己的1百多元，共3百多元。我把其中的250元装进了50个红包，每个红包里放5元，分发给老人们。剩余的钱我打算发给村里虽然年龄不到65岁，但因病致残，长年坐在轮椅上的特殊病人。昨天，农历九月初八，重阳节前一天，我召集全村65岁及以上的老人，现场给他们发了红包。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组织这场发红包活动，一是为了提前给他们送上一份节日祝福。
二是因为经历新冠疫情，我受到了许多启发，既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又看到了亲情和友情的珍贵。在新冠疫情中，遭难的很多是老年人，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活动，给每一个老人送上一份祝福。
三是因为重阳节原有祛瘟避邪的风俗，我想通过发个红包，给每个老人带去些一份吉祥。
四是在疫情期间，我认识了许多真正心怀大爱、正直善良的人。他们不但教给我许多以前从未学到过的知识和道理，而且还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为了感恩，我想把这种爱传递出去。老人们听完我讲这些，个个眼泛泪花，让我十分激动。
因为来的老人比较多，我事先准备的50个红包不够，后来我又补发了近20个红包。昨晚，我读到一枚新园地推出的“柏拉图的玫瑰”老师的《尊严地老去》，以及85后“白色的波斯菊”的《也谈尊严地老去》两篇文章，非常受触动。
都是用亲身经历，亲身见闻和亲身感受写成的。“柏拉图的玫瑰”老师的《尊严地老去》，让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中讲述的所有场景，在我脑海中一一再现，令人浮想联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备的养老体系，虽然仍然一定存在有不足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我们只要虚心学习，大胆探索，会有那么一天，也有可能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老人，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而年轻的“白色的波斯菊”的7连问，让我深信，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善良隐藏了起来。有善心，而无善行；许多时候有行善的想法，却没做善事的行动，把想法变成现实。知行合一。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知，更需要行。
【作者简介】汉水伊家：坐标湖北，70后。农民。村医。热爱生活，热爱自由。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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