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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语言，我有太多的语言。
我这一生，要说贫困给我的感受已经是够多够深够烈的了，但似不及语言。
在我还不知道为贫困难受的时候，语言就已经开始让我难受了；在我通过几十年努力快要甩开极端贫困的时候，语言给我的难受感反而有增无减；我想，要是有一天我发了，远离了贫困，但语言的难受感也不会离我而去。
不到十岁时，我就感受到了语言的可怕。那时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班主任姓孙，是一位从武汉下放到我们村的知青。不知是我小时候格外喜欢做坏事,还是同学们都觉得我软弱可欺，总之，我几乎每天都有错误被同学们检举给老师。如站路队时出队，说广播像蜜蜂子叫（声音太小），把毛主席像用针刺（无意识行为），把语录牌拿倒等等。老师听到检举后并不直接批评我，而是上课后先念一条“最高指示”，然后批评。有时念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时念的是“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绝不让他们……”，有时念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等等。以致于我一听到老师念毛主席语录，就知道自己又被揭发了，我的心就发怵，身子就发抖。可能是因为老师看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尖锐，于是在班上召开了一次批判会。他横着粉笔铆足了劲在黑板上写了“批判大会”四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横着粉笔写字。以后每当我看到别的老师和我自己当老师后这样写字时总要想到这一幕），然后叫我站在黑板前。批斗大会正进行着，我们队里的杨剃佬在窗外喊：“明德（我的小名），明德，出来剃头。”老师说：“他现在不准出去！”而以前上课时，只要杨剃佬在窗外一喊，不管谁老师都放行了的。
要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用一些不敬的言辞。我曾经说过：我父亲是处在底层中的底层，是农民中的农民。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家突出地穷，而是就父亲的工作（种田也是工作）能力和语言能力而言的。父亲不仅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最划算的事做，而且他在做一件不划算的事情时一般也不能选择最划算的方法。他做事很少效益明显，很少省工省时，很少干净利索。至于他说话，那就更糟了。他不是文盲，曾读过四年书，但我们队里那么多文盲没有一个不比他会说话。一是从整体上讲条理不清，很少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后再说下一个问题；二是句子绞合，像一团乱麻，往往上句还没说清又开始说下句，下句还没说清又意识到上句没说清又回头去说上句；三是总是在要害的周围转圈，始终不能触及中心，像瞎子摘桃，每次快要够着的时候手又伸到了别处；四是语言因了他没主见而改来改去，张三这么说他跟着这么说，李四那样说他跟着那样说，王五有了新的见解他又跟着王五说；五是家里来了客人或向人家表示感谢时客套话说得太多太烦，施起礼来从未做到适可而止——客气得罗嗦，客气得低三下四，客气得像乞求。——要是真有什么事需要去求人家，他又怕开口了。也许有人会说：写文章的人真损，写起父亲的坏话来都要极尽渲染和夸张。其实，我真的没有夸张，我的笔再好张扬，面对父亲的缺点也只能缩手缩脚。了解我父亲的人就会知道我的笔是留了情面的。如果父亲明知自己的缺点而惯于沉默，我断不至于对他的语言有这般的切肤之痛。但他却从不讳疾，对小事喜欢唠叨，对大事乘机表现。如陪客人喝酒，队里开会时要群众发言，侄女们出嫁要他去做亲家等等他都要抓住时机表现一通。
别人为他的语言难受是有次数的，而我的母亲和我们五个兄弟姊妹与他朝夕相处，这就把我们苦得够呛，差不多是度过一段漫长的炼狱。尤其是我，我是子女中的老大，读的书多些有思想些，因此对父亲的不满就更强烈些，所获的感受就更难受些。我之所以拼命地要跳出农门，除了要改变祖辈们所延承的那种命运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摆脱父亲的语言。
好不容易走出家庭，有了工作和单位，以为从此可以挣脱语言的泥淖了，不料又有新的语言给我新的难受。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对那些有搭配不当、逻辑混乱等问题的病句及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有一种职业敏感。当然，这些问题出现在学生身上，即使再多，一般我也不会觉得难受。但这些问题在我的同事身上也时有发生，如有老师说：“××大会圆满地拉开了序幕。”有老师说：“我们要吸收××学生身上优秀表现。”有老师问我：“是宰相大些还是大臣大些？”有老师问我：“和珅是哪个？”或者“缪斯是个什么人？”等等。此外，我还不止一两次也不止从一两个老师的嘴里听到他们这样教训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你怎么这么不在乎！你家里蛮有钱？你父亲当的么官？”这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家里既不是很有钱，父亲也没有当官，你就应该认真学习；要是你家里很有钱，或者父亲当了官，你才可以不认真学习。我是一个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听到一个老师口里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令我难受。
听同事说话，你还可以选择逃避；听领导说话，有时再难受也逃避不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领导，他一通知开会，你就准备着难受。他讲半个小时你难受半个小时，他讲一个小时你难受一个小时。当然，当领导是难免要说“四话”的（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但他的“四话”尤其多，且格外啰嗦。水平差，表现欲却特强。他讲话总令我想到莫里哀的《贵人迷》中汝尔丹先生的一句话：“一开口就出岔子，一喝采就离题万里。”如他召集四十多个老师开会，煞有介事地说：“今天，我们隆重聚会……”仿佛老师们都有变身术，一个变成了几十个。他对学生作报告多次地说：“要合法地遵纪守法。”他总是把“阐述”说成“单(dān)述”。教务处给学生的奖状上写了“以资鼓励”，他看到后说：这次又不给获奖的学生发奖金，写什么“以资鼓励”？（他以为“资”就是“资金”）如此等等。我就忍不住多次当众取笑过他的这些“金玉良言”，后来大都传进了他的耳朵，我也因此穿了不少的“小鞋”。但我总不肯吸取教训，他每诞生新的“金玉良言”，十之八九我又有了对他的新的不恭。魏明伦的川剧《巴山秀才》中，写到一个秀才临死了还在纠正总督念的别字，我的迂腐就近似这位秀才。如果他是村长，是厂长，是居委会主任，我是不会这么在意他的“金玉良言”的，更不会这么笑他。但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这就不仅使我鄙视，而且激愤，而且忧虑——为中国的教育忧虑。
好几年前，我就开始思索这么个问题：为什么别人大都对语言处之泰然，而我却像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言行那样敏感，并生出不少的烦恼和痛苦呢？起初，我把原因锁定在我的父亲和我的职业身上。但后来我离开了父亲，好久才能听到他说几句话；后来我的领导也换了，素质高了些；后来同事们的说话中也少了一些可笑的东西。但语言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天使。领导的素质再高，就算他不说一句错话，甚至不说一句假话和空话，但套话和大话是一定要说一些的。同事的话说得再正确、得体，但废话和假话也在所难免。就算我与领导同事接触少，谈话少，但我总不能不看报纸和电视。打开报纸和电视，我就能发现里面的空话、套话、大话（当然比文革时少了许多）。我一走进人群，就像孙悟空发现妖怪一样，不久就听出了人群中的废话和假话。酒席应酬上废话当然更多，每遇这样的场合，我就如白水鱼掉进了浑水中（与知心的好友应酬除外），听起废话来比喝高度酒还难受（我的酒量极小）。可见，把语言带给我的麻烦全归结到父亲和职业的身上是不无偏颇的。后来，连我这个难以成熟的人也悟到的了这么一条规律：生活中那些活得好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些善于或较善于说废话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是否会说废话，几乎就是检验一个人现在或将来能否有出息的试金石。废话不仅不“废”，而且十分有用。后来，我又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说话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它更是一种能力。思想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简直与傻子无异。说话正好是用来修饰、圆润、理顺和遮蔽思想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看来马克思的这句话应该修改为：“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至少也应当改为：“语言不过是思想的部分现实。”过去，尽管我没有读到马克思的这句话，但我却一直以为语言就是为了真实、准确地表达思想而存在的，一直以为心口一致是可贵的美德。难怪语言给了我那么多的难受、烦恼和痛苦！难怪有的人能无论在什么语言中都处之泰然，甚至如鱼得水！你想：如果一个人视思想和人格在语言中的歪曲、污损和残害为处女在新婚之夜的撕裂、疼痛、酣畅、快乐，他怎么会为语言而难受呢？他说起“四话”来还能有多大的心理障碍？他在交际应酬中怎么有难受感和痛苦感？如果一个人视思想和人格在语言中的歪曲、污损和残害为处女遭强奸，他怎么会不痛苦，乃至于愤怒和沉郁呢？这后者就是如我一类的人。有了上述彻悟后，我对语言的态度就平和、宽容得多了；从此，我的人缘好多了（因为也开始学说废话了）；从此，我的身体也好了些（所谓心宽体胖）；而且，读书的理解能力都有了提高。譬如，当我看到胡适的“历史像个小姑娘怎么打扮怎么像”这句话时，一下子就懂了，而且以后再看历史就不那么死心眼了。
上面说了语言的这么多坏话，现在该说说它的好话了——有几句关于它的好话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的职业是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我是靠语言吃饭；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几乎每天都要阅读和写作，语言是我的精神食粮——在语言中我获得了宝贵的人生享受。因此，如今我对语言的态度是：在阅读和写作中亲近它、热爱它，在世俗生活中憎恶它、宽容它、善待它。我这里所说的“善待”，是指忍性平和地接受它，尽可能少地污损它，有耐心地改造它。对任何人来说，要活着，是无法与语言绝缘的，是无法一概唾弃它的，就像我们的舌头唾弃不了苦辣酸甜一样。语言掩盖思想，也表达思想；语言是离心力，又是粘合剂；语言让世界复杂，也让世界简单；语言最苦涩，也最甜蜜；语言是丑的，又是美的；语言令人憎恶，也令人热爱；语言使人低贱，也使人高贵；语言是冤案钉铁，也是铁证如山；语言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语言是独裁者撒向天下的镣铐和绳索，也是建立自由世界的砖瓦和檩柱…… 【作者简介】马一舜。乡村教师。一枚园地耕耘者。
编者注：请参见今天二条的园地精彩回顾（6），看“马老师和他的自救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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