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32）|| 舌尖上的记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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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图片由作者提供）

春荒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人的生命，上边一点办法都没有，人们只能坐以待毙。唯一盼望的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以那绿草和树叶充饥。

舌尖上的记忆（上）

李辅 | 文

东西南北中，美食百样景，香飘陆海空，中国饮食文化升温，热气腾腾。

吃，生命的保障，人体的支撑。什么人都需要，什么时间也离不开。吃，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是物质，是经济，是文化，也是历史，渗透着政治，映照着社会。

吃的历史并不平坦，有好，有坏，有低，有高，有饥，有饱，有短缺，也有足丰，有奢侈，有节俭，有清廉，有贪腐。

我生于1939年，回望八十余年的经历，说说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1、贫富两重天起落因战变

我的家乡山西应县，以木塔闻名于世，在雁北十三县中曾是米粮仓，盛产黍谷、莜麥、高粱、土豆。

应县人特别节俭，民国年间一般人家主食吃黍子糕，外地人也叫毛糕。周围的其他县，吃黍子脱皮，吃黄米糕。黍子糕甜中蕴苦，绵中含涩。有黍子本色的芳香。应县人好说“吃黍子糕长大的”，有一种能吃苦耐劳的自豪感。

那时，穷人吃高粱面，蒸片子。不像忻州人，水煮高粱脱涩，蒸鱼鱼；更不像晋中老百姓，高粱脱涩后，再搅榆皮面煮着吃面条。

雁北地区蔬菜很少，一年四季土豆为主，夏天有点豆角、菜瓜。冬季是贮藏些萝卜，腌一缸咸菜，说到底是粗茶淡饭。

我家住城内东街白糖巷口，街中有一牌楼，牌楼上挂着写有“有求心应”“神仙保佑”的红布。传说牌楼住有大仙。我妈每月初二、十六日都要煮上两个鸡蛋，买上一条麻花供奉大仙，供毕，那鸡蛋和麻花就归我享用。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特供”食品。

战争一起，百业凋敝。战争间歇期，谋生的商贩迅速开张营业，许多传统小吃纷纷上市。夜晚，牌楼上下、大街两侧，摆满了熟食摊贩。孟昏昏的熏肉，米巨旺的羊杂割，老包子铺羊肉馅包，白二的水饺，高官的开花馒头，还有许多凉粉摊、糕摊，蒿籽面摊，各位摊主叫卖声高吭嘹亮，腔调不同，各有风韵，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锅、碗、瓢、勺的撞击声，如同交响曲。摊子有点马灯的，有点电石灯的，也有点汽灯的，照得大街一片通明，顾客们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夜市热热乎乎，繁忙兴旺。

我家地处县城中心，有一间小店。白天卖米面，夜间卖熟食。每到夜晚，房檐下悬挂着一盏耀眼的汽灯，光芒四射，店门大开，账房的窗户也敞开，炕上放着宽长的案板，马旦师傅敲着擀面棍，有节奏地甩着饼面乒乓爆响，一串子鼓点，清脆悦耳，吸引着许多围观的人们。另一端楞虎师傅熟练地搓着麻花，锅里麻花翻滚，油香四溢，吸引着食客摸袋伸手。

我爹、妈忙着买卖，两个哥哥也是忙东忙西，不停地奔跑。只有我在炕上观看着热闹的场面，品尝着可口的食品，每天叫妈妈给买上五分钱的熏肉解馋。

这是我记忆中的民国鼎盛时期没有战乱的时候。应县那时全县也没有一家饭馆。战事一紧，有了风声，夜间便是一片漆黑，听到的只是一片混杂的狗咬声，加剧了紧张的空气，街面肃条，冷冷清清，行人稀疏。

解放前，我家开办一间加工、销售米面的店铺，雇有二、三个工人。平时全家和工人一起吃饭，早饭稀粥、莜面块垒，中午莜面烤栳栳或蒸糕烩菜，晚饭又是稀粥和早午剩下的主食。但重大节日，端午要吃棕子，中秋节要吃月饼、油糕，冬至要吃羊肉饺子。过春节，要摆酒席。春节前十天半月时，就请厨师段忍才来店做席。从上午煮肉、刴馅、杀鸡，到下午烧肉、炸丸子……一直忙到晚上，要做好初一至初五自吃的和请客用的至少十桌碗菜，用定格碗全部装好，到吃时上笼一蒸即可。

应县一般叫八碗席：有凉菜拼盘、烧肉、丸子、稣肉、鸡肉、羊肉、虾仁白菜、羹汤。普通百姓家，熬肉、豆腐、粉条大烩菜，豆芽、土豆丝、豆腐干、粉条和猪头肉拌凉菜，就相当不错了。城里头的穷人，平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天晚上到了我们店铺快打烊时，才赶来买上斤二八两回家果腹。像他们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就不错了。

2、解放初的百姓生活

解放初，耕者有其田，农民生活逐渐改善，再不用吃高粱面了。

城里的食品供应也日趋丰富。县城有三家卖肉的。羊肉三角六分一斤，牛肉五角多一斤，猪肉六角四分一斤。姚明开的粉房又加工粉条了，一斤水粉八分钱，供不应求，一个上午就卖光了。

应县城水不好，不做豆腐。全城豆腐都由离城十里的龙泉村供应。一到太阳出山，挑着豆腐担子的龙泉村人，走街串巷，高声叫卖。卖豆腐不论斤，约六两大一块，卖五分钱。

城里“义和明”老字号，白天卖糕点，晚上卖熏肉。贾三开的饭店在东街隆重开业，生意红火，县城一派兴旺景象。

一九五二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取大同二中。那时，学校伙食很好。每天吃两顿饭，早饭九点，每天都是焖小米。下午饭四点，每周吃五顿馒头，两顿大米，还可以吃两次肉烩菜。对一个从农村来的吃粗粮长大的孩子来说，如同天天下饭馆。我们每月是七元伙食费，又好又便宜，至今难忘。

学校的老师专设小灶，雇的是大同凤临阁的名厨做饭，每月十五元伙食，蒸煮煎炒炸，精工细作，花样翻新，周不重样，让我们学生看得目瞪口呆，口流涎水。

3、忘不了的荞面饸饹

大同的市场十分繁荣。最为热闹的食品小店和摊贩集中的是西街的“乱衙门“。这里卖食品的一家挨一家，油糕、黄糕、蒸馍、面条、烧饼、烙饼……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市场一片繁荣景象。

我与几个同学每到周日要打篮球、踢足球，等不到下午四点开饭，早饿得不行了，几个同学相随到大同西街“乱衙门”吃一碗荞面饸饹。这家店铺门面不大，店前两口大锅，一口锅煮着猪捧骨，锅上架着几根木棍，放着一只熟鸡；另一口大锅，架着高大的饸饹床，一个年轻的后生用力压着饸饹，锅内开水翻滚，压下的饸饹上下翻腾，三两分钟饸饹煮熟后，锅边站着的另一位伙计，手掌爪篱，往大海碗里捞饸饹，然后舀两勺骨汤，再抓一撮香菜。清汤绿叶很好看，肉汤飘香，饸饹柔滑，真是美味。一碗下肚，解饥解渴，只用七分钱。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

4、统购统销后市场萧条

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全国的粮食购销全由国家管理，市面上粮店全部关了门。学生实行定量供应，粮食仍可满足，但品种变了。国家征购到什么粮食，就供应什么。

这一年秋天，大量供应莜面。本来我是习惯吃莜面的。但连续吃，睡的又是冷床，消化不了，闹肚子。学生发出怨言了，盼望着取消统购统销。谁知这一统，统了几十年，统购统销越来越紧。开始街上的饭馆、熟食不要粮票，一九五五年后全国实行粮票制度，同时又搞公私合营，许多私营商店都关了门，饭馆、熟食业骤减，小摊小贩一扫而光，乱衙门卖荞面饸饹的小店，也关门倒闭了。

市场从此萧条冷落。

5、过年有苦也有甜

合作化前，我家种着十六亩地，打下的粮食吃不完。

一九五三年，放了寒假回家过年，最头疼的是推碾磨面。那时，应县没电，我家也没喂养牲口，加工口粮全靠人力。

我妈淘洗了二十斤小麦，要磨成面，黍子碾成米，再磨成面，吃糕是过年的主食。糜子也要碾，要磨。过年时要碾、磨百十来斤粮食。数九寒天，完全靠人力推拉。我妈小脚，走路都不方便，硬是陪着我推啊、转啊！推碾磨面要转上三天，才能完成任务，头也昏了，妈妈脚疼得难以站立。

那时，为吃要付出多大的辛劳！

过年总要有肉，买上一条羊腿，称上几斤猪肉。我们那里的乡俗，在过年前要把节日吃的东西大都做好。有时饺子包好也要冻在那里，馍蒸好，黄儿烤好，糕蒸好，过年时就是个吃了，方便、省事。

笨活、重活干完，其他事情就是我妈的了。蒸制各种吃食，她每天忙到深更半夜，一直到除夕。还要蒸制供奉祖宗的菜肴、大年凌晨迎神的贡献。

大约到了天黑，才能忙完这一切，我们才吃年夜饭。除夕饭有讲究，是一顿长寿面，图个吉利，其实不过一碗普通的面条。

那时，每年必吃的只有两顿面条，一顿是除夕，另一顿是二月二龙抬头。现在面条不过是家常便饭，可那时的面条稀罕得很！

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九五五年入了高级农业社，社里分的细粮少，粗粮多。一九五七年春节回家过年。农业社只给分了七斤小麦，自留地收获了些黍谷。靠妈妈平常的节俭，有十几斤小麦可以磨成白面。我和妈妈推碾围磨，转呀，转呀，过年时吃上几顿细粮，就没什么好吃的东西了。

过了正月初五，还是“金皇后”窝头挂帅！

6、我恨玉米“金皇后”

一九五四年秋，我转学回到应县中学读书。回到家里，也可以帮助妈妈干活了。

经常性的任务是推碾磨面。星期天集中磨上三、二升玉米，吃上三几天就光了。每个星期的后半截就是现吃现磨了。每逢中午下学，先到碾房，这时肚里早已饥肠辘辘了。可是整颗的粮食尚未变成面呢！熟饭更需另一个加工的过程。

妈妈是小脚，体弱多病，推碾已是勉为其难了。何况推下的面还要过箩。因此，主要靠我推了。玉米粒又大又硬，上了碾子，叮叮作响，粉身碎骨相当艰难。转呀转呀，叮叮的响呀响呀，然后又变成了“砂砂”的响声。到了最后那些粗皮，那些角质，更是顽固对抗，都是些死硬派，要经过攻坚，才能最后消灭。

每逢这时，眼已冒开了金星，头晕转向，两腿发软，寸步都不想移动了。

回到了家里，妈妈生火，和面，我煽火，烧锅，大约又得四、五十分钟才能吃饭。

窝头端上来了，有什么兴趣呢？颜色是金黄的，好看，可是一吃，那股天天重复闻到的玉米味啊，使我反感，到了嘴里四分五裂，干涩的粗糙的停留在嘴里，肚里迫切需要填空，而嘴里却难以下咽。

吃饭不是享受，同样是为了生存的一场战斗。每逢难以下咽，在嘴里发生僵持时，就加一口山药蛋、老咸菜，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僵局。到了最后，就加一点水，润滑一下，让它下去。

天天如此，顿顿如此，离不开的“金皇后”啊，真使人望而生畏。

应县人过去是不吃这东西的。日常以黍子为主。带皮的黍子，磨了蒸糕，软软的，沾上烩菜，吃起来，“咣咣”作响。吃的人香，听的人也颇有胃口。后来统购统销，要夺高产，西南角的劳模马保胜，种玉米高产，大家跟着都种起来了。合作化后更以玉米为主，杂粮因低产都不种了。

农民种啥吃啥，玉米代替了黍子。过去家里也种玉米，在地头地边，一行豆子，一行玉茭，到了夏末，采摘豆角时，撇上几穗玉茭，锅里一煮，嫩玉米，甜丝丝的，一股清香，可口好吃。

如今，它变了，不知怎么变得如此讨厌。后来人们说，美国种玉米是作饲料的，“金皇后”是大学教授从美国引种进来的。心里真恨这个教授，为什么把美国喂牲口的东西，引进来让人们天天吃呢！

7、一九五六年的建筑工地与饭馆

一九五六年春，我到大同建筑工程公司当了工人。工地在新平旺煤矿技工学校。

那时建筑工地的伙食还算不错，粗细粮满足供应，吃饭不限量。午、晚饭有各种炒菜，荤素搭配，花样也不少，工人们比较滿意。

工地忙，休息很少，都过大礼拜。每逢礼拜，我总要到大同城里。进城没什么事，先是看看我两个哥哥，然后就遛大街，最后就到饭馆改善一下生活。

开始我每月赚三十五、六元钱。一个月伙食费也就是十五元左右，能余二十来元，那时物价便宜，到饭馆买一个扒肉条或烧羊肉，满满一盘子也不过七八角钱，花一元多钱就可美美地吃上一顿。

那时饭馆不多，一般城市普通居民也不去饭馆，到饭馆吃饭的多是出差的流动人口。

8、中专学校的伙食

一九五七年秋，我考入太谷农校上学。每月助学金十元五角，供应粮食三十五斤，细粮占百分之十五。

那时的饭很粗淡，大部分吃的是玉米窝头。我们每个人一个大海碗，早上一大海碗和子饭，一个窝头。中午一大海碗汤面，一勺子烩菜，还可吃两个二两来重的枣窝头。

一九五八年学校搞勤工俭学，到农村开荒种地。六、七月份太谷农校并到山西农学院，改称专科部。九月，全校师生开赴灵石山上，响应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在校大专学生，都上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满山遍野，红旗飘扬。

农民也都被拉到山上炼钢。秋收时没人收割庄稼，“玉米放哨，豆子放炮，棉花吊孝”，炼钢工地横七竖八都是庄稼。我们肚子饿了，就到玉米地掰几穗棒子，用火烧一烧就下肚解饥了。有时到花生地刨些花生剥了皮生吃。

平时伙食一般。中秋节，炼钢工地改善伙食。烩菜炖肉，一人一大碗，热馒头管饱。每逢这种不限量的会餐，就形成了赛饭会，看谁吃得多。我们班饭量最大的齐安全，四小两的馒头一顿可以吃十来个。那时劳动强度大，油水不多，我的饭量也并不小。就是这次赛吃，我一顿吃了七个馒头，创下了此生最高纪录。

9、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我们从大练钢铁、深翻土地的战场，到了太谷侯村公社井神村开门办学。

这时，大跃进的狂热劲已经降温，村里的粮食丢失抛洒较多，收回来的很少，特别是薯类，因大炼钢铁和深翻土地没有刨回来，冻在地里。

那时公社食堂还是“一面红旗”，全村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食堂吃饭。早饭一般是红薯小米粥。我们每天到地里刨冻红薯，头天挖，第二天早上吃。挖多了，怕消成一泡水，所以只能现吃现挖。

初冬，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共产风越刮越凶。人民公社各个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一度成为第四面“红旗”。我们所在的侯城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

有一天，学校派我和王伟英回学院办事。早起，我们就上了路。步行走到八点多，到了贯家堡村，正好是早饭时间，我们就理直气壮的去公共食堂吃饭。正巧食堂改善伙食，吃“猫耳朵”，灶房有许多人加工“猫耳朵”，院内挤着许多人等打饭，我们也排队等着吃饭。

吃的人多，做的人少，又是费工的饭食，进度很慢，而闻讯赶来改善生活的外村人越来越多，我们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十一点才吃上这顿早饭。

这是一顿共产饭，吃饭真的没要钱，抹一抹嘴，不知那顿“猫耳朵”吃到何时才能结束。

10、饿肚子的一九六○年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刮起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国民经济。一九五八年粮食丢弃严重，浮夸和高征购征了过头粮，都为后来发生的灾难埋下隐患。

一九六○年二月，我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党校食堂办得好，大灶每月十五元伙食费，午、晚饭八个人一桌，八个炒菜，有荤有素，主食管饱，没有一点困难的样子。

到了下半年就不行了，粮食缺乏，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也影响了党校生活。

七、八月间，抗灾度荒的锣鼓越敲越响，食堂的伙食水平已经下降，在省级机关省委党校最早出现浮肿病人。

省委派梁晋平来当校长。梁校长要长远打算，每天省一两粮，准备长期度荒。我们学员的吃粮标准由每人每天一斤降到八两七钱。每天早上只有七钱粮的和子饭，煮的大部分都是茴子白边叶，大家饿得争先恐后捞稠的吃，同学们说是“按、捞，取稠。”

学校紧接着采取措施，让打野菜。每人要晒干的野菜一百斤。每天下午下课后，我们就出去挑野菜，星期天整天出去挑野菜。一干一整天，饿得浑身无力，还得背上百十斤野菜走好几里路。

学校周围的野菜越来越少，最后要到小店的南边去打，最少也有十几里路。

饥饿与灾荒已经有了恐怖气氛。汽油供应极度紧张，许多汽车已经停止运行。农村秋菜运不到市内。为了备荒要储存冬菜，学校组织学生乘火车，然后步行到清徐县吴村挖菜，搭上火车往学校运菜。

饥饿的同学在储菜时，把切下的胡萝卜底端吃掉。许多同学开始浮肿。学校办起了“营养食堂”，专门照顾浮肿病人；“康乐饼”试生产，用麸皮、米糠和糖做成，说很有营养。学校在几个教室里修了几个水泥大池，养植小球藻，说是高营养食品。一切能吃的，勉强能吃的，吃后无害的东西都用来充饥。

赵俊秀同学到清徐县吴村挖运蔬菜回来，一下火车就跑到晋阳饭店，去吃五元钱一份的高价饭，吃后消化不了，最后全都吐了！他的肚子饿得猛然接受不了过好、过多的东西。

人们因饥饿，开始“精神会餐”，回忆、盼望吃什么好东西，空想吃得多饱，用精神享受，代替物质充饥。

当时吃得再饱，也觉得肚饿！

中央采取措施压制通货膨胀，陈云发明了高价商品，回笼货币。一辆自行车由一百六十元涨到六百多元，一斤点心由八角多涨到五元，一颗鸡蛋由七、八分钱涨到伍角。一般干部的生活陷入困难。

有个干部家在农村，老婆喂了几只老母鸡，当男人发了工资回家把本月剩余的二十多元工资交给老婆时，老婆讥讽说：“你还不如俺喂的那几只老母鸡！”

冬夜冷清，寂静，只有西北风的嚎叫充斥世界，肚子、世界、人们的思想都一样空荡。

11、农村度灾荒

农村由于饥饿开始死人，山西省内是寿阳县最早发现的，县委书记被撤职。

平遥县由于浮夸，粮食局库存只有五万斤，对于一个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县，这一点库存粮将导致发生严重问题。省委当机立断撤了县委书记。

当时农村发生的严重问题，省委认为是基层坏人掌权，决定开展五个月夺权斗争。

一九六O年，省委决定党校学生全部下乡，我被分配到阳泉市辛庄村。

那时，公共食堂还在，社员们每顿饭拿上砂锅排队打饭。食堂的饭，早、晚一样是糊汤汤，即玉米面糊糊。中午是黑豆叶子玉米面窝窝。

开始吃黑豆叶，以为是遭了灾，以此充饥。吃时，咬不断，嘴里乱，更难咽。后来才知道，吃黑豆叶是这里的生活习惯。过去旧社会姑娘找婆家还要盘查对象家里有几缸腌黑豆叶菜。地多才腌得多。种黑豆不是为了收黑豆，是专为收获黑豆叶菜。黑豆苗长到开花以前，就拔起来，到河里洗涮干净，腌到大缸里。吃时专门和窝窝面掺在一起，吃惯了玉米面不嚼黑豆叶还觉得窝窝没有味道。

食堂还加工玉米轴，代替粮食，吃了便秘，排不出去。

不久，食堂解散了，只剩下我们工作队自己吃饭。每天一斤粮，菜没有，油没有，肉更见不着。早晚仍然是糊汤汤，嫌少，就多加水，稀汤灌大肚，越灌肚越大，越饿。

到了年底食堂解散了，单留下我们工作队，晚上吃不饱，可以用自己的粮票买些玉米面，然后烙饼。晚上喝一砂锅糊汤汤，我还可以吃一斤玉米面加黑豆叶的烙饼，吃后肚里还觉得不满足，真不知肚子到底有多大！

春节将临，村里看不到一点节日气象，死气沉沉。上级通知工作队春节一律不允许离开工作岗位，要和群众同甘共苦。过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里死了驴，驴肉分给了社员，剩下驴骨架，社员不好分，队里说照顾了工作队吧！这样，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得到了照顾，生活仍比社员强。

春节过后，我们工作队被调到平定县南庄。南庄与辛庄相隔几里，是邻村。南庄是个大村，经济更为贫困。当我们进村后，营养食堂有一百五十多人。千把人口的大村街上没有行人，只是在营养食堂开饭时，能看见拄着拐杖的老人在街上缓缓而行。

营养食堂的人数每天减少，村里每天都死人。大队办公院内，集中了五六个木匠，专门加工棺材，由于效率不高，死人太多，生产的棺材赶不上需要。人间变成了地狱，全村阴森，布满恐怖气氛。死人后只有偶尔听到嚎哭，哭声并不多，人们无力痛哭。

春荒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人的生命，上边一点办法都没有，人们只能坐以待毙。唯一盼望的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以那绿草和树叶充饥。

当树芽刚发、绿叶展开以后，人们就开始用树叶来救命了。

先是榆树，后是杨树，最后连臭椿树的叶子也用以充饥了。把树叶采下来，用水煮，再用水泡，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冲掉绿树叶中的苦、臭味，反反复复地只能冲洗而已，绝不会洗得一干二净。

吃树叶用水较多，水窖里的水很快也用完了，冬旱接着春旱，井窖无雨水补充，有不少都干了。这样，冲洗树叶用水也仔细了，长大的树叶特别是臭椿树叶，异味更浓，而冲洗又少，吃起来那股刺鼻的臭味，如胶的粘稠，比吃什么药都难受。为了充饥，我还得一碗一碗硬着头皮吃下去。

到了四月，下了一场雨，街道上的马粪、羊粪一起冲到了水窖。水窖贮存了一点水，来不及发酵，澄清，那水上漂的、下边转的微生物十分活跃，又苦又稠，为了活命我们也得饮用啊！

一九六一年四月请假回家。回到家乡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六○年灾难留下的阴影。涨价、供应紧张、浮肿、死亡等等，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了难以忘怀的痕迹。人们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就是人民吃不饱”。

近几年来，三年灾害的真相逐渐曝光，有的说全国饿死三千万，有的说两千万，不管哪个数字，都是骇人听闻的。

12、偷割小麦为活命

一九六一年六月，麦子在干旱的威逼下，渐渐黄了，早熟，就要结束它们短暂的生命。麦收在即，人们盼望着救命的夏粮，饿急肚子的人，等不得了，不免先下手为强。

麦子开始灌浆就有人偷拔了，随着麦粒膨胀，偷割小麦不断发生。村干部大会小会讲，以恐吓手段想制止偷割小麦。百姓饿得厉害，只顾活命，顾不得其他，偷割小麦越演越烈。接着又组织民兵下夜看守，仍然未见效果。

开镰收割的十几天前，南沟地里的小麦被割了一大片，在村里引起轰动。许多人担心照这样偷割下去，待到麦子真正成熟时，恐怕就无需再收割了。干部们也有点发慌，这样下去，用什么去交公粮，人们在议论着偷麦事件。

有人怀疑决不是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哪能割那么多！有人说有民兵看守怎么还能被人偷割。言外之意，是民兵默许的，或者就是民兵干的。看田下夜的民兵也沉不住气了，赌咒发誓说他们决没有偷。

村党支书和治保委员请来了公社公安干部，到盗麦现场勘察，然后细细察看盗麦人所走的路线，从依稀看到掉在路上的麦粒，跟踪追迹，一直追到一户门上。进到院里，又四处搜查，终于找到了赃物。

原来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家里孩子多，困难多，早已没吃的了，饥饿逼得他狠狠偷了一回。队干部在议论怎么办？治保委员说这个人历史有问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这一下问题严重了，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公社公安干部马上带上情况回公社汇报去了。

从破案以后，那个偷麦汉早已被民兵看管起来了。第二天上午，县公安局来了几个干警，召集全村开社员大会，临近中午集中起一部分社员，村支书简短地讲了几句。接着公安局的干部宣布逮捕证，马上把那个汉子五花大绑，捆翻在地，形成一个嘴啃地的姿势，捆得实在厉害，那条汉子一会儿就满头大汗，看的人们心里也都揪成一个圪蛋！

会后，那个汉子被公安局押走了，朝那城里的方向，顺着那弯曲的山路走了。村口，他的老婆、孩子含着眼泪，目送着亲人上路了，未来将会怎样，像那无尽的山路，人眼难以望穿！

（待续）

【作者简介】李辅：1939年生，山西应县人。曾在山西农学院、省委党校学习。1960年参加工作，1964年在山西省委政治研究室任干事。1971年始，先后任省委调查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襄汾、平遥县委书记。1999年退休。著有《所思所忆七十年》、《李子吟》、《六年芝麻官》等。曾参与编写《文革中的山西》。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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