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地精彩回顾 (10) || 文革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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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

题图来自网络。

“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有人知道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文革五记

大灰羊 | 文

今年新的高一历史课本关于文革的表述，回归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变化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决议》是经过全党讨论，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文件。《决议》对文革的表述，是党对文革作出的历史性结论。

历史教科书关于文革部分，过去沿用《决议》的这一段表述。曾几何时，历史课本对文革的表述悄悄发生了变化，没有了这一段规范表述，甚至没有了关于文革发动者“错误”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艰辛探索”。当年教科书的这一变化引起知识界的忧虑，有识之士担心文革会卷土重来。

多年以来，文革成了禁忌话题。说是禁忌，其实是单方面的禁止。反思文革的文章被封杀，而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颂扬文革的文章却畅行无阻。这些反常现象，让很多人担心会“再来一次”。

历史教科书对文革的评价回归《决议》，这是一个好现象。希望《决议》对文革的结论，不会再被极左势力翻案。

笔者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对文革有很深的印象。我把文革中发生在身边的五件事写下来，窥一管可观全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以通过这五个故事，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

1、恐惧的一夜

那年我应该是五岁光景,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佩带MZX像章的旋风，一时间，大家的胸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像章，走起路来劈劈啪啪地响。大的像章有小孩巴掌那么大，小的只有纽扣大小，材质以金属为主。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比谁的像章更漂亮。

有一次，村里一个小伙子把一枚像章戴在了胸部的肌肉上。我还依稀记得那天的情景，地点是在大队副书记家山墙边的一块空地上。

土砖砌的山墙上，用石灰粉刷了黑板大小的一块白墙，方方正正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红油漆写的，红忠上面画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周围画了向日葵。没有画MZX像，估计是没有哪个画匠敢接这个活儿，画错了是要掉脑袋的。纸质的像也不能贴，被雨淋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社员们每天上工前和收工后，都要在空地上排队，轮番上前对着红“忠”字说话，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后来文革结束了，我才知道那叫早请示晚汇报，社员们早上向MZX请示今天要干什么农活，向MZX表决心一定要好好干，晚上向MZX汇报今天的活儿干得怎么样。

言归正传。

那天，生产队的社员集合在一起，有头戴军帽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领着大家高喊口号，我现在还记得的口号只有“MZX万岁”这一句。喊了口号，就有人讲了半天话，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红卫兵走上台，他拿出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脱掉上衣，把那枚像章生生地戴在了胸部的肌肉上！

短暂的、窒息一般的安静过后，人群爆发出激动的口号：“MZX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个红卫兵是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后来被招工当了矿工，由农民阶级升为工人阶级，不知道是不是对他肉戴像章的奖赏。

那一年，母亲到武汉的姑妈家去了一趟，带回来几枚像章。其中有一枚特别漂亮，是白瓷做的，有女人用的粉饼那么大，红色的MZX像印在白瓷上，好看极了。

我和三哥抢着要。三哥比我大六岁，在他面前我是“弱势群体”。像章被他抢到手里，我就躺在地上撒泼。母亲只好动员三哥割爱，把像章给我。三哥火了，把像章往地上猛地一摔，像章摔成了碎片！

一家人吓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父母和两个哥哥目瞪口呆的样子。

还是母亲反应快，她迅速关上房门和窗户，命一家人仔细搜寻每一粒碎片。那时候没有玻璃窗，窗门是木板做的，关上房门和窗户之后，只有屋顶的一块玻璃明瓦透过的光线照明，屋子里很暗。父母和懂事的二哥趴在地上，仔细搜寻像章碎片。在确信地上已经没有一粒碎片之后，母亲用手帕把碎片小心地包好，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惊魂未定的一家人坐在一起，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以我没有见过的严肃对我说：“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有人知道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直到我连连点头，才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

一家人惊惊惶惶。我虽然年幼，也被家人的紧张吓得睡不着觉。到了深夜，在确信外面没有一个人之后，由母亲和二哥观察动静，父亲将像章碎片撒进了屋后的水塘。

父母仍不放心，生怕我在小伙伴中间说漏了嘴。三哥上学的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母亲就命三哥整天跟着我。母亲嘱咐三哥，只要村里的小孩说像章比像章，马上把我拉回家。

这样惊恐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逐渐淡忘了这件恐惧的事。

2、一朵白纸花

那个特殊日子，50岁以上的中国人估计都记得。

1976年9月9日，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社员们都在村子旁边的一个稻田里薅秧（赤脚套上稻草编织的草箍，一人扶一根竹棍，排成一排在稻田里用脚薅草）。年轻的社员三毛，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惊雷一般的消息。

那时候的农村赤贫状态，赵本山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手电筒，三毛家却有一个小收音机。他的二哥在部队当兵，一个月有六块钱津贴，二哥用四个月的津贴给家里买了个小收音机。三毛本在田里薅秧，借口上厕所（其实是为了偷懒）回了趟家，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个举世震惊的消息。

三毛连跑带滚奔向稻田，一边跑一边大喊：“MZX死了！”社员们都停止了劳作，惊得张大了嘴巴，恐惧地望着激动的三毛。那个时候，像这样的话，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三毛的大哥一下子从田里冲上岸，一拳把弟弟打倒在地，厉声说：“你找死！”

学校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开学，我在屋后的矮墙上目睹了上面的一幕。我那时候是一个12岁的少年，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会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MZX是至高无上的神，神是不会死的。

然而，外面响起了高音喇叭，分明在播着这个惊雷一般的消息。紧接着，又响起了哀乐。

从田里收工回来的人们没有了往日的说笑，大家一言不发，个个脸色悲戚凝重。

大队礼堂下了半旗。那时候平时都没有升旗，干部不知道怎样下半旗，不是把旗子降到旗杆的一半，而是在屋顶上呈45度角竖起国旗。

大队礼堂设置了灵堂，社员们有组织地进去悼念。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堂设在宽大的主席台上，墙上挂着MZX像，台上栽着砍回来的新鲜竹子。那时候农村没有水泥，室内都是泥地，挖几个坑就能把竹子栽下去。

两个年轻的男民兵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MZX像的两边。我们排着队，低头进去默哀，除了低回的哀乐，礼堂里静得能听见人的呼吸声。

我念书的大队小学就在礼堂旁边，开学了，学校组织师生再次到礼堂悼念。一个女老师动了感情，失声痛哭。那时候，一个村里能够读到高中的没几个，不是你想读就能读的，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高中（实际是大队干部决定）。女老师读完了高中，一毕业就被安排在小学当民办老师，没有下田干过农活，她对MZX的感情非常深。

我们小学生不谙世事，听见女老师边哭边吸鼻涕的声音，先是几个同学小声笑起来，接着更多的同学笑，最后变成了哄堂大笑。回到教室之后，老师严肃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对MZX没感情，是忘本。

1976年9月18日，全体社员和小学生都提前得到通知，到大队参加追悼大会，要求服装统一为上白下蓝：白衬衣，蓝裤子。这样简单的着装要求，难住了不少人，不是没有白衬衣就是缺少蓝裤子。一时间，不少人走亲访友借衣服。

开会那天很炎热，不少人穿的却是长袖的土布白衬衣，那种布有铜钱那么厚，人们热得汗珠子直滚。上级要求凡是能动的都得去参加追悼大会，有的老人、病人是由儿女扶着来的。

追悼大会在我念书的小学操场上进行。下午3点之前，先在操场前的大路上整队，每人发了一朵纸做的小白花，佩戴在胸前。大家低着头，一步一挪地慢慢捱向小操场。

快要进入操场的时候，我的小白花突然飘落，掉在了地上，我的心一紧，连忙弯腰拣起来，重新戴好。我后面一个名叫陈桂英的小女生发现了，用令人恐怖的语气小声说：“妈呀！你这是反革命！看你怎么办！”

那时候，反革命是杀头的罪名，我听了她的话，心往下沉，感觉整个身体要坠下无底深渊。

操场上站满了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给人的感觉是天安门广C也不过如此。

追悼会准时开始，转播TA门追悼会的实况。

我站在队伍里，低着头，紧闭双唇，听那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哀乐。喇叭里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脑袋里总是回响陈桂英的话：“你这是反革命！”

那些游斗、吊打、罚跪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就要受到那样的惩罚了吗？陈桂英就站在我的旁边，她要是揭发了我，那可怎么办呀！

我越想越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此后的日子里，我吃饭不香，睡觉老是做噩梦，一点精神也没有。我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家人为我担忧。

在学校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老是想着那朵飘落的小白花，它总在我的眼前飘过来晃过去。见了陈桂英我就忐忑不安，我悄悄观察她，极力想从她的脸上判断她会不会揭发我。看她的脸色，觉得她象要揭发我，有时候又觉得她不会揭发我。

这样的日子捱了一个多月，我从大队的初中转到公社的初中去念书，是住读，见不到陈桂英了，我的心情才好了一些。

不久，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人们的话题都转到这件事情上去了。我周末回家，碰到陈桂英，她满脸笑容地跟我打招呼，我终于确信她不会揭发我，我的心这才放下了。

3、队长之死

他死于1971年春天。都过去了四十九年了，我还记得他爽朗的笑声。

他叫闵二凯，乡亲们都叫他“凯子”。我们村里闵姓只有两家人，他是其中的一家。

说是一家，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我记事时候起，他就没有父母，由于家穷，加上一头癞痢，没讨上媳妇，一个人住在我家前面的一间土砖房子里。

他很喜欢逗弄小孩子，也经常逗弄我，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我常常听见他开怀大笑。他乐于帮助别人，谁家有需要帮忙，招呼一声，他马上连走带跑地赶去，因此乡亲们都很喜欢他，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

队长人很好，可是脾气却很暴。据说癞痢人的脾气是很暴的。有一回，生产队里分南瓜，有个妇女对自己分到的南瓜不满意，在那里唠叨个不停，队长提出把自己的南瓜和她的调换，她也不同意，仍在唠叨个不停。队长火了，把南瓜往地上一摔，说：“MZX真是怪L，搞什么大集体。各人的JB各人翻，各家田各家种该几好，冇得这些麻烦事！”

当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乡亲们比较淳朴，队长也没有得罪过谁，所以队长虽然骂了MZX，却没有什么事。

队长的隔壁住着一户人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有9个子女，老头个子很高，老太个子不高，夫妻俩都很强悍的性格。老大是大队副书记，老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在大队红得发紫。

1960年，村里饿死了不少人，副书记的爸爸也饿得受不了，站在门口大骂：“饿死人了，我日MZX的娘！”

当时大家都面临饥饿导致的死亡威胁，饿成那样，对伟大领袖可能都有些怨气，再加上他根正苗红，骂了伟大领袖，也没什么事。

1970年夏天，两件事儿一起翻了出来。

前面说过，队长是个癞痢头，癞痢的脾气都是很犟的，我们这里把癞痢人叫作“犟癞痢”。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副书记家山墙边的空地上开大会，不知道为什么，队长和副书记吵起来。队长竟敢当众顶撞书记，这让副书记很恼火，副书记搬出撒手锏：“你曾经骂MZX！你是反革命！”

队长大概忘记了那件事，问：“我么时候骂MZX了？”副书记说：“那年分南瓜，你把南瓜摔了，还骂了MZX，全体社员都听见了！”

副书记就是有水平，当众揭发队长骂伟大领袖，但没有复述队长的原话。

队长见自己骂人的事无法抵赖，就反击副书记：“你老子也骂了MZX！”副书记说：“我老子么时候骂了？么样骂的？”

头脑简单的队长不知道副书记的话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脱口而出：“60年饿饭，你老子在门口骂：我日MZX的娘！”

副书记大喊：“社员同志们都听见了，闵二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捆起来！”

副书记的几个弟弟妹妹找出绳子，把队长捆了个结结实实，当天晚上就送到了公社。

队长的命运可想而知。先是在全区（一个区管6个公社，就是现在一个镇的范围）各个大队游斗。在我们大队游斗的时候我去了，队长被五花大绑，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字。

队长被吊起来，几个红卫兵用扁担和竹条轮番抽打，打一下，队长凄厉地惨叫一声。60多个大队游斗完，队长已经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队长被送进了县里的大牢。

第二年春天，队长回来了，已经不成人形。回来后的队长沉默寡言。不久就卧床不起，很快就死了。

4、四麻子

四麻子是个疯子，他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

他住在邻村，村名有点诗意，叫“万雀林”。当年我们村和万雀林隔着一个小小的田畈，现在两个村庄的房子已经合拢了，连成了一个村庄。

四麻子家成份很高，是地主。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里，他们家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在家里排行第四，脸上有麻子，因而得名“四麻子”。

地主家的“狗崽子”，谁还叫他的大名呢？因此我不知道四麻子的学名叫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姓万，万雀林全村都姓万，只有娶来的媳妇不姓万。

四麻子是如何疯的，已不可考。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疯疯癫癫的。我儿时的记忆是从文革开始的，因此，我记忆里的四麻子，就是文革中的四麻子。

四麻子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因为四麻子会唱歌。我们小孩子就爱看他疯疯癫癫地唱歌。只要哪个小伙伴吆喝一声“四麻子来了！”我撒腿就往外跑。一大群孩子跟在四麻子的屁股后面，乐颠颠地看他手舞足蹈地又唱又跳。

他一家家地串门，在人家的门口唱歌跳舞，有时候还到人家的堂屋里唱，淳朴的乡亲也不干涉他，由着他唱够了自己离去。

他常常忘了回家，他那可怜的白发母亲就来找他回去。我还记得他母亲的样子，衣衫褴褛，满脸皱纹，头发像一蓬枯草。每次来寻找疯儿子，她都是满脸悲苦。

四麻子隔三差五地到村里来，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快乐。突然有一段时间，四麻子没来了。我问母亲为什么四麻子不来了，母亲告诉我，四麻子被抓到县里坐牢去了，因为他唱错了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记得是一年还是两年，四麻子终于回来了，不过回来的不是活人，而是尸体。

我们村好多人去看了他，我也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印象特别深。他的手脚很细，就是皮包骨头。手腕和脚踝上镣铐的痕迹很明显，听乡亲们议论，他是死了之后才摘下镣铐的。

乡亲们都很同情，安慰他可怜的母亲。他的母亲坐在儿子身边，摸儿子的脸，摸儿子的身子，摸儿子的手脚，由于悲痛，她的嘴巴一瘪一瘪的，却没有哭出声——因为在儿子回来之前，她已经得到干部的警告：

“不许哭！”

5、还是用扁担打我吧

文革时候，MZX说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这个话是林彪发明的，他说MZX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在蒙古摔死后，就不用最高指示这个词了，用“MZX语录”代之。

最高指示一下达，全国各地都要游行庆祝，名曰“迎接最高指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有时候最高指示晚上才传到，那就要连夜组织游行，这叫“学习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

有一天晚上，最高指示传到了，大队连夜组织游行。那时候的乡村没有大马路，一米宽的土路就是大路。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没有赵本山家里富裕，手电筒是没有的。贫农张大爹（阶级敌人没有资格参加）跟着社员们一起，举着火把，在田间小路上游行。领头的喊一句口号，其他人学着喊。领头的喊了一句：“MZX万岁——”张大爹跟着喊：“MZX万岁呀——”

张大爹万万不该擅自在口号后面加一个“呀”字，他这一“呀”，把自己的性命给呀没了。

干部听见了张大爹的“呀”，说：“万岁就万岁，怎么万岁呀？这是对伟大领袖不满，是现行反革命。”

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反革命分子张大爹。老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几个年轻力壮的红卫兵抡圆胳膊，用扁担狠狠的打他。张大爹痛得大喊：“痛死了啊！莫打啊！”

被洗了脑的红卫兵，心里充满了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反而打得更狠了。

张大爹哭喊：“痛啊！受不了啊！你们换个东西打吧！”红卫兵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张大爹的要求，用竹条打他。

细细的竹条抽在人身上，那种疼痛没法形容，张大爹声声惨叫，说：“还是用扁担打我吧！”

红卫兵笑了，就用扁担和竹条换着打，一直打到张大爹昏死过去。

医院是不会给反革命分子治疗的，否则就是不讲阶级立场。张大爹被家人抬回家里躺着，没几天就死了。

【本文原发于一枚园地 2020年9月14日，民声I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