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36）|| 噩梦醒来非早晨——一桩荒唐的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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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醒来非早晨

——一桩荒唐的反革命案

我住长江头 | 文

我亲历的众多文革事件都清晰如初，以下一案，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却仍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这是个没有审判的判决，也是我见证的第一次“庭审”。

他叫王抗，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分到单位的学生。我和他并不熟悉，只因都住集体宿舍，偶尔也能打个照面。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米八五以上，高大壮实。从同事处得知，福建人，上海交大毕业，技术员（当时还没有实行职称评定），父亲在台北某高校任职，未婚（这跟出生背景有关）。

①

一九七二年的一天下午，全处又通知开大会了，而且是派代表参加。那个年代，只要开大会，准是又有革命的对象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当天的大会，租了市中区高大上的话剧剧场，严格说不是租，因那时还没有“租”的概念。剧场大都闲置，公对公，只能是借。到场的不足三百人，单位的礼堂绰绰有余。

凝重的空气中，只听见各部门的领导在吆喝，招呼着职工就坐。身着公安制服的人不时在剧场周围走动——我们系统和铁路部门一样，设有公安分局——这种气氛令当时二十出头的我紧张惶恐。虽然已工作了几年，也经历过一些批斗场面，但那次特别的令人感到窒息。

突然，一个公安跳上舞台，台下便屏住呼吸，鸦雀无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抗押上台来！”

震耳欲聋的喊叫声在剧场上空回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几百人的头齐刷刷转向进门处，一个被五花大绑，低着头，连推带打的高个子被拽向了台上。

“抬起头来！”

瞬间，我被惊住了，怎么是他，王抗？！他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他犯了什么法？他才刚刚三十出头呀！我强忍着情绪，尽量不让任何人有所觉察。

穿制服的开门见山宣布罪行，言之凿凿：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学历、职务。“此人利用职务之便和休假的机会，把三线建设的图纸拍成相片带到广州，勾结境外反动势力，准备里应外合，偷越国境。”

什么图纸？我们又不是什么保密单位？犯罪动机是什么？怎么个里应外合？具体是如何策划的？实施到了哪一步，怎么破获的？？没有一个字、一句话的交待，更无任何证据提供。

他有当时普通人不曾有的相机，却又去了离香港最近的广州，其父又身处台湾，具备这样背景的人，实在难找，一抓一个准。相机、图纸、广州、台湾、四个元素构成了“理想”的逻辑推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没有庭审，只有判决。把个人简历，事前敲定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和二十年刑期当众宣布，历时只有不到一个小时。

稳、准、狠，简单快捷。迅速散会。什么公诉、指证、质证、证人、辩护、陈述统统没有，如今视为的程序违法，当时都大行其道，堂而皇之。

这就是国法？这依的是哪条哪款？我不停地问自己。虽然戒备森严，台下也有窃窃私语：“他学历高，瞧不起没文化的领导。”

得罪了领导就是犯法？就是反革命？谁跟领导过不去，谁自己就别想过去？掌握着国家机器，就可以随便治人？我心里一连串的问号，满腹的不解。

其实，这种案例，在当时已司空见惯，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机构虽在，内在全非，权大于法，无法无天。不能让自己心服，只有认命屈从。

那个年代，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看一本书，吭一首歌都有可能触及“法律”遭来无妄之灾。

王抗一直都低着头，自始至终也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宣判结束后，据说他被押送去了一个劳改农场。之后，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也没有人敢打听他的消息。

②

一九七八年，我调到了市区王抗早年工作过的处室。

一楼是传达室，二楼至五楼为办公室，六楼是单位招待所。主要解决系统内部出差人员住宿问题。那时没有电梯，只有唯一的一条楼梯通道，上上下下的同事基本都认识。在招待所呆久了的客人，也会挂个脸熟。

记得是七九年还是八零年秋季，在好一段时间里，我总看见一对年近半百的陌生男女频繁从楼里上下，看样子不像出差。偶尔听到对话，口音也不是川渝人。经打听，原来他们是王抗的哥哥和姐姐，专为落实弟弟的平反之事而来的。那时的他已在监狱整整呆了七年以上。

当时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可去之处，下班后，就去传达室看看报纸，聊聊天。那里信息灵通，顺便打听点有关王抗的消息。

一天，晚饭后的传达室，王的姐姐拿来一大包糖果，兴奋地告诉大家：“请吃我弟弟平反的喜糖。”分发给传达室几个回不了家的人。

“恭喜，恭喜。”我也接过，但没往嘴里送。对于我，那不是糖，是黄连，是七年前被残酷刺痛的那颗良心的唤醒剂。

“当初那么大的阵势当着那么多职工面把人抓走，如今平反了，怎么倒像做贼似的，没有一点动静？心虚了？难堪了？唯恐被人知道了？”和七年前一样，我仍问号不断。

在我眼里，以前是什么场合抓的人，放人也应同样规格平反。如鲠在喉，无所顾忌，第二天便在办公室公开了这个信息。大家打心底表示庆幸，祝福。

从那天后，同事们都开始讨论关注此事。我也分别从不同渠道得知了王抗冤案的始末，以及他七年牢狱生活和处理决定的前因后果。

王的哥姐都是高知。姐姐是江苏杨州一中学的英语老师，哥哥在江苏省文联任职。七年间他们不懈地为弟弟的冤屈申诉奔走。

最终获平反的艰辛曲折之路，在王抗姐姐血泪的讲诉中展开的：

③

弟弟是母亲老来得子。家中最小的孩子，与我们的年龄相差十岁以上，深得母亲及全家的宠爱。从小喜欢读书，抢在唯成分论还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幸运地考入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来重庆。

当得知弟弟获罪定刑，而且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全家如五雷轰顶。

因为受父亲牵连，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胆子都很小，除了只想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外，不敢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想法。再说，父亲自离开我们后就失去了联系，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小弟从小听话，更不可能违规。我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当时已经年近九十的母亲，后来想方设法打听联系上了小弟的地址后开始通信。书信是要通过检查后才能转给他的，不敢涉及案情。唯一的愿望，是鼓励他一定要活下来，因为只有活下来，才可能有昭雪的一天。后来又开始寄书给他。

母亲在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小弟的来信后开始疑惑，我们瞒不过，终于把情况告诉了她。从此以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带着她第一次去了劳改农场。见面的那一刻，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弟弟在家从没做过家务，更别说农活。在这里的劳改犯干的都是挑大粪、抬石头这样的重体力活。弟弟看上去面黄肌瘦，母亲心疼不已。

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对话，跟弟弟了解了案情的经过。幸好监管人员听不懂，我们沟通起来比较无所顾忌。回家后不久，母亲双目失明了。

弟弟是被陷害的。我们决定告状，为他申诉。接着便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Z阳写信，也利用我侨联任职的关系，向江苏省侨联反映。

这期间我也几次再去劳改农场，体力有限，还是尽可能多带些书籍和副食品给他，同时也分一些食品给看管人员。

每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无法多说什么，只有鼓励再鼓励，坚强再坚强，坚持再坚持的重复。无论如何都要好好活着，一定要撑到平反的一天。

这之前，他刚来农场时，怎么也想不通，领导为什么要这样整他。众人面前的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让他尊严扫地。那些所谓的罪证，完全是莫须有。真实的情况是，喜欢摄影的他，利用假期（当时他的工作享受五十六天的年休）带着相机去了同学的城市，顺便和同学探讨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他无法忍受栽赃陷害的判决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甚至多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一次，他挑着百多斤的大粪走在狭窄的田埂上，头一昏，栽倒在了齐腰深的粪坑里，要不是人高马大，说不定那次就没命了。

后来，他又患上了肺结核病，因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不久，胸部溃烂了一个口子，他照着镜子用棉签自己掏出里面的脓液和腐肉，再用棉花堵塞……再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几乎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姐姐断断续续泣不成声的诉说，一旁的我们听着，也早已成了泪人。

从他入狱那年起，姐姐就开始不懈上诉，不停地上书省委书记；哥哥配合提供各种文字材料，其他亲属无间协作。在一家人不抛弃、不放弃的艰辛奔波中，家人的支持和爱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王抗屡屡濒死的心中。

他拼命坚持着，顽强地挺过每一天。终于，等来了平反。

然而，他们的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

④

单位派了保卫科干事和团委书记去农场接回了王抗，就有了开头姐姐和哥哥出现在单位招待所的那一幕。

那时胡耀邦即将复出，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都指日可待。有一天，我与当时的团委书记聊到王抗。

“当时抓他是正确的，现在放他也是正确的。”

啊！这是什么逻辑？那平反二字作何解释？

“轻重适中叫平，推翻旧案叫反”。这样的冤案，怎么在他口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呢？

“形势需要嘛，反正都没错。”

我算明白了。原来，所谓常识，只是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是无法唤醒装睡的那些人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才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尚方宝剑在手，永不言错，死不认错。

王抗的哥哥姐姐在招待所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我也见到了王抗，他已是中年，背微驼，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高大健硕的小伙了。

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上上下下奔忙，但从没见他直起腰，抬起头，也没见他跟任何人打过招呼。他的大长腿仍然三步并一步，但明显比从前缓慢了很多，目光也显得呆滞和木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