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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大哥王宝江。摄于70年代中期。（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父亲是我的一面旌旗，大哥是我的一支火把；旌旗给我鼓舞，火把照亮我前面的路。
王东成 | 文
写我家大哥，很难。因为，如今的我，不该、不敢俯视他，也不该、不敢仰视他，而是要平心静气而又满怀敬意与感恩地平视他。
大哥是我至亲的亲人，也是我终生感激不尽的恩人；更重要的，在我的精神发育史上，他是给我最深沉思想启迪和精神熏陶的人，可以说，是他帮我塑造了自己的精神“胚胎”、“原型”与“子宫”。
大哥生于1943年的农历二月初三（龙抬头的第二天），属羊，是母亲带着三个女儿，由河北省宁河县崔成庄举家迁来东北吉林省临江县八道江区（第六区），与父亲团聚后的第一个“丰硕成果”。
大哥是我们家族的长门长孙，一出生就是个大产儿，长得十分可爱，百日照片曾在亲人和邻里间广为传看。他上面有三个亲姐姐和一个堂姐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自然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因此，他的小名是由颇具权威的奶奶亲自起的，叫“长栓”：长长久久地栓住！他的大名是父亲起的，叫“保江”，是否有“男儿有志保江山”之意，我不得而知。
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父亲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日本侵华充满强烈仇恨，大哥出生的时候，东三省正在满州国统治之下，正沦陷在日本人手里；父亲决然不承认自己是“满州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便要挨打，那他就宁愿说自己是“河北人”，也决不说自己是“满州人”。
还有一件与大哥有关的趣事。一天，幼小的大哥病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正巧，一位算命先生打从我家门前路过。有好心人便把他请进我家，请他给大哥打打卦、算算命。算命先生在询问了我们家的情况之后，确切“诊断”说：这孩子命不长。母亲急问：那怎么办？算命先生从容答道：可以破，写一道符，烧掉就可以破。母亲又问：那得要花多少钱？算命先生淡然答道：不多，五块钱。
母亲一听，“石破天惊”地“一锤定音”：我们不花这个钱！这孩子，是我的儿，就活着；不是我的儿，该走就走吧！算命先生听闻这种“触目惊心”的决断，“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母亲！”，愤愤然，拂袖而去！没几日，大哥的病就好了，而母亲的这个“特立独行”、“伤天害理”的故事，则成了在我们家族和邻里间长久流传的隽永的佳话。
与弟弟差不多，大哥小时候，也是个“孩子王”，也曾“啸聚山林”。记得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他和他的兄弟与当日白天辱骂过我家二姐的另一伙“绿林英雄”在街头“打成一片”。因为他的一位小哥们儿用削笔刀把人家的脊背刺破造成“流血事件”，而遭致公安人员作为不速之客闯入我家，严审我的父亲。我感觉，打从那时起，大哥的“水泊梁山”散了，他不再是“聚义厅”上的“晁盖”或“宋江”了。
那年月，能得蒙大哥允许，跟他们一起上山下河，是件极快乐的事。上山，主要是吃苞米甜，有时，也能吃到些野果。大哥喜欢钓鱼，也很会钓鱼。他每次钓的鱼，足够母亲给父亲做一顿下酒菜。
大哥也挺会玩儿。弹玻璃球、打纸牌、执天亮、押宝、打乒乓球、玩冰滑子等等，他都玩得不错。
家里的一些重活，大哥做得最多。买用来烧火做饭的锯末子、精糠皮、煤，上山砍柴，开种小片荒，往山上挑粪，往家里背收获的果实等等，大哥都是主要劳动力。
冬天大哥带二哥和我上山砍柴，二哥和我是帮手，大哥是“统帅”和主力。我们砍的，几乎都是坚硬的柞木。那一爬犁柞木，很沉很沉。而每次归来，都必须加足马力、一鼓作气地冲破公社布下的“木材检查站”。冲过之后，我们都已上气不接下气，棉袄几乎湿透。艰难地拉着爬犁一步一步往家挪，到家，已是天上布满星，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
每次上山砍柴，妈妈都给我们带上几块玉米面小饼子和一小包白糖。饿了吃的时候，大哥总是让二哥和我先吃，他后吃，我们吃得多，他吃得少，剩多少吃多少。这么多年，每每回想起这些事，我还是眼睛潮潮湿湿的。
大哥是严峻的，有时还很“不尽人情”，我有点怕他，有时甚至有点恨他。种小片荒，用泥搅拌大粪做肥料，他竟然要我们手脚并用；往山上挑粪，他喝令我们不准歇气，说一歇气就挑不起走不动了。我当时心里很恼火，只是不敢反抗。如今想来，也还是不寒而栗，没什么温馨的感觉。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有一幅亮丽的图画：在星斗满天的夜空下，大哥和邻居的张兴顺大哥坐在我们家门口谈天说地。他们谈屈原，谈李白，谈杜甫，谈关汉卿，谈曹雪芹，谈鲁迅，谈普希金；朗诵《离骚》，朗诵《诗经》，朗诵《将进酒》，朗诵《石壕吏》，朗诵《长恨歌》，朗诵《女神》，朗诵《致大海》和《皇村的回忆》。我坐在小板櫈上静静地看他们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地谈论，感到非常愉快。那夜晚，我会在联翩的浮想中走进梦乡，仿佛连做的梦都散发出芬芳的气息。
大哥爱交朋友。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都交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很优秀，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很长久。如果没有大哥的大学同学刘明涛和妻子李桂琴的帮助，我根本就上不了大学！在我78年参加高考取得全省文科考生成绩前几名却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的时候，是他们，容我和他们一家三口吃住在一个二十多平米叠床架屋的陋室里两个多月，让我通过去省招生办与有关领导处“上F”，最终获得吉林大学的录取，并在学校无法提供宿舍的情况下，帮我借住到了一间房子，直到第二年的寒假开学！
1978年的上大学，可是我人生的“诺曼底”啊。我完全不敢想象，如果当年上不成大学，我今生会是个什么模样？
大哥读大学期间培植的友谊之树结出的果子被我享用了；明涛、桂琴兄嫂帮我上了大学，致使我的人生启锚扬帆，开始了新的旅程。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恩情！
可是，这个恩情怎么报？长天默默，我只能眺望远方。
2018年，明涛兄因病遽然去世，我因事脱不开身，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心里很不安。至今我未到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很感愧疚。桂琴嫂子也到老骥伏枥之年，我至今还未去安慰她，想来，真觉得自己活得很不体面！
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哥一开始没考上，去一个山区小镇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教师。在那里，他也交了一些好朋友，同时，还与一位同他一起去当代课教师的女同学产生了朦朦朦胧胧的好感。
那位姐姐，身材高挑，玉立婷婷，滑冰赛场上风华耀眼，说起话来，很亮很甜，笑起来，笑声像清清亮亮的小河。她每次来我家，我家都弥漫着笑声。我爸妈都挺喜欢她，我们也都很喜欢她。少年的我，心里很盼望大哥与她能书写一个美丽的故事。然而，人生自有剧本，自有编剧与导演，我们期待的故事没有发生。我想，这种命运的“哥特巴赫猜想”，我们都解不了。不过，我至今还记得她对大哥那“非同凡响”的戏谑而亲昵的称呼：“老保江”、“老国民党”。
当了一段代课教师，大哥就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了。这一年，他顺利地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当时叫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
父亲生前曾自豪地说：“我四子三大。”大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没有谁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父亲更在乎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了。父亲曾慨叹：“我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进剑桥和牛津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人考取功名。”而大哥上大学，我们家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父亲的心，怎么能不沐浴在十里春风之中？怎么能不洒满杏花春雨？同样，弟弟和我上大学，全都是父亲的“诺曼底登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只有这样的“登陆”，才能给父亲带来真正的喜悦！
每次给大哥寄生活费，都是父亲亲自去邮局。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填写好寄款单交上去，父亲都是不问自讲、喜乐满满地跟人家说：“给儿子寄的，他在省城读大学。”我至今仿佛还能清晰地看到邮局办事人员那羡慕的、善意的微笑。弟弟上大学后，这样的场景又一次次呈现。遗憾的是，我上大学不到半年，父亲就走了，这样的场景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大哥上大学后经常给我写信。信中，他介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他的朋友，表达他对文学、对政治、对人生的某些思考，向我推荐某些该读的文学作品。他曾把朋友的诗随信寄给我，也曾把我写给他的信和文章、诗歌拿给他的同学、朋友看。因此，他的许多同学、朋友似乎都挺熟悉我，文革中，我去他们学校大串联，那些同学、朋友都热情地招呼我。而且，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成了我终生的师友：例如刘明涛（吉林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已逝）、李殿军（中学教师，已逝，我曾为他的《俯视集》作过序）、高胜邦（中学教师，已逝）、王泽义（当年的知名诗人）等等。
每次放假，大哥都用手提包带回一大些书让我读。这些书，包括许多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和法、英、德、意、美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身处生长于小市民家庭的懵懂少年，我欣喜若狂、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伟大作品，心中渐次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别样的生活。我的终生不去的“俄罗斯文学”情结，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实际上，大哥带我和他一起上了大学。所以，相对说来，我比许多同学，书读得多些，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多些，视野开阔些。
大哥上大学，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我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上一个比大哥的大学还好的大学！
大哥对我将来上大学，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省城，他为我搜集、购买了一些复习资料，其中一本前苏联编写的《物理习题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我把那本书的每道习题都做了一遍。我自信，如果排除政治鉴定的因素，单凭考试成绩，我一定能考取重点大学。
大哥上大学之后，我似乎每天都有一个盼望：盼望大哥放假回家。所以，每次大哥放假回家，我都早早等在火车站。看到大哥走下站台，走出出站口，我便羞涩地跑过去，接过大哥随带的一些东西，和大哥一起回家。
大哥放假回家，像大姐回家探亲一样，也是我们家的节日。那些天，爸爸妈妈的脸上都漾溢着明亮的光彩！
记得有一次，大哥刚到家，便带我和二哥及几个同学冒雨上了北山。我们在山上大喊大叫，采了些蘑菇。那天，妈妈为我们做了一盘辣椒炒蘑菇，吃得我们满头大汗。
站在高高的山顶，大哥放声高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从此，这首歌便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记忆里。
顺便说，大哥嗓子好，感情充沛、深沉，唱歌、朗诵都是一流。毕业后回家乡，每有大型群众集会，有关部门都会请大哥到宣传车上做广播员。
大哥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大哥总体上是个游离于学校运动之外的“逍遥派”，似乎也是个“先知先觉者”。这，特别明智，特别难能可贵，特别不容易。在给李殿军《俯视集》写的序言中，我曾写道：
1966年7月的一个夜晚，保江兄、殿军兄、王泽义兄三人躲在宿舍里悄声低语，壮着胆子表达各自对于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望着窗外，听着校园里传来的此起彼伏的海潮般的口号声，三人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水晶之夜”开始了！”
啊，在那个时代，这可是足以使他们遭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命运的的祸言啊！至今想来，我还是有些后怕，还是觉得那句话的一字字仿佛如千钧巨石、滚滚惊雷砸在心上！这是怎样的眼光？怎样的胆识？什么叫“世人皆醉我独醒”？什么叫“世人皆浊我独清”？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深深地思索，也一直在深深地忏悔。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早期一段时光在学校和同学一起“造反”，大哥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家乡，都用在了保护我、帮助我的事情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大规模武斗期间，我家二姐夫郝世伟和保江大哥冒着极大风险，护送我到柳河县三源浦镇郝家街的二姐夫的父母家。他们陪我在那里吃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武斗结束了，他们才陪我回到家乡，使我安然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群众专政”，大哥三天两头从学校写信给我，鼓励我，安慰我，教诲我。那一封封书信，像一支支火把和一面面旌旗，与爸妈等亲人与朋友的关爱一起，使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了人生的“死荫幽谷”。
我还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大哥鼓励我考大学，支持我为上大学而走上艰辛的“上F之路”，帮我实现了人生的“诺曼底登陆”，成为了后来的教书人。
文革中“赋闲”在家乡期间，大哥写过一首热情讴歌劳动大众的长诗《群山颂》。那可是一个“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领袖是太阳，我们是向日葵”的专门歌颂“大救星”的时代。全诗开篇便“气宇轩昂”地唱道：
是谁说他们
空蒙——似虚无
是谁说他们
淡远——如轻烟
明明啊，是一群伟大的形象
闯来我的眼底
快快啊，以无限崇敬的情感
献出诗的礼赞
请问，百灵是否爱到你们之中唱歌
请问，剌梅是否喜在你们胸前争艳
请问，太阳是否惯于你们那里起居
请问，霞光是否常绕你们身边留连
......
这首诗，曾在我的同学中广为传诵，影响了包括诗人朱雷（朱济兴，前两年去世）在内的许多同学。
大哥是我许多同学爱戴和尊敬的兄长。他曾给我的同学的诗集作序；帮他们修改诗稿，其中对朱雷诗稿的修改，用力最大，用心最细，细到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行排列。我清楚地记得，他谆谆教诲朱雷，不要多用“你像”，而要多用“你是”。不知怎么，大哥很少为我修改诗稿，而我，也没有对大哥给别人修改诗稿那么热心、那么勤恳而产生半点心里不平衡。真的是“爱是不嫉妒”。
大哥是白山电视台副总编、资深编审。他的一些作品曾获全国和省、市的大奖。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白山赋》获得很高的评价，为这位曾自命为“没有作品的诗人”带来了他自己并不在意的声誉。
大哥也是个好丈夫，虽然相对说来他家务活干得少一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山市建了一个钢琴厂，制作了第一批钢琴。为鉴定产品质量，厂家盛情邀请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到白山做一次钢琴品质鉴定演出。白山市一位朋友的舅舅是中央乐团的作曲家，是刘诗昆的同事与朋友。于是，这位朋友便诚请刘诗昆到家里吃饭，同时邀上大哥和我这样的“文化人”做陪。
那天晚上，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积雪没膝。在用车送走了刘诗昆先生后，朋友便诚心留我们在他家里过夜。我觉得留下来很合适，这么大的风里怎么走回家啊？可是，大哥一口辞谢，坚决要步行十多里回家，而他坚决走回家的理由，既叫我吃惊，又叫我感动：“我不回去，你大嫂害怕，睡不着觉。”
看着大哥走进凄迷的风雪中，我心头滚过一层热浪，既感动，又自责：我怎么没像大哥那样对待自己的媳妇？
还有一件事，直今还时常被妻子提起，做为我对她“不心疼”的证据：
有一次，家里修房子，妻子与大嫂、二嫂三个妯娌用铁锹和泥，我和大哥站在旁边聊天；没一会儿，大哥便抢过大嫂手中的铁锹说：“你大嫂身体不好，歇一会儿，我来干。”见此状，妻子和二嫂面面相觑，直言快语的二嫂对妻子说：“看来咱俩是没人心疼啊。”多少年，妻子不时地提起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叫苦不迭，嘴上无言以对。
大哥也是个好父亲。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儿女很有耐心，很是疼惜。他不会因为儿女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而气急败坏、怒发冲冠（我常常如此），甚至喝令他们放弃学业；相反，他一再鼓励和支持他们再复习、再上考场。事实证明，大哥的这种耐心和疼惜，都结出了甜美的果实：三个儿女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
大哥做自己喜欢的事都很沉醉，精益求精。当年谈恋爱，与女朋友约会之后，在无边的夜色中，他独自一人行走在火车道上。迎面驶来一列火车，他竟然没有感觉；火车一再鸣笛，他竟然也没听到！火车司机紧急刹车，火车停下来，师傅怒气冲冲地跑到他面前大骂，他才如梦方醒！看来，当时，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中，外面的世界消失了，不存在了！真是醉到沉醉，痴到极痴！
如今这种沉醉，主要表现在写诗上。大哥是家乡民间文坛的德高望重者，拥有许多“粉丝”和崇拜者。如今，他以圣徒一样的情怀写诗。写诗，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存方式。不写诗，他没法活；不写诗，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诗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诗痴”。
在一些朋友或熟人的聚会上，他常常十分主动地郑重而深情地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一方面，使聚会蓬荜生辉或锦上添花，也同时使大哥获得许多钦佩和赞许；另一方面，也引来一些讶异、不屑的目光：“这是干什么？这个人怎么了？不是有病吧？”
面对这些褒贬，大哥全然不顾：我就是我，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听得出其中的一二，这样做就值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凭心而论，我就不会这么执著，我就缺乏这种精神。
大哥自然也是有局限的，是不完美的。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限和不完美的原因，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
大哥是“老五届”。不必为尊者讳，他身上深深地镌刻着那代人的烙印，隐隐地沉淀着那代人的基因。与许多人一样，他至今也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掉那个时代”。这，从他对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上，都能表现出来。
人，是教育与信息的作品或产物。大哥那代人，受的是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辩证法一类的教育，读的是“选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钟爱的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欧美左翼文学等等。他们很少读古希伯莱、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英美保守主义和基督信仰方面的书。因此，他们对耶路撒冷、雅典、荷兰、“五月花号”、清教徒、《大宪章》、《独立宣言》、加尔文、奥古斯丁、柏克、潘恩、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等等，都比较陌生和疏远。
这种受教育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并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他们这代人大都出生在抗战后期，先后经历了国共三年内战、土地改革、中共建政、镇压反革命、朝鲜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这种社会、人生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钱理群先生的反省和反思，非常深刻，发人深省。作为“凤凰涅槃”的觉醒者，钱理群先生反思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发育史，以及自己作为现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局限和片面。这种“夫子自道”，是真诚、真实的，是清醒、清澈的；他所说的这种局限和片面，在他们那代学人，乃至在我们77、78级等80年代的学人中，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在自己身上克服掉那个时代”这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上，大哥比他同时代的一些人都优秀许多。他认同普世价值，向往自由民主，厌恶J权Z制，追寻历史真相。这点，令我十分欣慰。亲人之间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是一件极其令人痛苦与煎熬的悲剧；时下，许多家庭，正挣扎在这样的悲剧之中。
这么多年，我总觉得有两个大哥：一个是诗歌中的大哥，一个是俗世中的大哥。
诗歌中的大哥，是沉思过、洗刷过、润色过、也许是更符合他自我期待的大哥。俗世中的大哥，是即兴的、有瑕疵的、未打磨的、或许是他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可和满意的大哥。
每读大哥的诗，我都有震撼，都有从内心深处生出的敬意，因此，我似乎更喜欢诗歌中的大哥。每见世俗中的大哥，在喜欢和尊敬之余，我时尔会感觉某种失望与遗憾。因此，我期待俗世中的大哥，更少些峻急，更少些偏执，更少些刚硬，更少些敏感；更多些宽厚，更多些温暖，更多些蔼然，更多些钝感。不过，我又清楚地知道，这位曾给自己的“陋室”取名为“白云居”、“个多斋”的自尊的大哥，一定会我行我素、依然固我，一定不会为满足我的期待去生活。
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吧，也不必刻意重塑自己，还是按自己的本性和本色去生活吧。也没有害着什么人，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大哥知我。他了解我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板。他曾语重心长地劝我，多亲近、关心、帮助自己唯一的女儿，不能把全部心血都浇灌给学生（“自己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学生啊”），否则，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不能让政治塞满自己的心，对现实政治不必全身心地投入，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沉静下来，多写点东西（“立言也是自己的本份啊”）。
他曾严肃认真地警告我，要谨言慎行，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少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曾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应该学习、掌握写作古体诗的一些规范（“这很简单，很好掌握的”），不能只追求意境，不讲究平仄等音律，否则，会贻笑大方之家；为此，他还亲自修改过我写的所谓古体诗，并且告诉我，实在懒得学，就干脆把这些东西叫作“自度曲”，以“抵挡”别人的嘲笑。
大哥的这些教诲，我都没有完全做到。大哥曾对我寄予深厚的希望，如今看来，“出水才见两腿泥”的我，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想象”。情意殷殷的大哥，弟弟让你失望了！
这些年，大哥写了几百首诗（大都是古体诗），其中有许多赠亲人、友人的诗，赠我的诗，也在其中。这些诗，我都当作最宝贵的财富珍藏着。2012年年底，我退休了。在与同事们告别时，我讲了一番话——《最后的演讲》。大哥读了这篇演讲，很快写了一首古体诗赠我：
终归教案归秋色，
走下峰巅愈浩然。
无韵离骚称史记，
有情演讲异闲篇。
老牛心驻耕田侧，
伯乐睛旋奔马间。
不弃神州春万里，
谁知雪厚意如棉。
大哥曾劝我退休后离开雾霾重重的北京，回到云淡风轻的家乡。我感激大哥对我的一片挚情。但是，我在心里苦涩地对大哥说：家乡，我回不去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园；我是一支柔弱的枝条，只能怀着对根的眷恋，拼命伸向蓝天；我是一粒小小的蒲公英的种子，只能怀着对故乡的记忆，任凭行走在大地上的风，把自己吹向任何一个地方；我是一个背着行囊行走在风雨中的旅者，我羡慕那些终生厮守故园的人。
当代画坛奇才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的墓前题写的碑文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读了这话，我心中充满泪水。看来，步履匆匆的我，只能是“回望家山万千重，秋风一缕送雁鸣”了。
2014年盛夏，我和几位同事朋友去白山避酷暑，我写了一首自度曲《回乡感怀》：
帝都何觅清凉川
为避酷暑赴白山
浴风沐雨洗心尘
拜亲访友扫愁颜
鸟雀不唱桑梓曲
兄姊难谙风云篇
老槐谁知何处去
父母之邦无故园
（2014年7月17日）
这首自度曲，大概能反映出我真实的心境吧。心境的苍凉，实在源于世事的沧桑。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谎言，譬如“家国一体”、“君父一体”云云。这些被“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着的“血色箴言”，我统统不信！但是，“长兄如父”这句话，我还是信的，因为我有深切的体会。也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某种幸运，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我的人生体验中，父亲是我的一面旌旗，大哥是我的一支火把；旌旗给我鼓舞，火把照亮我前面的路。这么多年，我在这面旌旗下，举着这支火把，迎着风雪前行。如今，已经七十岁的我，仍然要满含热泪地向这面旌旗和这支火把行注目礼，表达我深深而绵绵的尊敬与感激。
蓦然回首，静心聆听岁月悠远的钟声，我惊觉到：还未长大，已经老了；许多事情还在计划中，已经不得不忍痛放弃了；“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这一生，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到了总结的时候，到了交卷的时候，到了与往事干杯、与人们告别的时候。
记得大哥读高中时，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摆渡口》。我读初中时，受大哥这篇小说的启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渡口》，得到语文老师单亦魁（我终生感激的先生）的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他在评语中说：“本文洋溢着文学的智慧与天才。”
五十多年了，这句“批语”，像一盏烛光照在我心里，叫我的心温暖而明亮。画家、诗人席慕蓉有一首诗，也叫《渡口》，我很喜欢，因为它很契合我与亲人、朋友相逢与别离的心绪。在这里，让我把席慕容这首诗作为一朵花，别在大哥的衣襟上吧：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从此生根
浮云白日 山川庄严温柔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华年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作者简介】王东成，1949年出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2012年退休）。基督徒。一介读书人，常怀天地心。躬身归乡野，挥手弄风云。戴笠向雨雪，立命为生民。惟愿化草木，草木早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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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生于1943年的农历二月初三（龙抬头的第二天），属羊，是母亲带着三个女儿，由河北省宁河县崔成庄举家迁来东北吉林省临江县八道江区（第六区），与父亲团聚后的第一个“丰硕成果”。
大哥是我们家族的长门长孙，一出生就是个大产儿，长得十分可爱，百日照片曾在亲人和邻里间广为传看。他上面有三个亲姐姐和一个堂姐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自然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因此，他的小名是由颇具权威的奶奶亲自起的，叫“长栓”：长长久久地栓住！他的大名是父亲起的，叫“保江”，是否有“男儿有志保江山”之意，我不得而知。
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父亲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日本侵华充满强烈仇恨，大哥出生的时候，东三省正在满州国统治之下，正沦陷在日本人手里；父亲决然不承认自己是“满州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便要挨打，那他就宁愿说自己是“河北人”，也决不说自己是“满州人”。
还有一件与大哥有关的趣事。一天，幼小的大哥病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正巧，一位算命先生打从我家门前路过。有好心人便把他请进我家，请他给大哥打打卦、算算命。算命先生在询问了我们家的情况之后，确切“诊断”说：这孩子命不长。母亲急问：那怎么办？算命先生从容答道：可以破，写一道符，烧掉就可以破。母亲又问：那得要花多少钱？算命先生淡然答道：不多，五块钱。
母亲一听，“石破天惊”地“一锤定音”：我们不花这个钱！这孩子，是我的儿，就活着；不是我的儿，该走就走吧！算命先生听闻这种“触目惊心”的决断，“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母亲！”，愤愤然，拂袖而去！没几日，大哥的病就好了，而母亲的这个“特立独行”、“伤天害理”的故事，则成了在我们家族和邻里间长久流传的隽永的佳话。
与弟弟差不多，大哥小时候，也是个“孩子王”，也曾“啸聚山林”。记得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他和他的兄弟与当日白天辱骂过我家二姐的另一伙“绿林英雄”在街头“打成一片”。因为他的一位小哥们儿用削笔刀把人家的脊背刺破造成“流血事件”，而遭致公安人员作为不速之客闯入我家，严审我的父亲。我感觉，打从那时起，大哥的“水泊梁山”散了，他不再是“聚义厅”上的“晁盖”或“宋江”了。
读小学的大哥（右一）与妈妈和兄弟姐妹。
那年月，能得蒙大哥允许，跟他们一起上山下河，是件极快乐的事。上山，主要是吃苞米甜，有时，也能吃到些野果。大哥喜欢钓鱼，也很会钓鱼。他每次钓的鱼，足够母亲给父亲做一顿下酒菜。
大哥也挺会玩儿。弹玻璃球、打纸牌、执天亮、押宝、打乒乓球、玩冰滑子等等，他都玩得不错。
家里的一些重活，大哥做得最多。买用来烧火做饭的锯末子、精糠皮、煤，上山砍柴，开种小片荒，往山上挑粪，往家里背收获的果实等等，大哥都是主要劳动力。
冬天大哥带二哥和我上山砍柴，二哥和我是帮手，大哥是“统帅”和主力。我们砍的，几乎都是坚硬的柞木。那一爬犁柞木，很沉很沉。而每次归来，都必须加足马力、一鼓作气地冲破公社布下的“木材检查站”。冲过之后，我们都已上气不接下气，棉袄几乎湿透。艰难地拉着爬犁一步一步往家挪，到家，已是天上布满星，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
每次上山砍柴，妈妈都给我们带上几块玉米面小饼子和一小包白糖。饿了吃的时候，大哥总是让二哥和我先吃，他后吃，我们吃得多，他吃得少，剩多少吃多少。这么多年，每每回想起这些事，我还是眼睛潮潮湿湿的。
大哥是严峻的，有时还很“不尽人情”，我有点怕他，有时甚至有点恨他。种小片荒，用泥搅拌大粪做肥料，他竟然要我们手脚并用；往山上挑粪，他喝令我们不准歇气，说一歇气就挑不起走不动了。我当时心里很恼火，只是不敢反抗。如今想来，也还是不寒而栗，没什么温馨的感觉。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有一幅亮丽的图画：在星斗满天的夜空下，大哥和邻居的张兴顺大哥坐在我们家门口谈天说地。他们谈屈原，谈李白，谈杜甫，谈关汉卿，谈曹雪芹，谈鲁迅，谈普希金；朗诵《离骚》，朗诵《诗经》，朗诵《将进酒》，朗诵《石壕吏》，朗诵《长恨歌》，朗诵《女神》，朗诵《致大海》和《皇村的回忆》。我坐在小板櫈上静静地看他们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地谈论，感到非常愉快。那夜晚，我会在联翩的浮想中走进梦乡，仿佛连做的梦都散发出芬芳的气息。
大哥爱交朋友。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都交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很优秀，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很长久。如果没有大哥的大学同学刘明涛和妻子李桂琴的帮助，我根本就上不了大学！在我78年参加高考取得全省文科考生成绩前几名却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的时候，是他们，容我和他们一家三口吃住在一个二十多平米叠床架屋的陋室里两个多月，让我通过去省招生办与有关领导处“上F”，最终获得吉林大学的录取，并在学校无法提供宿舍的情况下，帮我借住到了一间房子，直到第二年的寒假开学！
1978年的上大学，可是我人生的“诺曼底”啊。我完全不敢想象，如果当年上不成大学，我今生会是个什么模样？
大哥读大学期间培植的友谊之树结出的果子被我享用了；明涛、桂琴兄嫂帮我上了大学，致使我的人生启锚扬帆，开始了新的旅程。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恩情！
可是，这个恩情怎么报？长天默默，我只能眺望远方。
2018年，明涛兄因病遽然去世，我因事脱不开身，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心里很不安。至今我未到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很感愧疚。桂琴嫂子也到老骥伏枥之年，我至今还未去安慰她，想来，真觉得自己活得很不体面！
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哥一开始没考上，去一个山区小镇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教师。在那里，他也交了一些好朋友，同时，还与一位同他一起去当代课教师的女同学产生了朦朦朦胧胧的好感。
那位姐姐，身材高挑，玉立婷婷，滑冰赛场上风华耀眼，说起话来，很亮很甜，笑起来，笑声像清清亮亮的小河。她每次来我家，我家都弥漫着笑声。我爸妈都挺喜欢她，我们也都很喜欢她。少年的我，心里很盼望大哥与她能书写一个美丽的故事。然而，人生自有剧本，自有编剧与导演，我们期待的故事没有发生。我想，这种命运的“哥特巴赫猜想”，我们都解不了。不过，我至今还记得她对大哥那“非同凡响”的戏谑而亲昵的称呼：“老保江”、“老国民党”。
当了一段代课教师，大哥就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了。这一年，他顺利地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当时叫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
父亲生前曾自豪地说：“我四子三大。”大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没有谁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父亲更在乎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了。父亲曾慨叹：“我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进剑桥和牛津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人考取功名。”而大哥上大学，我们家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父亲的心，怎么能不沐浴在十里春风之中？怎么能不洒满杏花春雨？同样，弟弟和我上大学，全都是父亲的“诺曼底登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只有这样的“登陆”，才能给父亲带来真正的喜悦！
每次给大哥寄生活费，都是父亲亲自去邮局。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填写好寄款单交上去，父亲都是不问自讲、喜乐满满地跟人家说：“给儿子寄的，他在省城读大学。”我至今仿佛还能清晰地看到邮局办事人员那羡慕的、善意的微笑。弟弟上大学后，这样的场景又一次次呈现。遗憾的是，我上大学不到半年，父亲就走了，这样的场景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大哥上大学后经常给我写信。信中，他介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他的朋友，表达他对文学、对政治、对人生的某些思考，向我推荐某些该读的文学作品。他曾把朋友的诗随信寄给我，也曾把我写给他的信和文章、诗歌拿给他的同学、朋友看。因此，他的许多同学、朋友似乎都挺熟悉我，文革中，我去他们学校大串联，那些同学、朋友都热情地招呼我。而且，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成了我终生的师友：例如刘明涛（吉林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已逝）、李殿军（中学教师，已逝，我曾为他的《俯视集》作过序）、高胜邦（中学教师，已逝）、王泽义（当年的知名诗人）等等。
每次放假，大哥都用手提包带回一大些书让我读。这些书，包括许多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和法、英、德、意、美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身处生长于小市民家庭的懵懂少年，我欣喜若狂、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伟大作品，心中渐次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别样的生活。我的终生不去的“俄罗斯文学”情结，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实际上，大哥带我和他一起上了大学。所以，相对说来，我比许多同学，书读得多些，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多些，视野开阔些。
大哥上大学，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我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上一个比大哥的大学还好的大学！
大哥对我将来上大学，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省城，他为我搜集、购买了一些复习资料，其中一本前苏联编写的《物理习题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我把那本书的每道习题都做了一遍。我自信，如果排除政治鉴定的因素，单凭考试成绩，我一定能考取重点大学。
大哥上大学之后，我似乎每天都有一个盼望：盼望大哥放假回家。所以，每次大哥放假回家，我都早早等在火车站。看到大哥走下站台，走出出站口，我便羞涩地跑过去，接过大哥随带的一些东西，和大哥一起回家。
大哥放假回家，像大姐回家探亲一样，也是我们家的节日。那些天，爸爸妈妈的脸上都漾溢着明亮的光彩！
记得有一次，大哥刚到家，便带我和二哥及几个同学冒雨上了北山。我们在山上大喊大叫，采了些蘑菇。那天，妈妈为我们做了一盘辣椒炒蘑菇，吃得我们满头大汗。
站在高高的山顶，大哥放声高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从此，这首歌便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记忆里。
顺便说，大哥嗓子好，感情充沛、深沉，唱歌、朗诵都是一流。毕业后回家乡，每有大型群众集会，有关部门都会请大哥到宣传车上做广播员。
大哥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大哥总体上是个游离于学校运动之外的“逍遥派”，似乎也是个“先知先觉者”。这，特别明智，特别难能可贵，特别不容易。在给李殿军《俯视集》写的序言中，我曾写道：
1966年7月的一个夜晚，保江兄、殿军兄、王泽义兄三人躲在宿舍里悄声低语，壮着胆子表达各自对于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望着窗外，听着校园里传来的此起彼伏的海潮般的口号声，三人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水晶之夜”开始了！”
啊，在那个时代，这可是足以使他们遭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命运的的祸言啊！至今想来，我还是有些后怕，还是觉得那句话的一字字仿佛如千钧巨石、滚滚惊雷砸在心上！这是怎样的眼光？怎样的胆识？什么叫“世人皆醉我独醒”？什么叫“世人皆浊我独清”？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深深地思索，也一直在深深地忏悔。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早期一段时光在学校和同学一起“造反”，大哥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家乡，都用在了保护我、帮助我的事情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大规模武斗期间，我家二姐夫郝世伟和保江大哥冒着极大风险，护送我到柳河县三源浦镇郝家街的二姐夫的父母家。他们陪我在那里吃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武斗结束了，他们才陪我回到家乡，使我安然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群众专政”，大哥三天两头从学校写信给我，鼓励我，安慰我，教诲我。那一封封书信，像一支支火把和一面面旌旗，与爸妈等亲人与朋友的关爱一起，使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了人生的“死荫幽谷”。
我还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大哥鼓励我考大学，支持我为上大学而走上艰辛的“上F之路”，帮我实现了人生的“诺曼底登陆”，成为了后来的教书人。
文革中“赋闲”在家乡期间，大哥写过一首热情讴歌劳动大众的长诗《群山颂》。那可是一个“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领袖是太阳，我们是向日葵”的专门歌颂“大救星”的时代。全诗开篇便“气宇轩昂”地唱道：
是谁说他们
空蒙——似虚无
是谁说他们
淡远——如轻烟
明明啊，是一群伟大的形象
闯来我的眼底
快快啊，以无限崇敬的情感
献出诗的礼赞
请问，百灵是否爱到你们之中唱歌
请问，剌梅是否喜在你们胸前争艳
请问，太阳是否惯于你们那里起居
请问，霞光是否常绕你们身边留连
......
这首诗，曾在我的同学中广为传诵，影响了包括诗人朱雷（朱济兴，前两年去世）在内的许多同学。
大哥是我许多同学爱戴和尊敬的兄长。他曾给我的同学的诗集作序；帮他们修改诗稿，其中对朱雷诗稿的修改，用力最大，用心最细，细到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行排列。我清楚地记得，他谆谆教诲朱雷，不要多用“你像”，而要多用“你是”。不知怎么，大哥很少为我修改诗稿，而我，也没有对大哥给别人修改诗稿那么热心、那么勤恳而产生半点心里不平衡。真的是“爱是不嫉妒”。
大哥是白山电视台副总编、资深编审。他的一些作品曾获全国和省、市的大奖。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白山赋》获得很高的评价，为这位曾自命为“没有作品的诗人”带来了他自己并不在意的声誉。
大哥也是个好丈夫，虽然相对说来他家务活干得少一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山市建了一个钢琴厂，制作了第一批钢琴。为鉴定产品质量，厂家盛情邀请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到白山做一次钢琴品质鉴定演出。白山市一位朋友的舅舅是中央乐团的作曲家，是刘诗昆的同事与朋友。于是，这位朋友便诚请刘诗昆到家里吃饭，同时邀上大哥和我这样的“文化人”做陪。
那天晚上，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积雪没膝。在用车送走了刘诗昆先生后，朋友便诚心留我们在他家里过夜。我觉得留下来很合适，这么大的风里怎么走回家啊？可是，大哥一口辞谢，坚决要步行十多里回家，而他坚决走回家的理由，既叫我吃惊，又叫我感动：“我不回去，你大嫂害怕，睡不着觉。”
看着大哥走进凄迷的风雪中，我心头滚过一层热浪，既感动，又自责：我怎么没像大哥那样对待自己的媳妇？
还有一件事，直今还时常被妻子提起，做为我对她“不心疼”的证据：
有一次，家里修房子，妻子与大嫂、二嫂三个妯娌用铁锹和泥，我和大哥站在旁边聊天；没一会儿，大哥便抢过大嫂手中的铁锹说：“你大嫂身体不好，歇一会儿，我来干。”见此状，妻子和二嫂面面相觑，直言快语的二嫂对妻子说：“看来咱俩是没人心疼啊。”多少年，妻子不时地提起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叫苦不迭，嘴上无言以对。
大哥也是个好父亲。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儿女很有耐心，很是疼惜。他不会因为儿女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而气急败坏、怒发冲冠（我常常如此），甚至喝令他们放弃学业；相反，他一再鼓励和支持他们再复习、再上考场。事实证明，大哥的这种耐心和疼惜，都结出了甜美的果实：三个儿女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
大哥做自己喜欢的事都很沉醉，精益求精。当年谈恋爱，与女朋友约会之后，在无边的夜色中，他独自一人行走在火车道上。迎面驶来一列火车，他竟然没有感觉；火车一再鸣笛，他竟然也没听到！火车司机紧急刹车，火车停下来，师傅怒气冲冲地跑到他面前大骂，他才如梦方醒！看来，当时，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中，外面的世界消失了，不存在了！真是醉到沉醉，痴到极痴！
如今这种沉醉，主要表现在写诗上。大哥是家乡民间文坛的德高望重者，拥有许多“粉丝”和崇拜者。如今，他以圣徒一样的情怀写诗。写诗，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存方式。不写诗，他没法活；不写诗，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诗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诗痴”。
在一些朋友或熟人的聚会上，他常常十分主动地郑重而深情地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一方面，使聚会蓬荜生辉或锦上添花，也同时使大哥获得许多钦佩和赞许；另一方面，也引来一些讶异、不屑的目光：“这是干什么？这个人怎么了？不是有病吧？”
面对这些褒贬，大哥全然不顾：我就是我，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听得出其中的一二，这样做就值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凭心而论，我就不会这么执著，我就缺乏这种精神。
大哥（左二）与我（右一）与兄弟姊妹在家乡。摄于1980年代初。
大哥自然也是有局限的，是不完美的。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限和不完美的原因，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
大哥是“老五届”。不必为尊者讳，他身上深深地镌刻着那代人的烙印，隐隐地沉淀着那代人的基因。与许多人一样，他至今也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掉那个时代”。这，从他对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上，都能表现出来。
人，是教育与信息的作品或产物。大哥那代人，受的是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辩证法一类的教育，读的是“选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钟爱的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欧美左翼文学等等。他们很少读古希伯莱、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英美保守主义和基督信仰方面的书。因此，他们对耶路撒冷、雅典、荷兰、“五月花号”、清教徒、《大宪章》、《独立宣言》、加尔文、奥古斯丁、柏克、潘恩、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等等，都比较陌生和疏远。
这种受教育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并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他们这代人大都出生在抗战后期，先后经历了国共三年内战、土地改革、中共建政、镇压反革命、朝鲜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这种社会、人生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钱理群先生的反省和反思，非常深刻，发人深省。作为“凤凰涅槃”的觉醒者，钱理群先生反思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发育史，以及自己作为现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局限和片面。这种“夫子自道”，是真诚、真实的，是清醒、清澈的；他所说的这种局限和片面，在他们那代学人，乃至在我们77、78级等80年代的学人中，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在自己身上克服掉那个时代”这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上，大哥比他同时代的一些人都优秀许多。他认同普世价值，向往自由民主，厌恶J权Z制，追寻历史真相。这点，令我十分欣慰。亲人之间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是一件极其令人痛苦与煎熬的悲剧；时下，许多家庭，正挣扎在这样的悲剧之中。
这么多年，我总觉得有两个大哥：一个是诗歌中的大哥，一个是俗世中的大哥。
诗歌中的大哥，是沉思过、洗刷过、润色过、也许是更符合他自我期待的大哥。俗世中的大哥，是即兴的、有瑕疵的、未打磨的、或许是他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可和满意的大哥。
每读大哥的诗，我都有震撼，都有从内心深处生出的敬意，因此，我似乎更喜欢诗歌中的大哥。每见世俗中的大哥，在喜欢和尊敬之余，我时尔会感觉某种失望与遗憾。因此，我期待俗世中的大哥，更少些峻急，更少些偏执，更少些刚硬，更少些敏感；更多些宽厚，更多些温暖，更多些蔼然，更多些钝感。不过，我又清楚地知道，这位曾给自己的“陋室”取名为“白云居”、“个多斋”的自尊的大哥，一定会我行我素、依然固我，一定不会为满足我的期待去生活。
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吧，也不必刻意重塑自己，还是按自己的本性和本色去生活吧。也没有害着什么人，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大哥知我。他了解我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板。他曾语重心长地劝我，多亲近、关心、帮助自己唯一的女儿，不能把全部心血都浇灌给学生（“自己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学生啊”），否则，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不能让政治塞满自己的心，对现实政治不必全身心地投入，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沉静下来，多写点东西（“立言也是自己的本份啊”）。
他曾严肃认真地警告我，要谨言慎行，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少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曾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应该学习、掌握写作古体诗的一些规范（“这很简单，很好掌握的”），不能只追求意境，不讲究平仄等音律，否则，会贻笑大方之家；为此，他还亲自修改过我写的所谓古体诗，并且告诉我，实在懒得学，就干脆把这些东西叫作“自度曲”，以“抵挡”别人的嘲笑。
大哥的这些教诲，我都没有完全做到。大哥曾对我寄予深厚的希望，如今看来，“出水才见两腿泥”的我，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想象”。情意殷殷的大哥，弟弟让你失望了！
这些年，大哥写了几百首诗（大都是古体诗），其中有许多赠亲人、友人的诗，赠我的诗，也在其中。这些诗，我都当作最宝贵的财富珍藏着。2012年年底，我退休了。在与同事们告别时，我讲了一番话——《最后的演讲》。大哥读了这篇演讲，很快写了一首古体诗赠我：
终归教案归秋色，
走下峰巅愈浩然。
无韵离骚称史记，
有情演讲异闲篇。
老牛心驻耕田侧，
伯乐睛旋奔马间。
不弃神州春万里，
谁知雪厚意如棉。
大哥曾劝我退休后离开雾霾重重的北京，回到云淡风轻的家乡。我感激大哥对我的一片挚情。但是，我在心里苦涩地对大哥说：家乡，我回不去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园；我是一支柔弱的枝条，只能怀着对根的眷恋，拼命伸向蓝天；我是一粒小小的蒲公英的种子，只能怀着对故乡的记忆，任凭行走在大地上的风，把自己吹向任何一个地方；我是一个背着行囊行走在风雨中的旅者，我羡慕那些终生厮守故园的人。
当代画坛奇才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的墓前题写的碑文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读了这话，我心中充满泪水。看来，步履匆匆的我，只能是“回望家山万千重，秋风一缕送雁鸣”了。
2014年盛夏，我和几位同事朋友去白山避酷暑，我写了一首自度曲《回乡感怀》：
帝都何觅清凉川
为避酷暑赴白山
浴风沐雨洗心尘
拜亲访友扫愁颜
鸟雀不唱桑梓曲
兄姊难谙风云篇
老槐谁知何处去
父母之邦无故园
（2014年7月17日）
这首自度曲，大概能反映出我真实的心境吧。心境的苍凉，实在源于世事的沧桑。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谎言，譬如“家国一体”、“君父一体”云云。这些被“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着的“血色箴言”，我统统不信！但是，“长兄如父”这句话，我还是信的，因为我有深切的体会。也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某种幸运，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我的人生体验中，父亲是我的一面旌旗，大哥是我的一支火把；旌旗给我鼓舞，火把照亮我前面的路。这么多年，我在这面旌旗下，举着这支火把，迎着风雪前行。如今，已经七十岁的我，仍然要满含热泪地向这面旌旗和这支火把行注目礼，表达我深深而绵绵的尊敬与感激。
蓦然回首，静心聆听岁月悠远的钟声，我惊觉到：还未长大，已经老了；许多事情还在计划中，已经不得不忍痛放弃了；“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这一生，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到了总结的时候，到了交卷的时候，到了与往事干杯、与人们告别的时候。
记得大哥读高中时，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摆渡口》。我读初中时，受大哥这篇小说的启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渡口》，得到语文老师单亦魁（我终生感激的先生）的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他在评语中说：“本文洋溢着文学的智慧与天才。”
五十多年了，这句“批语”，像一盏烛光照在我心里，叫我的心温暖而明亮。画家、诗人席慕蓉有一首诗，也叫《渡口》，我很喜欢，因为它很契合我与亲人、朋友相逢与别离的心绪。在这里，让我把席慕容这首诗作为一朵花，别在大哥的衣襟上吧：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从此生根
浮云白日 山川庄严温柔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华年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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