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我在80年代的一些前尘往事
题图：王斌
王斌 | 文
偶见一文，其名曰《文化沙龙里1980年代》，文章之标题迅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泅游在其文字中而浮想联翩。毕竟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迄今之我，依然固执地停留在那个已然消失的年代，不忍离去。
也就是在这篇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里，我看见了许多熟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在那个年代的身影，由此亦让我不由得回忆起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前尘往事。
1、
在那篇文章中，凡属文学圈外的人物我基本不认识，但文学界的圈中之人则我大多相识。文章中多次提及的李陀是我的老朋友了，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师长。上世纪的80年代，李陀恐怕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时常穿梭在思想圈、文学圈，以及电影圈的著名人物。李陀的这个著名身份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并没有任何缘自官家的加冕——倘然有，也是他在80年代初曾获得过一次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由此亦确立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身份，仅此而已。但在那个年代如他一般获得过全国小说奖的人物并非独属他一人呀，为什么，独独一个李陀，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性的著名人物呢？
当然，李陀最重要的，也是他常在的那个圈子还是我们文学圈，起码在北京，他是与官方文学圈几近对峙的民间文学圈的领衔人物。李陀的言论始终在影响着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先锋运动和文学思潮。有趣的是，李陀在那时的一些惊世骇俗的思想，更多的，并不是他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而是他通过他一系列的“言说”。他人极聪明，感悟力亦也是超强，总能在某个文学研讨会上——那个年代隔三差五就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学研讨会——三言二语地抓住文学思潮的核心问题，并据此提出一针见血的见解。
李陀的那些见识在当时还是挺启发人的，也颇具号召力。
我88年从石家庄进京就是由李陀和他去世的夫人张暖忻（《沙鸥》和《青春祭》的导演）各自给我写了一封信，召我来京的。他们了解我在石家庄艰难的压抑处境，劝我进京换个环境。这当然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在那个年代，北京与我所在的石家庄简直就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是思想解放、自由舒畅、且正在大步走向开放的世界，而后者呢，则是一个沉闷的保守的钳制和压抑人之精神与思想的“左家庄”。
进京后，我几乎每周都会去李陀家聊几次文学思潮，偶尔他也会来我住的小屋聊天。凑巧我们彼此住得还不太远，我在团结湖，李陀家在东大桥，我只须乘坐43路公交车几站就到了。现在想想这也挺邪乎的，北京如此之庞大，怎么偏偏就我俩的家住得如此之近？然后呢，敲门，进了屋，先打声招呼，就在李陀家那个嘎吱作响的破沙发上坐了下来；李陀就坐在他家的那张赫然在目的大床上——我记忆中他家的那张床，几乎占用了屋子的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的空间。我们就是以这么一种面对面的形式，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天说地。
李陀是个非常健谈且思想至为敏锐的人。我们聊着各种话题——分析文学思潮，议论一些刚冒出头的作家作品的形式特点。那时我们只提倡和推崇先锋文学，而对传统范式之小说几乎不屑一顾。每聊，基本上是由李陀主侃，他总是会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像泉水般地冒出来，我在一旁听着亦总是受益非浅。那时候，好像也有太多的聊不完的话题，因为老有各种新鲜事突然间涌流了出来，以及让我们眼睛一亮，并为此兴奋不已的小说在倏忽间横空出世。比如，我来到北京的1988年，就冒出了一个叫余华的作家，随后又出现了一位叫格非的人物。他俩都引起了我们的高度注意，而李陀，是最早注意到余华的人。我呢，也最早分别写过评论他们小说的评论。
记得在当时，只要暖忻正好在家，她都会搬个小板凳静静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地听着我俩聊。在一旁听聊的，还有李陀的小女儿孟晖——孟晖倒是时不时加入我们的话题，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孟晖现在亦是一名作家了，她还是唐代服饰文化的研究专家。这时的李陀，总是颇具耐心地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各种解答。
那段时间我在李陀家遇见最多的人是朱伟，但他好像没有一次加入我们间的讨论。他来找李陀，总好像是在聊点要办的事，脸上永远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在我看来，是一种别具上海人特点的矜持的微笑。彼时我只知道朱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这还是李陀向我介绍的，但每每见了，我与朱伟至多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彼此并不过话。记得有一次朱伟走后，李陀问我，你怎么不跟朱伟聊呢，你觉得他怎么样？我只是嘟噜一句：他像个上海人。李陀和暖忻笑了。朱伟人挺好的，李陀总是这么对我说。
李陀当时经常会说起“M语言”这几个词，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前，覆盖一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这套权力话语，亦也建构了中国人曾几何地的思想结构与思维方式。有一天，李陀突然对我说，我们再找个人一块聊聊这个“M语言”吧，你看好吗？我说好呀，聊呗，多好的话题。
于是有一个晚上，我又叫来了在《文艺报》当编辑的我的好朋友张陵，他当时也是一位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青年评论家。就我们仨，在我住的那间小屋里，聊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畅所欲言，好不痛快，因为我们在看待“M语言”的问题上有着高度的批判性共识。事后，由赵晓鸣负责记录整理，还将我们聊＂M语言＂的成果分别发表在了《读书》与《文艺研究》杂志上。据说在文学界还引起了一些反响。
说真的，80年代，留存在我记忆中最鲜亮的一个人物就是李陀——朋友们一般会称他为陀爷，而我总是习惯于叫他李陀。在那个年代，李陀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和对文学思潮的看法，直到1989年的6月1日，我与暖忻、孟晖一道，送李陀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我当时还没有想到，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学时代也在走向它的终结。
我其实蛮怀念和李陀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的。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充满着对他的感恩之情，如果没有他的引荐，我能在1988年来到北京吗？也因由此，我在随后的那一年，见证了一个时代记念碑般的悲壮瞬间！
我是以借调的名义进京的，抵京后，我上班的具体单位就是张暖忻所在的青年电影制片厂。暖忻当时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还兼任青年厂的艺术室主任，我呢，就在她的麾下当一名文学编辑。说来惭愧，那一段时几乎没怎么去青年厂正经上班，即使到了办公室，也仅仅是点个卯，亮个相，然后又匆匆离去了。那时我真正的“上班”地点基本是在李陀家，可暖忻从没有批评过我一次。直到1989年夏，我被青年厂解聘。所以在名义上，我仅在青年厂呆了一年。
现在想来，我多少也为青年厂做了一点事的，比如受谢飞导演之托，找作家刘恒写了《本命年》的剧本；还有，就是在一堆别人送交上来的剧本中，我发现了由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所写的一个城市题材的剧本，我觉得不错，便交给了张暖忻，她后来将此剧本拍成了电影，片名叫《北京你早》。
我个人认为，《本命年》与《北京你早》也是中国第四代电影人拍出的最好的二部电影，同时，仿若也是第四代电影人的最后绝响。再后来，由谢飞执导的《黑骏马》我私以为是第四代导演最后的谢幕之作——那是一部颇棒的好电影，就像在为第四代电影人的集体谢幕涂抹上了一道耀眼的晚霞般的余晖。可惜这三部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后来没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它，它们的艺术成被严重地低估了。
继第四代电影人之后，由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开始走上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舞台，他们也分别以全新的电影观念和造型意识，一举改变了中国电影曾经以往的传统形象，且为此在国际影坛上一鸣惊人。今天回眸再看，你会发现，中国第五代电影人行走到九十年代中叶之后，他们最初的那份昂然的反叛激情已然在悄然退场，亦各自以不同的形式回归了传统电影语言的叙事法则，与第四代导演当年讲故事的艺术追求居然异曲同工。区别仅在于，第四代导演之电影，始终洋溢着一种火热的（还杂带一丝天真的）青春般的理想主义激情，以及纯真的情怀，而这种情怀，在现下的第五代电影人身上几近已成绝迹。
在今天，当我回忆起在80年代的前尘往事时，我为什么要如此地感恩李陀，还有张暖忻呢？仅仅是他们将我引介进了北京城吗？除了我一直在石家庄受到当时“左派”势力的各种迫害——手段极其卑劣，不夸张地说，整个文联大楼的人，都将我视为一个反动的异己分子，就因为我力主办了一份《青年评论家》报。在此就不多说了，毕竟已成过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我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踏入北京城时，走出北京火车站，汇入沸腾的人流之中，有一股蓦然袭来的清新的空气迅速席卷了我，我居然在恍惚间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蛮奇异的，但又的的确确是真实可感的。我仿佛能呼吸到北京的上空四处弥漫着的自由而又舒畅的气息，它让人在瞬息之间心生一种向往，和一种向上的希望，就像是从破晓的黎明中透出了一线曙光，阳光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真想扯开嗓门高声歌唱。当时的我在告诉自己，我的人生，将会属于这个地方——这座叫做北京的城市。
2、
那还是在1982年，也是在那次进京的过程中，我遇见了一位此前根本不认识的，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副主任的缪俊杰老师。我仅仅向他如实地陈述了我对《十月》杂志刊出不久的《高山上的花环》的严重不屑，以及对《十月》同期登出的张承志之《黑骏马》的高度赞赏，他便以一个前辈评论家的身份，对我有了一份令我永生难忘的特别关怀。
我说《黑骏马》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而《高山下的花环》则显得太做作和虚假了。记得缪老师认真听着，突然问我：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没上过大学。
那你的观点又是听谁说的？他又追问了一句。
这时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嗫嚅地说，是我自己的看法，没谁。
缪老师看着我，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你能将你说的写一篇文章给我吗？我看看能不能在我们报上发。
我听了浑身一振，感到了激动，热血亦在我的体内莫名地奔腾了起来，我仿佛能听见它发出的狂嚣之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缪老师代表《人民日报》向我约稿？这怎么可能？且以为这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彼时的《人民日报》，因其思想解放和大胆，在改开未久的民间社会影响巨大，它总能意意思思地透出一点冲破思想禁区的信息，而且也少有“M语言”式的官方腔调，故而，热忱关心祖国前途的人皆会争相阅读。我无法想象，就我这么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竟然能在那么荣耀的报纸上发表文章！
我当天晚上，我就在一股激情的催动之下，一挥而就了近四千字的评论文章。第二天，我就将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去了。缪老师接过后，先是匆匆扫了一眼，良久，他抬起了眼，看着我说：你是有思想、有才华的，这样吧，我先看看怎么处理。并问了一句我住在哪儿。
那一次进京，我是来看我姐姐姐夫的，同时也受托为江西南昌的文学评论界请一些北京的知名人物去我们当地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缪老师就是我受托邀请的其中一人。按照我来京前规定的时间，其实我本该返回南昌了，但我决定豁出去再呆上几天，等等我稿子的最后下落，但私下里我又是忐忑不安的，犹觉奇迹不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仅隔了两天，缪老师竟独自蹬着自行车来到了我姐姐家，他对我说：“你的评论文章编辑部争论很大，有两种意见，我建议你再修改一稿，我来争取发表。”缪老师还将送审稿的稿签让我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作者是有才华的，文笔流畅，但有些观点过于偏激，《高山下的花环》有那么不堪吗？有的同志建议此文不宜发表，请斟酌。随后，缪老师又温和地建议我哪些观点不宜表达，可以删去，让我改好后再交给他。
我当天晚上就一口气改完了，删去了一些段落，也听从了缪老师的意见，没再批判《高山下的花环》，重点围绕着张承志的《黑骏马》展开。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人民日报》，将稿子当面交给了缪老师。再然后，我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
仅过了一周，我记得是在一个周二，我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迅速翻到了文艺批评版面（每周只有这一天有文艺版），目光先是下意识地扫视了一眼版面的下半部。没有我的文章。心里还有了点小小的沮丧和失落，觉得奇迹终究与我无缘了，这也是我的命。这时，我的目光又自然而然地移置版面的上半部，心下顿然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愣在那了，心脏狂跳不止，觉得快要从心口蹦了出来。
顶着头栏之框的栏目里，居然是我的文章，作者赫然标明着王斌二字。血液这时在我的体内狂啸般的奔腾着，将我席卷而去。我当时处在了一种晕眩般的狂喜之中，无以言表。
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发表文章，而且这个第一次，居然还是发表在声名显赫、思想解放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也是因为这篇文章，从此一举改变了我的命运，亦让我有了足够的自信。从那天起，我也正式地走向了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走向了，一直延续到迄今的我从未后悔过的人生选择。
3、
那篇追述80年代的文章也多次提及查建英，我迄今称她为小楂，或楂楂。三四年前，我们在相隔多年未见后，她来到我家聊天。一见面，我喊了声：嘿，小楂。她一脸的快乐：我喜欢听你喊我小楂，她笑说，脸颊上旋即浮现了两个小楂标签似的小酒窝。那天我们聊得那么愉快，观点竟然还高度共识，这令我感到了意外。毕竟有十多年没见了，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更遑论人呢！我身边的许多旧友都变了，变得让我感到伤感，他们与过去判若两人，仿佛80年代曾有过的青春和激情都被时代吞没了，但我与小楂依然还是曾经的那个不变的“我”。
小楂也是我在80年代认识的朋友。她与我前妻赵晓鸣是北大中文系77级的同班同学，又是一对无话不谈的闺蜜。小楂好像大学一毕业就去了美国留学，80年代回国探亲，刚一回来，就给我前妻写了一封信：晓鸣，我回来了，她在信中说。后来我们一块去她家看她。就这样，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可些天，我与小楂个人交流不多，她与我前妻尽说些她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包括我不认识的她们的同学，我根本就插不上话，只能在一旁干听着。
我们那时会时不时地去小楂家，小楂的母亲倒是特爱跟我聊，以至小楂有一次还惊问，嘿，妈妈，你怎么那么喜欢跟王斌聊呀？小楂妈妈快乐地说，我就喜欢听王斌说话。我也特喜欢跟小楂妈妈胡侃。阿姨是一个童心犹存，坦荡，而热情似火的人，还是一个老革命，是过去部队的文工团员出身。小楂的父亲也是一名老革命，虽出身于新四军，但是当年国内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或许正是出身于这么一个极具品味和知识分子气息的家庭，小楂身上总有一股子少有人具备的飘逸出世的气质，同时，她还保留着一份高贵的纯真。记得有一次我在微信上对小楂说，你呀，太天真了，对很多人看不清楚。小楂说，这可能跟我从小在知识分子大院长大有关，我从不会把人想得那么复杂。
这就是我眼中的小楂，一个通体透亮洁净而又不失天真的一人。
我记得小楂一回来，就被国内思想解放之氛围所感染，并为之激动。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那一段时间她与我聊天最多的，是听我讲述各种北京发生的新鲜事，还委托我帮她介绍一些社会上正活跃的非主流的著名人物，比如拍了地下记录片《流浪北京》的导演吴文光，帮她重新联系上了她的老朋友陈凯歌，以及介绍他认识张艺谋等等。小楂觉得中国改开后变化太大了，这让她兴奋，她想用自己的笔，忠实地记录下变化中的中国。彼时的小楂已然是一名作家了，在杂志上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还结集出版了。
我记得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是一个颇具感召力的书名，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后来，小楂将她在北京的见闻，以及采访到的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物，写成了一本叫做《中国波普》的书。据说此书在美国颇具影响，还上了美国图书排行搒，《纽约时报》还有专文评介。因为在那时，如实反映和记录当代中国的书籍在美国还属鲜见的图书种类，而西方人又对曾经闭锁的中国一向陌生，而它仿佛在一夜之间产生的巨大变化，让西方人感到了震惊和好奇，并因此有了强烈的了解中国的欲望，小楂这本书的出版也就恰逢其时了。况且书中所记载的，还是她的掌握和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而书中所捕捉的那些人物，又正好最能代表变化中的中国的前卫人物。再后来，小楂还写了许多书，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乃是大家皆已熟知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出版后，好像成了一时间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4、
那篇文章还提到了苏炜。苏炜予以我的印象太鲜明了。80年代末，我们共同参加一个活动（是什么活动我倒是忘了，那时各种活动蛮多的），李陀向他介绍我，他一脸快乐地说，啊，李陀经常说到你。他一边说着，一边身子往一侧退去。我见势不妙，几乎和李陀同时出手，一把拽住了他。他神情随之一愣，侧过脸看往下看去。他的身侧边上是一陡立的台阶，若他不注意再往后退，整个人就掉下去了。见状，苏炜孩子般地笑了起来，还面含羞涩。在我那时的印象中，苏炜就是一副永远乐呵呵的书生模样。他太可爱了，就像清晨的阳光一般清澈而透亮。
不久前，在一位朋友的热心引介下，我与远在美国耶鲁的苏炜又聊系上了。可有趣的是，我们彼此加了微信之后，苏炜问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以前见过吗？我大笑，然后埋怨道，苏炜呀，你也真是的，我们见过呀，在李陀的介绍下，那时李陀、暖忻还三头两头会说到苏炜呢。
彼时（80年代）李陀和张暖忻的确时常在聊天中会说起苏炜，说到苏炜时，总是说他是怎么看待当下诸多问题的，以及苏炜对某个文学现象或作品的看法。显而易见，他们极为重视苏炜的观点。我与苏炜经由网络交际平台一旦联系上了，就开始了几天的神聊，自然也会说起些陈年往事，因为我们间有诸多的朋友是彼此交叉重迭的。
最神奇的是，于80年代末，我们曾有过那么几天，其实是在他的倡导和召集之下——这也是我这一次与苏炜视频聊天时才搞清楚的——聚集在京城的某个特殊地点。苏炜是我们那次行动的召集人，他为此还专门奉献了他从美国带回的一个小帐篷。那一段日子已然近夏了，烈日炎炎，正是由春转夏的季候，我们商量事时就躲进那个可人的小帐篷里谈天说地。那是一段于我永生难忘的记忆，也是我一生中的光荣时刻，迄今我仍会怀念起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可蹊跷的是，我与苏炜，均想不起我们在那几天里彼此是如何朝夕相处的。
自从那次相聚后不久，苏炜身影就悄然隐匿了，从此而开始了他去国后的精神流浪。我再看到他的消息，是90年代（或2000年后？）的某一天，很偶然地在《上海文学》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是叙述家他院子里生长的一束花，其行文叙事之好，文笔之诗意和隽永，皆令我叹服，我瞬间想起了苏炜的那一张似乎永远在微笑的和善的面孔，往事亦随之涌上心头。接着，我在那篇散文的后面，读到了苏炜的现状：他如今已然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了。
在视频聊天中，苏炜说他是幸运的，去国后，他最终落脚在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耶鲁大学，他说，这一切与他此前在美国读过书、拿过文凭有关。闲聊中，我才知道，苏炜著述甚丰，除了写过大量的散文，还出版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比如《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以及短篇小说集《远行人》，还有学术随笔与散文集大量。不仅如此，苏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古典音乐发烧友，还写过歌剧剧本《铁汉金钉》，以及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
我为我再次遇见苏炜而感到兴奋，因为我们竟然可以做到无话不谈，因为彼此对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在观念层面上高度一致，这在今天这个堕落的喧嚣之时代，于我竟像是久违的奇迹。我没想到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曾见过但从没机会私聊的朋友，事隔这么多年，竟然是以这么一种虚拟空间的形式再度相遇，然后，同样是通过此虚拟空间我们可以聊得如此海阔天空。
5、
朱伟自然是属于老朋友了。我上面说过了，最初是在李陀家结识他的，但没有过单聊。那时我并不太了解他，他好像也并不过份地介入我们这个文学界的小圈子，在我看来，有那么点儿若即若离的意思。我仅是把他当做当时《人民文学》的一名编辑。李陀总夸朱伟看小说的眼光不错，我当时还不以然。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人民文学》登载的小说跟《收获》简直没法比，甚至还不如《十月》杂志。直到80年代末，它们出了一本二个月的合辑，我才读之大惊——原来它们如此厉害，如此先锋，过去只不过是藏而不露而已。我很快也了解到了这一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合辑，朱伟居功至伟；再后来，这个合辑也为《人民文学》和当事人带来了不测。这又是后话了。
还是回到80年代，我与前妻应朱伟之邀，曾为他主持的《东方记事》创刊号写过一篇文章，当时的《东方记事》几乎将京城的著名知识分子“一网打尽”，这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创刊号的作者栏里榜上有名，而且还兼任《东方记事》某个栏目的主持人。我还听李陀说，朱伟为了办好这个他独自承包的杂志，一个人蹬着自车行，在诺大的北京城挨个拜访那些著名的社会贤达和名流，仅仅是为了向他们约上一篇文稿。在那个时候，就已然显示出了朱伟之个人独立办好一份杂志的惊人才华，而此一能力，在他后来主编的《三联生活周刊》——此刊在创刊后主编几经换人，总是半死不活，后来由朱伟接手，从此《生活周刊》在报刊界一鸣惊人，从此成为了在国内足以笑傲江湖的著名刊物——以及《爱乐》杂志上突出地显露了出来。
我与朱伟于90年代有过几次个别的交往。记得有一次我俩约着一块去唱片店买正版唱片。面对浩淼的唱片，我一头雾水，不知该买哪一张。朱伟过来看着我，喜欢马勒吗？他问。喜欢，我说。哦，这一张你可以买。说着，朱伟顺手从唱片架上抽出一张递给我。我一看，上面贴着一个译文介绍，是卡拉扬指挥的马勒第五交响乐。
关于选唱片，我对朱伟的眼光是百依百顺的，那时我就知道朱伟化名林逸聪编辑了一本发烧友人手一册的《音乐圣经》——此《音乐圣经》，亦是当年的发烧友们选择唱片的唯一指南，比如我的朋友李保田，就是据此来选购唱片的，而且保田神到了可以对书中唱片介绍倒背如流，可见这本书他都翻烂了，所以才会了如指掌。朱伟帮我选的这张卡拉扬版的马五，至今仍是我最爱听的一个版本，视为马五版本的首选之一。
还有一次，是我请朱伟吃饭，我们那次聊了许多闲话，更多的，是关于音乐的话题；再后来，是我去三联周刊的办公室找他侃大山，顺便送他一本我的小说处女作《遇》。我记得朱伟看着我的书，神情有那么点不屑地说了一句：现在谁还写小说呀！我当时心惊了一下，心想，他也是搞文学出身的人，为什么竟会出此之言？但我没有再追问下去。也是在那一天，朱伟格外兴奋地跟我谈了他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他充满高度乐观。彼时，正是奥运会刚闭幕后不久。我没接话，心知他与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南辕北辙，同时，也让我知道了，我们这代人有了太多的变化，不再是80年代我们曾有过的同声相应了。
6、
张承志乃是80年代最让我敬仰的作家，而我走向文坛，也是从评论他的小说《黑骏马》起步的。彼时的他，还住在三里屯，距离我住的团结湖并不太远，走路就到了。我与我的前妻赵晓鸣一块去过他家两次。但他太严肃了，好像没法深入多聊，不像李陀，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但我敬重张承志，以及他的朝圣者一般的理想主义。
文中还提到了《读书》杂志每月一次的座谈会，记得我跟着李陀参加过两次。彼时，我记住了沈公（沈昌文）那张让人感觉温暖亲切的笑容，还有他手下的那几位女将们忙碌的身影。也是在89年我最后参加的那次《读书》座谈会上，李陀突然兴奋地站起身来，朗声说了一句：这是中国迎来的最好的时期。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王斌，你不必再为进京户口犯愁了，以后可能就不再需要户口了。我点头，仿佛看见了更加光明的希望，心中亦存隐隐的激动。
而现在，我依然还是一名游荡在北京的无业游民，而曾经让我们激动的80年代终成消失的往昔，我也只能在遥想中，默默地怀念着那个消逝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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