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北方农村,冬日的原野。作者摄于2021年3月2日晨。
在农村,在乡下,有多少这样的老人,没有一点收入,完全靠着国家那点微薄的社保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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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故乡居住有三、四个年头了。故乡,一个多么令人心动的词汇啊!
有位作家说,只有脱离了村庄,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才成了有故乡的人。所幸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几十年,进入老境又重回故土,对一草一木都觉得新鲜。尤其对上了岁数的、七老八十的故人,尤为亲切。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知道我小时候所有的糗事,一张嘴还能说出我的生日是哪天。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眼睛出了问题,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竟能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
这些老人早已失去了劳动能力,既没有多少生活来源,更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他们仨一群儿俩一伙儿,聚在一起整天坐街头、蹲墙根、聊闲篇,以此来打发和消磨残存的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我见到他们,常常停留下来,和他们唠唠家长里短。其中的一个老人,跟我颇有历史渊源。我父亲当八路军时,曾经住在他们家里,那时的他七、八岁,老是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想摸摸我父亲跨在腰间的驳壳枪。彼时的父亲担任八路军房涞涿游击大队侦察排排长,到敌占区侦察敌情回来,时常从口袋里掏出点吃的给他。从那时起,他就管父亲叫干爹。
我熟悉他的前半生。人们常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未到中年,就尝尽了两大不幸的苦涩滋味。
七岁上死了母亲,不到一年,父亲续弦,后妈进门。父亲对后妈言听计从,从此,他彻底成了爹不疼妈不爱的多余人,一个人开始上山放驴。好不容易熬到了成年,二十一岁自由恋爱,结婚成家,二十八岁他的独生儿子降临人世。三十一岁上妻子得了肝硬化,不久撇下他们父子爷俩,撒手人寰,从此他成了鳏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光棍汉。
为了不让儿子重蹈他自己的覆辙,受尽后妈的白眼和不待见,他和儿子相依为命,并决心把单身汉的日子进行到底。父子俩的日子难是难了点,好在儿子不受屈,活得自由自在。后来,儿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也有了两个儿子。我刚刚回到故乡时,就听说他的两个孙子也都成家立业了,并且也都有了孩子,是三个重孙子。在他之下,已经衍生出九口人了,为此他脸上常常挂着满足和自豪的笑容。
人丁兴旺,自然让他高兴,但我更关注他眼前的生活状况,见了面常问他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譬如上午见了面会问他早饭吃的什么,他总是回答:“喝的粥。”我总以为他说的粥就是一顿饭的代称或统称。有别人问他,他有时会跟人家一本正经地说:“吃的猪肘子,还有牛肉,羊肉。”
我知道他是在跟人家打哈哈,开玩笑,谁会大早上的吃一肚子肉。我顺着话茬问他多长时间吃一次肉。他说:“一年。”
“为什么是一年?”我不理解。他告诉我说每年年下儿子把他的两个儿子两家人还有他拢共十口子人,叫到家里吃一次大会餐。“肉管够。”他说。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等到儿子那儿会餐了才吃一回肉,多漫长的时日啊!“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行吗?”我问他。
他哈哈大笑,什么也没说,抬起屁股,拿上两片有塑料气泡的坐垫,拄着拐棍,慢慢往家里走。
我忽然想起了台湾歌手郑智化唱的一首歌里那句歌词:“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水手的不要问为什么也许是不愿意直白他的梦想,而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还有什么隐情不便直说呢?
我好奇,也跟着去了他的家里。他告诉我说,“家里没地介坐。”我说没事,实在没有就站着。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一个高大敞亮的大北房,是他二孙子住着,他住在一个二十多平米的东屋小配房里,屋门破旧,有几个窟窿,用破布堵着;没有门把手,也没有锁门的门吊。
屋里用一堵墙把屋内一分为二。他住里间,里间有一个小火炕,地上有一个农村烧柴的小锅头,连接着火炕。有一个看不出颜色的至少用了几十年的柜橱,柜橱的门掉了一扇,里面装着瓢盆碟碗筷。小火炕上有一床摊开的分不清颜色的薄被子,纵横交错的大型格纹还依稀可见。一个黑乎乎油腻腻的枕头横在炕头上。火炕正中的房梁上悬挂着一个直径30多公分的小吊扇,扇面上沾满了灰尘和苍蝇的粪便。外间是个储物间,堆着一些蜂窝煤,一堆柴火,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旧衣服,挂在一根两端拴着的绳子上。
确实没地方坐。他坐在火炕上,我也只能坐在火炕上。
我问他一个月有多少钱可以支配,就是说用于日常开销。他说188块钱。我又问这188块钱是什么钱,还有零有整。他说108块钱是国家给的社保钱,80块钱是国家独生子女补助钱。“万峰一个月不给你点钱吗?”万峰就是他的独生儿子。“他哪儿来的钱啊,不出去干活,一点儿进项都没有。也快六十岁的人了。”他说。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一年只吃一次肉了,还要等到年下去儿子那儿大会餐时才吃。
一个月188块钱,平均每天合6.26元。他严格遵守着计划经济,无论春秋冬夏,一天都是两顿饭。早上的一顿饭,多少年一贯制,雷打不动,就是棒子糁粥就点咸菜。中午一点来钟,吃正餐,也是一天的最后一顿饭。主食馒头或烙饼或蒸米饭。吃什么菜要看当时的行情。冬天基本上就是萝卜白菜。春天菜贵,就以豆芽、豆腐为主。夏秋两季,豆角茄子是大路菜,两块多钱一斤,主要吃这些菜。两顿饭中最奢侈的食物就是每天吃两个鸡蛋。茶是不喝了,烟也早戒了。这样算下来,6.26元钱每天多少还能有点剩余。
“其他开销呢?米面油还有棒子糁?”我问。
“两个侄女每年年下都来瞧我,米面油带个全,够我吃一年了,不用买。”他回答我说。我知道他说的两个侄女是他哥哥的两个女儿,他哥哥五十多岁就死了。
“你一个人,又没什么收入来源,为什么不跟村里申请国家低保?”
“申请了。村里一个干部说我没分户,和儿子一个户口本不行。儿子还有两儿子呢,两儿子还都有小汽车。不符合低保标准。那个村干部说‘你申请不了,冲着我也不行!’”
真是悲哀啊!在农村,在乡下,有多少这样的老人,没有一点收入,完全靠着国家那点微薄的社保金活着?
这些老人,既没有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也没有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统计之中,但他们又确确实实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属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把这些老人统统推到纯粹靠儿女赡养的行列,依靠子女的良知和孝心,去度过他们的晚年,也未尝不可。有些儿女收入可观,生活富裕。赡养老人的支出,只占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赡养能力不在话下。但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儿女都能自觉自愿尽心竭力赡养自己的父母,况且有部分儿女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买房,还要抚养他们的下一代,再加上赡养父母,确实吃力。
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有能力赡养父母而消极怠慢的一些人,但也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谴责而已。在农村,这些不孝顺父母的行为,鲜有法律层面的干预,更没有看到把哪个不肖子女带到村委会和一级政府去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不孝行为大多会被当成一些家务矛盾,村干部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死乞白赖去管这些不显政绩的琐事。老人们摊上这样的儿女,也就只能逆来顺受,得忍且忍了。
好在这些老人,消耗极低。就像荒野的小草,有一点雨露滋润就能活下去。反正他们的时日也不多了。
从他睡觉的小屋出来,他跟我说,他现在除了吃饭,别的开销基本没有。
“衣服呢?”我问。“衣服多得是。孙子们不穿了都给我拿过来,你瞧。”他用手扯动他穿着的上衣,还解开两衣扣让我看里边的衣服。
我侧头细看,他外边穿着一件很旧的蓝色花格子衬衫,里边穿一件红色短袖圆领T恤,胸前还印着个头像,是谁呢?我再细瞧,这才看清,是“红色罗宾汉”,医生,作家,游击队长,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戴一顶有五角星的贝雷帽。
我近乎苦笑,缘分真是无处不在呀,设置微信的时候,女儿要我起个网名,我开玩笑说叫杨·格瓦拉。我有一个朋友,微信的名称还真就叫刘﹒格瓦拉。五十多年前切﹒格瓦拉去了另一个世界追逐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如果地下有知,在遥远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铁粉,不知道会不会大感欣慰。
电视是从来不看的,他自己没有,他说不可能到孙子屋里去看。早饭后去街上蹲墙根,和“街友”聊聊天,冬天晒太阳,夏天找阴凉。午饭后不管睡不睡着,都要躺上一个多小时,三点多钟再去街上坐坐。碰上熟人就聊几句,更多的时候摆一下手就过去了。人们都忙忙碌碌,他是闲人,不敢过多地占用人家的时间。
路上的车也是一处街景,什么样的车都有,真多呀,他跟我说,有时候,一辆接着一辆。除了汽车,还有电动车,两轮的,三轮的,有带车棚的,有光斗子的。很难看到自行车了。他说年轻的时候,谁能有一辆自行车,就算是牛大发了。
时代像装在车轮子上一样,“嗖嗖”地往前跑,他看得眼花缭乱,觉得自己都成了一个老古董了,他说能凑合着活着就不错了。不说别的,单说吃饭,就算一天6块多钱的伙食,比农业社、生产队那会儿也要强多少倍。那时候真吃不饱啊,上顿下顿的大白薯,吃得胃里烧心,热乎撩燥地难受。现在,白面大米都不是什么稀罕物了。
他哀叹了一声,又跟我说,说来说去,还得念政府的好儿,一个月能有这188块钱,算帮了他的大忙了,要不这负担还不得落到儿子头上。儿子又没钱,又不能眼瞅着他饿死,不得把儿子难为死、愁死啊!他心疼儿子,从小把他拉扯大,不容易!
他还记得儿子五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急病,从医院回来,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有个好心人送给了他几根油条,儿子得以填饱肚子。到现在他还记住人家的好儿。他说:“宁帮穷人一口,不帮富人一斗。”
我说我走了,有时间还来看他。他说,“来吧,来了就多待会儿。说不定哪天一觉就睡过去了,第二天就没了,就死了。”
我宽慰他:“这么容易就死了,那是有造化的人,有福的人。多好的死法儿啊,一点儿罪不受,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再说,你前半辈子受了这么多罪,现在老了,也没什么负担了,该享享清福了,好好活着吧!”
我突然觉得说溜了嘴,他现在过的算是享清福的日子吗?物价在不断上涨,满打满算一个月才188块钱?要是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再吃点水果,恐怕那点钱连十天,不,连一个星期都过不下去!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臭嘴!”还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又怕疼,抬起来的胳膊随便抡了一下,就又放下了。
【作者简介】杨燕山,笔名:延伸。一个走南闯北的浪子,一个容易感动和勤于思考的行者。一枚园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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