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读史】周展鹏：文章经国，家道永昌
司馬君按：
揭开覆盖在事实上的重重迷雾，剥离出那些真实的东西，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一万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正是这些缤纷多彩的观点和意见才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文章经国，家道永昌
——小议李鸿章
△李鸿章
合肥市以东三十里有一个不大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叫祠堂郢村。这个村庄一百多年前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当地几乎无人不知这是疆臣领袖、中兴名臣李鸿章的故乡。早些年里烧香祭祖的李氏族人，马拉骡驮、前呼后拥，动辄遮天蔽日…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村子里早已经搬得不剩几户人家，原先高墙深院的李家老台门早已伴着远去的岁月而烟消云散。当年世受皇恩的李家现在也成了村头闲坐老叟们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
读了一辈子书也没个功名的“乡巴佬”李殿华想不到，自己的幼子文安会高中进士，世代务农的李家会在日后涌现出不少封疆入阁、经略外交的治世能臣。文安之后，李家也定下了“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的家族谱系。这个背朝青天面朝地的贫苦农家最终在前后三代人的努力下成为了江淮地区有名的权贵豪门。而“文章经国”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也正是合肥李家从乡野农家到书香仕宦的晋阶密码。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就是这个百年家族发展中的核心人物，作为指点江山的一代英豪，他首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严肃的父亲、一个淘气的学生，然后才是“再造玄黄”的中兴名臣。
典狱长的心头肉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1855）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员，他在刑部为官十八载，任劳任怨、尽职尽责。没有什么门荫的李文安能有这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他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与圣贤文章。李文安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终于江南乡试中举，而这之后他的进士却中的不早不晚，恰好与后来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年”，虽然“资性中下”的李文安在仕途上没什么建树，但与曾国藩之间的友谊却为李家后来的皇恩浩荡埋下了伏笔。李文安京官做的虽然不大红大紫，但也平稳安逸。几个儿子也都来到北京不是读书就是当官，其中最出色的就是次子鸿章，他1847年考中进士，入了翰林，父子俩同朝为官不说，儿子更有青出于蓝的潜力，长子翰章中了拔贡，也在湖南为政一方。当时很多京城仕宦都对此艳羡不已。
在父亲眼中，次子鸿章的脑袋瓜儿比其他几个儿子都要聪明。李文安中举那年已经35岁，中进士时已快40了，可鸿章21岁中举，24岁就考中了进士做了京官。老大翰章虽然稳重，但自考上拔贡便再无长进。老三老四的功名是花钱捐来的，老五老六也在读书上无甚长进。而李鸿章1845年来到京城，在父亲的帮助下得以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道”，后来更是中了二甲十三名进士，与后来的驻英公使郭嵩焘，闽浙总督沈葆桢，曾国藩幕僚陈鼐并称为“丁未四君子”。中了进士的李鸿章在翰林院坐了六年冷板凳，之后就不得不随父亲回乡“平乱”，这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安徽老家还有些威望的李文安临危受命，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回乡筑营练兵。在刑部做官多年的李文安之前从未打过仗，所以后来回乡不到一年半就因为战事不顺而积郁猝死。但李文安留给儿子们的遗产中最宝贵的一是吴长庆、刘铭传这样的同乡旧部，二是与同年曾国藩之间深厚的袍泽之情。后来打了败仗的李鸿章正是投了湘军领袖曾国藩做幕僚，而父亲留下的那些旧部也成了李鸿章日后编练淮军的核心力量。在匆忙为父亲办完丧事之后，兄弟六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跟着大哥翰章经办军需，一部分跟着二哥鸿章东征西讨。
外交父子兵
李鸿章不像他哥哥李翰章那样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弟李昭庆家过继来的。晚清官场的聪明人都是视洋务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危途。当时盛行的清流物议动辄就对李鸿章、郭嵩焘这样的外交肱骨反唇相讥，在外要受洋人的气，回朝还得受“正人君子”的骂，大清国的外交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甜不甜没人知道，拿不好就被烫伤倒是公认的真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办外交被骂成“国贼”的李鸿章却偏偏还要自己的儿子们再捡这个酸果子吃。他的三个儿子都不是什么疆臣领袖，长子经方是晚清著名的职业外交官，次子经述1896年陪父兄一同访问欧美，是李鸿章眼中出色的外交继承人，三子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地利，后来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不知道是由于李鸿章“子必承父业”的迂腐执念还是“舍一家而成一国”的宽阔胸襟，三个儿子都被李鸿章深深地影响着，父子两代一同为大清残破羸弱的外交时局鞠躬尽瘁。
长子经方在最志得意满的年纪被朝廷派去日本参加马关议和。面对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李经方几次都想据理力争，但最后都被父亲制止。甚至直到最后签约，李经方都表现的极为慷慨激昂。但面对老父亲的退让，他最终也只好赴台办理交割事务，在随父亲签订一个个屈辱和约的同时，李经方也逐渐打磨掉了年轻人的锐气，秉承父亲遗志为风雨飘零的大清国办起了外交。从客观来看，这位李家的长公子虽然因父得官，却也因父而难以施展抱负，他充当了父亲“鞠躬尽瘁，后继有人”的工具，他不见得像父亲那样把“皇恩浩荡”看得多重要，但他却为外交人才稀缺的清政府“裱糊”了一块破洞。这是父亲李鸿章的私心，也是一个老臣的公心。
△李鸿章与家人合影
在古代中国，“父慈子孝”绝对是衡量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若单从“孝”这一个角度来看，李鸿章绝对是封建时代中一个成功的父亲。次子经述是李鸿章亲生的长子，李鸿章对他寄予的期望远在过继来的长子和庶出的三子之上，但命运却偏偏同李鸿章开了一个玩笑，李经述后来既无其父之寿，更无其父之位，在名气上甚至还不如他自己的长子李国杰，他之所以能被李家后人称道纯粹因为他是留名后世的大孝子。在李经述短暂的一生中，他只真正为朝廷做过一件大事就是陪同“抬棺出访”的父亲游历欧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经述一直是李鸿章身边的高级侍卫，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后来庚子议和时因不忍其父劳累而日夜照顾从不间断。李鸿章去世后，悲痛欲绝的李经述也在父亲去世后的一百天随父仙去，真真切切是李鸿章身边最贴心的孝子。三子李经迈倒没什么功名，他的一些头衔都是拜父亲所赐，后来随载涛出访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辛亥革命后，对仕途名利都不太热心的李经述便搬去上海做了寓公，安安稳稳度过了余生。李家的辉煌在这三个小子辈身上虽然没有被延续，却也没有没落，我们不能说李鸿章教子有方，但起码他的儿子们也都没给做外交家的父亲丢脸。安稳，未尝不是富贵王孙们的福分......
曾国藩初见李鸿章，就觉得李鸿章很有才华，再加上和李文安之间的袍泽之情， 李鸿章和他哥哥李翰章很快便成了曾门弟子。那时候李鸿章才不过23岁，在官场历练已久的曾国藩当时就觉得这个后生“才可塑，能当大用”。后来朝廷派遣外籍京官返乡团练，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也就分开了一阵子各自为战。拿枪杆子毕竟不同于握笔杆子，趾高气昂的李鸿章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很快就败下阵来，原先父亲攒下来的兵马旧部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安徽已是山穷水尽，好在大哥李翰章此时正在江西为曾国藩办理军需，李鸿章只好单枪匹马灰溜溜的前往江西，伺机等待着老师曾国藩能收留自己。
在李鸿章后来彪炳史册的一生中，他的大哥就像父亲一样无时不刻的为李鸿章到处打点说情。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意也真可谓是沉婉深长。倘若没有李翰章对他的帮助提点，恐怕当时颇有些恃才傲物的李鸿章日后是很难飞黄腾达的。李鸿章落魄来投，曾国藩这个做老师的也不好不收留，于是就安排李鸿章暂时在自己营中住了下来。但让李鸿章纳闷的是，自己的老师虽然没有给自己下逐客令，却也丝毫没提挽留入幕的事。其实，曾国藩虽然很器重李鸿章，但也注意到了李鸿章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气质里总透着一股子傲气，往高雅了说是“名士才气”，实际上就是李鸿章身上那股目中无人的书生气（其实这种气质还带有些江湖流氓气，而且李鸿章还将其演变成一种驭人之术。比如他后来对待下属就很不尊重，每提升一人先要将这人训斥一顿，而且说话说的很难听，丝毫不照顾下属的脸面，但过一阵子他又给人家加官晋爵，这么一来他的部属对他是既敬又怕）。李鸿章志大才高，曾国藩持重老成，这对后来影响了晚清朝局走向的师生当年也没少辩个面红耳赤。曾国藩极力将自己的持重教给这个“淘气的学生”，可李鸿章却偏偏喜欢剑走偏锋，动不动就对着自己的老师“犯上作乱”。
△曾国藩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做事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虽说他的才气在曾门诸生中可“忝为门生长”但他的“懒”也是同门中出了名的。李鸿章爱睡懒觉，而曾国藩却偏偏是个作息极为规律的工作狂。他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议事，这也是他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可李鸿章一来湘军大营经常是晚上生龙活虎，与人高谈阔论，一到早晨就懵懵懂懂没精打采。有一天李鸿章谎称头疼赖着不起床，曾国藩听了就派其他幕僚轮流来敲门，并放下话说“人不到齐不开饭”，等李鸿章匆忙赶去，曾国藩铁青着脸冲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尔！”说完便撂下碗筷扬长而去，只留下睡眼迷离的李鸿章吓得张口结舌地愣了半天。落拓不羁，自由散漫，只是李鸿章表面的缺点，而曾国藩所说的“诚”字才是他身上最稀缺的生活习惯。这件事以后李鸿章开始逐渐改掉自己身上的名士流气，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以严师面目出现的曾国藩在死后得到了李鸿章“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的赞誉。
李鸿章的两次人生转折点也都要拜自己的恩师所赐。第一次是在1862年6月，当时正是在曾国藩的命令与帮助下，李鸿章才得以率领淮军在上海一战成名，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李鸿章才受封获赏开始了自己的疆臣生涯并逐渐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第二次是在1870年9月，李鸿章接替老师担任直隶总督，这一次曾国藩已经被“天津教案”折磨的焦头烂额，而李鸿章却得以踩在老师的肩膀上用自己的“痞子腔”外交术巧妙化解了天津教案所带来的危机。天津教案之后，晚清朝局从“曾国藩时代”正式进入到“李鸿章时代”，但不能不说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李鸿章其实只是得到了命运女神的眷顾，因为在李鸿章到达天津接管教案后不久，法国就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自身地位岌岌可危的法国无暇分身教案，所以在很多细节上都没有再行纠缠，对此梁启超就曾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李鸿章之声价顿增。”所以后来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天津教案后，李鸿章成功从曾国藩手中接过了汉人第一权臣的指挥棒并主管中国外交长达25年之久。李鸿章这一路走来，最应该感谢的人恐怕就是自己的这位老师，正是因为他站在曾国藩这样老成持重、权倾朝野的老师的肩膀上，他才在一众官僚中看的至高至远，并最终脱颖而出。
不学无术的裱糊匠
李鸿章崛起于清廷内忧外患之际，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他先是以“痞子手段”同洋人打交道，后来又多次向清廷陈奏洋务发展的必要性。随着清廷国策的调整，李鸿章以洋务派领袖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自己的外交生涯。作为第一代外交人物，李鸿章在清王朝江河日下，列强虎视眈眈的大变局中竭力挣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尽管他能通过自身的谋略与手段在谈判桌上使中国获利，但也因时代局限与自身的认知不足，往往是签约时自以为得计，却不知实为清廷埋下了诸多后患。他的条约生涯起步于《中日修好条规》，惨败于中日《马关条约》，就在病逝前夕李鸿章还签下了《辛丑条约》，真可谓成于外交，亦败于外交。而他留下的一系列条约也使其身后百余年盖棺未有定论。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的才、识、遇其实也正是其个人一生的外交风云与那个动荡时代交织的结果。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就应该从谈判桌上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当中，常常要被迫与人订立城下之盟，他的被迫背后是清廷这艘破旧不堪的大船，就算他不签，史书上也要多一个张鸿章马鸿章来签，是谁不重要，历史潮流是注定没法被改变的。两国实力相当，外交即是实力；但若是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实力就是外交。国力不如人而又要在外交上胜于人，这岂不是有些空手套白狼的痴心妄想吗？后世对李鸿章的非议多集中于签订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是因为国力的先天不足，要是把这个责任都归咎给李鸿章，真的就有一些锅中无米却怪厨子厨艺不精的荒谬了。
虽然在大是大非上我对李鸿章的身后事满怀同情，但李鸿章作为洋务领袖、国之肱骨，梁启超说他“不学无术”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历史上还被如此评价的肱骨之臣是西汉著名的权臣霍光，东汉史学家班固评论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说霍光这个人不怎么读书没多少学识，因而在大是大非上没有大局观。我认为，李鸿章的不学无术和霍光相比虽有一些相似，但也大相径庭。这里我把“不学无术”拆分开来诠释。
首先是“不学”，因为不学所以“无术”，李鸿章不同于霍光，霍光可以一手遮天呼风唤雨，李鸿章只能算是替人卖命的长工，好在东家念他鞠躬尽瘁给的待遇丰厚了些，但是你的荣辱毕竟都得依靠东家，你既不能替东家做主，也不敢怠慢了东家。在这方面，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就很准确，所以自始至终他都不敢有什么出格的举动，这一点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很像，但他的继任者袁世凯就没这个认识。李鸿章其实也没有“不学”，他学的也可谓是一丝不苟，但最后的结果却和没学差别不大。李鸿章办洋务的时间、力度在整个清廷几乎无人可及，但是他仿效西方造炮造船却终归没把大清国抢救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
△李鸿章创立的北洋武备学堂
精于权谋的李鸿章所学之术针对的都是大清具体的病情，但在病根上他却是丝毫没学也不敢学，而这个病根其实就是清廷当时的国体。从具体事例上来分析，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不是不愿意破敌于国门之外，现在的中学历史老师复盘甲午都懂得要“主动迎战”，当年位高权重且战功卓著的李鸿章焉能不知？他不战是因为他手里的牌没日本人多也没日本人好，北洋水师的开销用度本来就不够，再加上朝中的清流物议和慈禧的武断干预，要是跟日军把底牌都打光了，那清廷以后连看门护院的家当都没了，所以败不在水师战法，而在于李鸿章有个愚昧的东家。但要是让李鸿章学着改革国体，惜命的李鸿章稍微盘算一下也不会走这步棋，所以最后李鸿章就算是出洋访问了一堆共和民主之国也没敢对大清的国体说上一个不字。
至于“无术”，李鸿章的无术不是没有大局观，而是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不敢用“狠药”，甚至在很多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短视，因而最后回天乏术。庚子拳乱的时候，李鸿章敢违抗慈禧懿旨而与湖广两江结盟互保足以体现李鸿章清醒的大局意识。但只要一牵涉到满清贵族们的利益，李鸿章就绕着弯的不想引起冲突最后不了了之。归根到底，李鸿章的“不学无术”是困于时局和私心的逃避，他没有指点江山的魄力却坐在了指点江山的位子上，眼看着国家江河日下却依旧“不思进取”，这和他的身份职责都极不相称。把“不学无术”连起来再看李鸿章就会发现，他虽然被赞为晚清外交第一人，但在外交上他也确实有些黔驴技穷。
李鸿章在19世纪八十年代初制定了一个包括大清、朝鲜、日本和西方列强在内的李鸿章式外交“圈套”，主要以牺牲朝鲜利益为代价达到各国势力在朝鲜相互牵制而大清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李鸿章在这桩交易中最为看重的其实是借西方之力遏制日本的发展。这是典型的李鸿章式“小聪明”外交，他算计好了别人会乖乖上钩，却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不懂现代外交规则而最终弄巧成拙授人以柄。在这个系列圈套中最失败的布置就是1885年在与日方订立的条款中“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我本以为这项条款应该是双方争执之下日方的小聪明，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这一项居然是李鸿章自己主动提出要加进合约的。他对这个条款的自我理解也令我相当吃惊，他当时认为这其实为日后日方出兵朝鲜设置了障碍并给自己预留了充足的准备时间，却没有想到万一将来先出兵的是中国，这一条款会引来怎样的后果？李鸿章的订约不密就是因为对现代外交的无知与对自己“小聪明”的自鸣得意。后来只用了不到短短十年的时间，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就不得不亲自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不但自己经营盘算的外交布局彻底化为乌有，清廷也永远的失去了朝鲜这个政治附庸，大清的困局也变得越发严重。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综上所述，李鸿章办洋务的确受限，但办外交却是机关算尽并最终败在了对现代外交的无知。李鸿章的个人荣辱事小，而因为自己的过失耽误了国家就是李氏一生的一大败笔了。所以我认为梁启超的这个“不学无术”评价的也算是真切中肯。
写在最后的惋惜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在《辛丑条约》仅仅签订两个月之后，李鸿章含恨而终。弥留之际“犹瞠视不瞑，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遂亡。”消息传到河南开封，回銮驻跸于此的两宫“并震悼失次”。我很难想象在得知此消息之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反应何其沉痛，但我猜那种无助与绝望应该不亚于一个三口之家从此失去了男性顶梁柱吧。慈禧这个女人实在是可恨又可敬，年青丧夫，中年丧子，他一直都需要一个男人来替自己打理危局，从辛酉年的小叔子奕訢，到戊戌年的亲信荣禄再到辛丑年的李鸿章、奕劻，她毕竟是人，何况又是最该被保护起来的女人。我知道历史没有如果也不能过分同情，但历史真的已经赋予慈禧、李鸿章之流谩骂太多，试问中国有当时之难难道是一时一世所致吗？难道后来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就真的高瞻远瞩没有过错吗？历史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事实可以被载入史册，但很多人就算盖棺也难有定论。
李鸿章、荣禄相继离世后，投机主义者袁世凯接替了他们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我常常为李鸿章惋惜，因为他完全有机会像后来的袁世凯那样废清自立，可他却因为所谓的“世受皇恩”而为清廷燃尽了自己的最后光芒。
在我自己写的历史剧《戊戌变法》里，我饰演的角色就是“跳梁小丑”袁世凯，我就这么演着他背信弃义、贪生怕死的告密，我对此虽有不齿，但看到他后来创设现代警察、邮传制度、开办新学并能废清自立，我就反问自己：“一个大丈夫的一生经历如此，就算被世俗骂的遗臭万年，难道不值得吗？”他做了多少人想做却没有做的，对他自己来说也算是死而无憾了吧。梁启超在给李鸿章作的传记中将李与刘备的托孤重臣诸葛亮相比，开始我觉得这实在是饮冰子的牵强附会，但在我暗自将他和袁世凯这么一比较之后，李鸿章对主子的忠心也真让人叹服惋惜！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年轻时的壮志终究会被现实改变，或许我们惟一力所能及的，就是做好一个儿子！做好一个父亲！做好一个学生吧！
THE END
作者简介：周展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念海史学实验班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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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周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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