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读史】谢守华：使职之域——大唐帝国高层文官的使职化

司马君按：

揭开覆盖在事实上的重重迷雾，剥离出那些真实的东西，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一万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正是这些缤纷多彩的观点和意见才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唐代官制研究，是一个名家辈出的领域。这一研究，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史祖师爷”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后，严耕望、陈仲安等“武大系”著名学者在共和国初年，于此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涌现了一批唐代官制研究名家，譬如王永兴、吴宗国、张国刚、宁志新、何汝泉、刘后滨、王素、袁刚、谢元鲁、杜文玉和宁欣等诸位先生。放眼港台日韩乃至欧美汉学界，则以孙国栋、赵雨乐、周道济、砺波护和雷家骥等学者最负盛名。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些名家名著中，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张国刚《唐代官制》和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因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更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是后学者不可不重视和借鉴的重要成果。

如上所述，唐代官制研究，在20世纪末取得了井喷式的学术成果。进入21世纪，这一研究领域似乎后劲不足，陷入某种程度的“停滞”。

我们知道，当学术研究在起步阶段时，不难获得重大突破和长远进步；但是当其成果达到一定量以后，再想取得显著进步就难上加难了。这一点可类比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总量增长情况。借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我将这种现象姑且命名为“学术边际效应”。

正当唐史学界为唐史研究陷入“中心塌陷，边缘崛起”（仇鹿鸣语）的低谷时，我们迎来了著名学者赖瑞和先生的“唐代文官三部曲”的诞生。

所谓“三部曲”，是指近十余年来，赖瑞和先生倾力写作并交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三部有关于唐代文官研究的专著，它们是：《唐代基层文官》（2004年），《唐代中层文官》（2008年），《唐代高层文官》（2015年）。对于唐代官制学界来说，甚至对于整个唐史学界来说，这都是一份令人惊羡和欢欣鼓舞的重大成就。

本文重点谈谈对于近期出版的《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版（2017年）的阅读感受。该书在44万余字的篇幅中，详细论述了作者精心挑选的五类唐代高层文官“使职化”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为我们深入认识这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地方牧守）在大唐帝国官僚组织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总体来看，该书特色鲜明，成就斐然，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作者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具有包罗万象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学贯中西的知识底蕴。在笔者看来，这应该与其精彩而丰富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赖瑞和先生祖籍广东，生于马来西亚，求学于台湾大学，后负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师从英籍著名汉学家Denis Twitchett（杜希德），取得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香港、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大学或学院。与此同时，赖瑞和先生也念念不忘与大陆学界进行密切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样的求学和任教经历，对其学问的精进大有裨益。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注意到：作者对港台日韩和大陆及欧美已有的学术成果相当熟悉，对史料熟练运用，旁征博引他人观点，或赞同或商榷或驳斥，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融港台学界之专长，合欧美学界之广阔，习大陆学界之磅礴，接日韩学界之精深，赖瑞和先生因此具有国际视野，视野宽广，学问精深，引领潮流，开一时之风气。以此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位享誉国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唐史学者。

其次，作者目光敏锐，功力深厚，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言。在研究唐代高层财政文官使职化现象时，作者精研史料，深入剖析，提出财政文官的使职化，是以玄宗统治时期宇文融、杨慎矜、韦坚、王鉷和杨国忠等人主动请缨整顿财政为开端的。

作者将这种自下而上的任命方式，创造性地命名为“毛遂求官模式”，以区别于职事官那种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不得不说，此举体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其观察之细微，总结之到位，着实令人敬佩。

再举一例。作者在研究刘知己其人其事时，深入剖析其官历，仔细区分“官”与“职”的区别，率先认识到以刘知己为代表的史馆史官的“使职”本质，并进而提出了“唐代史馆史官是使职”的惊人论断。何止史馆史官，作者还提出，连宰相都是使职！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无比震惊？在该书中，作者进行了精密且有说服力的论证，让读者在震惊之余又不得表示由衷叹服。

再次，作者不盲从，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大胆创新。对学界已取得的有些学术成果，积极借鉴吸收。

譬如，在探讨唐代职事官被架空、使职崛起并掌权这一历史现象时，他就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了前辈学者陈仲安先生提出的概念——使职化。此概念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作者应该是想不出更好的词来概括这一唐代职官制度演变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于是虚心接受。

此处加一个小小插曲，陈仲安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不难看出是受到了其师唐长孺先生提出的“南朝化”理论的影响。同时，对学界富有争议或者看似正确的论断，作者敢于大胆质疑。

试举一例。我们知道，唐代使职崛起并侵夺“南衙”百司职权的“侵夺说”在学界甚为流行，蔚为大观。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在唐代已有端倪。现代日本学者矢野主税和砺波护也有相同见解。在此情形下，作者不盲目迷信权威，不惟众，通过自己扎实的研究，要为唐代职事官使职化这一历史现象正名，去污名化。于此，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勇气，以及对于自身学术成果的自信。

最后，作者积淀深厚，学力精深，不仅体现在唐史领域，也表现在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断代，甚至在语言学和历史人类学领域，作者也有相当不错的基础。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对于语言学也有深厚功力。

在第一章中，作者并不急于直接给出其关于使职起源的论断，而是带领我们穿梭到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游群”时期，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原始人类的生活。通过阐述人类语言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而指出使职于其时相伴语言而产生。这一论断和这一论证方式，不约而同地给予我们耳目一新之感。原来学术论证还可以这样操作！

除此之外，在追溯某些官职使职化的历史时，作者对秦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都有引用，显示了其对其他断代史领域的不陌生。这种不陌生，同时也体现在宋代官制史和明清财政史领域。这不由得令人由衷赞叹：这种既专且博、既精深又宽广的知识架构，难道不是恰恰符合严耕望先生在其名著《治史三书》中所倡导的“专才兼通才”理念吗？

行文至此，也要谈谈该书的不足之处。在笔者看来，该书有些部分论证繁琐，喋喋不休，个别观点也有待商榷，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比如，唐代宰相的使职化，到底是始于唐高祖武德时期，还是唐太宗贞观时期？黄州在新旧《唐书·地理志》被定位为“下州”，可是据杜牧记载，武宗会昌三年（843）黄州户数已经突破三万，既如此，按照天宝年间确定的州县定位标注，黄州应为“上州”，这种矛盾如何解释？

总体来说，该书成就斐然，论证精辟，发人深省，将唐代官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高峰，是唐史学界近年来一本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虽有些许瑕疵，但是瑕不掩瑜，给我触动良多，使人受益匪浅。

作者介绍

谢守华，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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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谢守华

责任编辑/吕诗曼

审核/袁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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