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读史】王菲：“追求自由与交融”——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感
梁启超先生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共分八章，按时间顺序整体解构了各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以长时段历史眼光去研究其变迁之大势，又分析其思想出现、发展、衰落的原因，是一篇高屋建瓴的著作，用笔凝练，情真意切，落落有大家之风。梁先生还借各种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扬自己的态度，可以作很好的史论书来看。读完本书有以下几点言：
第一，本书通篇言语都饱含民族情感。梁启超先生是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铸文章的学者，本书是其流亡日本时所做。在当时，梁先生自身都快难保，但仍心系我中华大地，坚定中华民族必定会再次雄起的信念，而写本书也是“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有启发国民之意。书中含情之语多表达作者的强烈意图，并带有明显的指向性。
第二，以“学术自由”为通篇判断之钥，反复提及。并且很强调学术创新，反对学术专制，从众人称颂的诸子百家时代看出了危机，认为“无抗论别择之说”是先秦学术最主要的弊端，思想不可谓不独立，眼光不可谓不独到。作者不仅没有民粹主义思想，也没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既承认外学的长处，也不忘自身学术精神，在思想纷杂的现代保持难得的理智与客观。
第三，本书多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在第三十页，作者将驺衍与近代西方的奈端和达尔文做对比，说能开创弥天极地的大学说的学者，都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还有将代表南学的许行的理论与希腊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近世欧洲的社会主义相比，表示二者类似，“盖反对北人阶级等杀之学说，矫枉而过其直者也”。还分析了北方论政时的干涉主义和南方论政时的放任主义，并与西方政治主义进行对比。甚至在第三章的第四节直接单开一节来进行中西学术思想的比较：第四节题为《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印度佛教是万教之王，希腊七贤是西方先哲，都是其各自思想的世界性代表成果，然后以其先哲出现时间与中国先哲出现时间做对比。还会以培根归纳伦理学为对比，“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诬者。”
第四，认为地理环境对学术、国民精神的影响很大。讲齐国文化因地理环境独立于邹鲁派之外，表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其密切而不可易者，有如此者，岂不奇哉！”；还认为中国因为“气候严寒，地味确瘠，得天较薄”所以北人研究问题多重实际，基本都在寻常日用的问题上悉心研究。他不仅举国内的例子，也会举国外的例子：在第三章中，作者表示中国的国家思想较为发达，而希腊和罗马则因为地域小而国家思想亦缺乏。讲到先秦学派和南北分潮时，又一次强调学术与地理的关系。
下面我再将本书的时间章节按长时段及类型分类，细讨论一下梁启超先生对各个时代思想的态度。
第一章 总论
本书开章之初即是作者的含情之语，种种呼吁，种种期盼，种种告诫，都是启迪我人民意。梁启超当时在避难日本时期，正是国家危亡时期，万里客居，不敢忘忧祖国：“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作者一早也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初衷：“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
第二章 胚胎时代
这一章作者分析了学术思想与历史大势的关系，说明了历史大势的走向对学术思想影响非常大。中国古代思想中，敬天畏天是第一个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意识到人民群众对政治统治稳固的重要性，所以慢慢开始无形之天忽变为有形之天。
本章可讨论的一个议题是：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精神上是民权。中国古代是有一些先哲提倡民本思想，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有清代黄宗羲的“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但是如果就说中国古代思想精神上是民权，还是有些让人不赞同的，毕竟是封建社会，即使有民权的一些思想火花闪现，但终究不是时代燃起的熊熊大火。
第三至六章 从全盛到儒学、老学、佛学竞放的时代
作者认为周朝末年的学术思想是最蓬勃的，他分析了周末思想蓬勃的原因，并认为这并非偶然。这当然不是偶然，社会发展的大变革一定会带来思想上的大变革，反过来，思想上变革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梁启超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即使是最受他赞扬的先秦学派，他也有褒有贬。还批评荀子为最狭隘者，理由是拒外道，忘大宗，还是觉得他阻碍了思想的多元发展，认为李斯坑儒是荀子排外之过，因为李斯曾师从荀子。当今世界交流更方便，文化更多元，应百花齐放，而不是以强权控制思想，控制文化，使思想在政治的强压下窒息。
对于儒学独尊，梁启超认为是他力干预的结果，认为宗师一统造成了学术的不进化，抑制了其他思想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学术与政治都很难分离，学术思想常随政治的转移而转移。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学术不自由，作者虽然认为儒学一统是中国学术界一大不幸，会造成“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但是客观来讲，儒学独尊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名节盛而风俗美，民志定而国小康”。而对于老学的盛行，作者则持很明确的批评态度：“三国、六朝，为道家言之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也。” 梁启超十分不喜老学避世的态度，认为这个是使现在国风靡靡的罪魁祸首，“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老，杨之毒焰使然也”， 称其为“老学之毒”，说“自唐以后至今日，其风犹未息”。
时至国力最强盛的唐代，作者认为儒学的发展反而停滞了。“吾昔尝论六朝、隋、唐之间，为中国学术思想最衰时代”，表示“儒学与文学适成反比例”，唐代的佛学从庙堂到江湖都很盛行，但梁启超并不反对外来思想的传入，认为即使是外来的思想，“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光大之，实习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这是极有文化自信的论言，不排斥外来学术，并在中国强大的文化精神力影响下本土化，使之壮我筋骨，健我脾胃，最终为我所用。“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
第八章 近世之学术
梁启超先生认为有清一代是学术最衰时代，总体可命名为“古学复兴时代”，而如今的今文学，就如泰西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借复古之名行进化之意，在某种意义上，“中体西用”和“托古改制”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梁启超提到自己的师从经历，并认为“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人思想自由之涂径而已。”在昏昏乎无光明的时代，有人敢于锤破铁壁让新空气和光明进来，然后让人们自己醒来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意义：不一定有道理，惟求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这本书名为学术，实为政治。
小结
遮掩的：“中国大国也，而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梁启超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与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提到的“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是不谋而合的。通篇笔触充满情感，饱含一介士子想扶大厦之将倾的爱国救国之情，对中华文化的骄傲也是毫不保留。“壁垒严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虽入矣，而阅数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动其毫发。”
虽然梁启超算是爱国情感上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并没有陷入国粹主义的泥沼，也常能看到作者对觉得本民族文化不好的地方的批评。人们会最先在好中看到不好，并加以批评改正，以此得到改正和进步，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尤其梁启超还处于大厦将倾的晚清，危机意识一定更强，国内国外各种情况都催着他比对参照物而检点自己国家的短处以求自立于世界。“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此真情实意之语。
梁启超先生于本书中提出的有益于思想界前途发展的方法，无异于一句话：“在国学的沃土上追求自由与交融”。
关于自由，作者在另外一篇著作《新民说·论自由》中说 “我有耳目”，“自由不是别人给的，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由。”这段话豪迈壮阔，非思想极清楚心智极坚定之人不能写。而这样的结果也是作者接触到西学之后才会产生的，如果没有西学的大量传入，就不会为中国传统学术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参照物，两相对照，觉出自己的不自由。
而关于交融，作者不担心国学会因为西学的传入而消失，也敢说“外学来之即化之”，这些话都极有文化自信。而要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其承担者一定要精通国学，以国学来化外学，并将其咀嚼消化成为我的血肉，使我茁壮，这是作者对未来青年的期望。
我觉得这也应该成为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期望，尤其是文史类的学生，更应该注重加强国学功底。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卷帙浩繁，必能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有所裨益。对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不继承，就很难传承，“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文史类学生和研究者当以此自勉。
作者简介：
姓名：王菲
年级：2017级研究生
班级：中国近现代史班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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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王菲
责任编辑/王子怡
审核/李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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