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君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生们的精神是我们永远的财富,司马君期待与大家一起追忆史院那些学术大家们,向先生们致敬!
2020年7月9日晚8时35分,我敬爱的老师何清谷先生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家中辞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7月13日上午,从西安市殡仪馆仰止堂告别先生以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30年来追随先生学习的一幕幕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让我悲痛,亦让我庆幸并欣慰。悲痛的是,我失去了一位宽厚仁慈的好老师;庆幸的是,在我的学术成长之年,我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他手把手地将我引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又以其自身的道德文章,教会了我做人、做老师和做学问。
我1984年至1988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即投到先生门下作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学习方向是战国秦汉史。记得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先生于先一天下午通知我们(另有两位师兄弟)各写一篇短文,第二天再以“试题”面试。由于时间紧,又是自己确定短文题目,来不及查阅更多的资料,我就结合过去学习中国古代通史中战国历史的一个问题(具体问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写了2000余字的一点认识。第二天,带着这篇短文,前往教学六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参加面试。面试由先生主持,两位师兄做记录,共有三道大题,都是战国秦汉史方面的基础问题,其中一道题是《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两句话:“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要求对其中的几个关键字词“僇”“复”“本业”“末利”“ 怠”“收孥”加以解释,并就这两句古文加以翻译。我不知道“举”是“纠举”的意思,对“收孥”和”举以为收孥”的解释和翻译也不大准确,仅回答其大意是“收为官奴婢”。面试结束后,先生告诉我,虽然面试通过了,但古文的基础还不够扎实,下去后要好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又告诉我,我写的短文不错,虽然资料不是很充分,但文笔流畅,层次清晰,也有自己的一些新认识。我第一次认识到,学习古文要这样一字一句的学,而不能够仅凭大意,囫囵吞枣式的解释古代历史,这样往往会闹出笑话。回想起来,真是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先生对我的第一次深刻的教育,我永远铭记在心。
9月份开学了,先生第一堂课为我们讲学习战国秦汉史的基本问题,并就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本学期的学习计划一一讲述和安排。最后特别叮嘱我们,要遵照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组学习的讲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要求我们学习战国秦汉史,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在原始文献上下功夫,先打好基础。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是“历史文献选读”、“考古调查”两门课。前者要求就《史记》、《汉书》战国秦汉文献逐一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和读书札记;后者,因为当时先生在作《三辅黄图校注》工作,所以,追随先生进行相关战国秦汉遗址的调查和训练。正是在这期间,我买了《考古学手册》等几本考古学著作,用于自学,也结合考古调查看了一些相关考古学的文章和著述,补充并扩大了相关知识储备。第一学期,先生还邀请从事考古研究的王丕忠先生给我们上课,请西北大学历史系韩养民先生给我们上课。当时,我们是前往这两位先生所在单位去上课的。
考古调查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的11月份,在先生和赵世超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京师华仓遗址、集灵宫遗址和华岳庙遗址考察。京师华仓遗址在当时陕西省华阴县双泉村(华阴老腔发源地),又名华仓遗址,在汉代漕渠的东端,修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8年),是当时从关东地区沿黄河——渭河和漕渠向都城长安贮存、转运粮食的大型粮仓。1979年经考古发掘,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120米,南北700米,其中发现粮仓6座。仓区周围有围墙,并设仓城以作防卫。其中一号仓东西长62.5、南北26.6米,总面积1662.5平方米,根据测算,该仓容量上万立方米。我们一行五人乘坐长途汽车到达华阴县,然后雇请一个农民,开一辆农用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遗址所在地。因为遗址发掘后被掩埋保护起来,上面为已经翻耕的农地,地面零星的散落有汉代砖瓦残片。赵世超老师在不经意间捡到一个铸有“华”字篆字的残废瓦片,证明这里确系汉代华仓的所在。集灵宫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一处大型宫殿群的代称,遗址位于当时华山玉泉院东约2里的华山黄甫峪口外,当时在兰州军区汽车大队第28分队的大院内。这黄甫峪,据何老师讲,有人说当年秦昭王欲登临华山,就是从这个峪口进去的,这是最早上华山的道路。兰州军区汽车大队第28分队的大院内有一座水塔,围绕水塔周围散落有数十厘米厚的汉代砖瓦片,也零星的夹杂有宋元时期的瓷器碎片。何老师讲,这就是当年汉武帝望仙、求仙的离宫。据文献记载,这里有集灵宫、望仙宫,汉武帝基于历史上黄帝在此升仙的传说,意欲长生不老,成为神仙,所以常常来此求仙。集灵宫建筑群大约在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中废毁,废毁后,后人可能在此建有华岳庙,据说现在位于华阴县的华岳庙就是从这里迁建来的。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又来到华岳庙。这里曾驻扎过军队,刚移出不久。庙内有汉代“华岳庙碑”残部,据说被镶建在一处建筑的墙壁中,已经看不到了。
第二天,我们去上华山,这是何老师第一次上华山,也是我们几个人第一次上华山,大家都很高兴。大家一边慢慢行走,一边听老师将沿途的故事,走到回心石处,何老师不能再走了,他便坐在此处看书。我们几个随赵世超老师一同登上了北峰,当时风很大,苍龙岭上风特别大,天黑必须回去,所以我们就下山了。通过此次考察,我们大开了眼界,见识了曾经遥远的历史遗迹,对历史似乎更亲近了,也更有兴趣了。在老师的讲解和指导下,也逐渐领悟到一些将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通过二重证据以求证历史的方法。
第二次跟随先生考察汉长安城遗址、咸阳沙河桥遗址、乾县秦梁山宫遗址和“秦甘泉宫”遗址。为此,先生先让我联系中国社科院西安考古分院的陈国英先生、刘庆柱先生,并通过学校长途电话几次与他的老同学马世杰先生(马先生当时是咸阳市教育局局长)联系。后来成行的有何清谷老师、赵世超老师、刘庆柱先生、王京阳先生和我们三个研究生,去乾县时还有马世杰先生。汉长城遗址,过去虽然在地图上见到过,但一直没有去过。此次考察,经何老师、刘庆柱先生等的详细解说,我们对汉长安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懂得考古发掘和研究在弥补历史文献缺载或记载不详方面的重要性和价值。沙河桥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钓台镇资村西南的沙河枯河道中,1986年被发现,桥址(后被确定为一号桥)暴露出木桥桩有16排,112根,每排间距3—6米,已经露出的木桩高2米左右,直径约为40厘米。桥桩上端有火烧的痕迹,桥面已经不复存在。这座古桥,历史文献没有记载。我们到那里时,诸多高2米左右、直径约为40厘米的木桩,一部分被一堆一堆地堆放在一起,还有一些散落在沙河床中。由于没有文献记载,当时的考古人员初步判断,此桥应为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的桥梁,其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秦甘泉宫遗址”,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遗址在乾县注泔乡南孔头村。我们前往考察时,确实看到在南孔头村壕岸边上,有两处高约二十米左右的夯土堆积层,夯层8厘米左右。遗址东西横距250米,南北纵距400米,是典型的秦汉文化遗址。但是否就是秦甘泉宫遗址,尚缺乏坚实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学文字证据。后来何老师撰写《关中秦宫位置考察》就不认为这是秦甘泉宫遗址,秦甘泉宫在渭河以南,而这里地处渭河以北,且距离都城咸阳比较远。梁山宫是秦始皇时修建的一处大型离宫群中的一个主体宫殿,因位于乾县西北部的梁山附近而得名。1988年5月18日的《西安晚报》报导:在乾陵西北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位于乾县吴店乡与梁山乡交界的瓦子岗上,南距乾陵约5公里。瓦子岗为为一和缓龟背形台基,南北长约1800公尺,东西宽约1000公尺。在台基中央南北600公尺,东西4000公尺范围内,秦代筒瓦、板瓦碎片俯拾即是,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尺,规模宏大。考古人员根据相关文献断定,该遗址就是秦代著名的梁山宫所在。何老师得知这一信息,遂组织了这一次考察。他在《关中秦宫位置考察》一文中说“笔者闻讯率研究生去乾县实地考察”,指的就是这次考察。当我们一行驱车到达瓦子岗时,遗址附近高低不平的土丘山岗上下,许多柿子树叶已经完全脱落,仅留下满树的柿子红通通通的挂在树枝上,很是好看。瓦子岗周围稀疏的玉米几近枯黄和成熟,但长得很不起眼。何老师站在瓦子岗上,拿着笔记本讲解文献所记载的秦始皇时代的故事。说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后有随从泄密,丞相李斯再出游时就减少了车骑,秦始皇因此杀死了不少当时的随从。这个宫殿是秦始皇当年将避暑、休闲娱乐的宫苑结合的离宫苑,所以规模宏大。周围的自然环境和风景都相当好。这就对当时的历史认识更进一步。这些内容都反映在他后来撰写的《关中秦宫位置考察》一文中。
1989年11月7日-13日,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分别在开封、淮阳、郑州举行,何清谷先生因事未能参加,遂请赵世超老师带领我们三个研究生参加此次年会。这是我们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增长了见识,也从先秦史同行和老师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由此可见,何清谷老师的良苦用心。到了硕士论文写作阶段,何先生并没有像现在很多导师那样,给学生指定题目,而是让我们根据个人兴趣和学术研究现状自己确定题目。这是一个比较痛苦阶段,但此前的考古调查实践和对于考古材料的关注,使我最后选择了一个关于秦国工商业发展的题目。原因是,这些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比较多,旧有的研究或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并且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极左思潮的影响而需要重新认识。所以,题目确定后得到老师的肯定,并认为要做好这样的题目,很不容易,既需要在考古材料上下功夫,也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避免以论带史的错误做法。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整天泡图书馆,系统阅读并摘抄秦国以来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将二者相结合,比较系统地理出秦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特点。毕业答辩时,袁仲一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对我的论文作了充分的肯定。后来在此基础上,我经过整理和修改,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基本上把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都发表了。我后来考史念海先生的博士时,史先生要我拿几篇论文并硕士论文看看,这些论文也得到史念海先生的认可。
毕业后,我留校民族预科部担任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工作。何老师也不时地指导并提携我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发展。秦始皇兵马俑和秦文化研究会召开年会,他找我,让我把硕士论文中的一部分修改一下,写一篇论文前去开会,后来又鼓励我向《秦文化论丛》投稿。这些都使我逐渐地增强了学术研究的信心。1990年代后期,考博士热兴起,我也有这个想法,遂去找何老师商量,何老师鼓励我积极报考,并希望推荐我报考史念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也考虑当时孩子太小,爱人上班,又仅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房,孩子无人照管,所以决定报考史先生的研究生,就近可以照顾上家里和孩子。考上史念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后,何老师非常高兴,给我多次讲史念海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精神,使我获益良多。
想起这一幕幕老师的教导和提携,我不尽潸然泪下。敬爱的何清谷老师,您的恩德学生永铭在心!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2020年7月14日
作者简介:刘景纯,陕西省礼泉县人,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同年考入该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战国秦汉史专家何清谷教授,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9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2002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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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刘景纯
责任编辑/宋心怡
审核/李霄倩
指导老师/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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