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西部红烛精神，闪耀师道传承之光！93岁高龄的牛致功先生与历史文化学院师生追忆往事、共话学术、畅谈人生！
书林隐处寻初心，先生之风育传承——历史文化学院新生代表拜访牛致功老先生
问：牛老师您好！听说您小时候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十分坎坷。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求学经历吗？这些早年经历对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但就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军营中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重复，1952年的一天，像往常一样，早晨正常出操。就在出发之时，指导员在队前点了11个人的名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指导员宣布：接到上级命令，国家即将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培养大量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凡年龄在28岁以下，有高中二年级以上文化程度者，都要到大学去学习。我恰符合这些条件，便服从了上级命令，上缴枪支弹药，准备去大学学习。所以，这时我跟“投笔从戎”的班超正好相反，我是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当时我已经24岁了，正是现在青年人读研究生的年龄。
在那个年代，即使在大学读书学习，也并不容易。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得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全国陷入困难时期。当时想的是要想读书，还是到首都北京去，于是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在北大的硕士导师是汪篯老师，当时他是反右倾的重点，正在挨批。所以见面时，他情绪低落，只是寒暄了几句，也没有说研究生的学习问题。紧接着又参加了几次反右倾的批评会，算是研究生入学思想教育了。不到一周，又去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三个月后才又回到北大，但当时学习的主要是《列宁主义万岁》，批判修正主义。整天集体学习，开大会讨论批评，根本无心读史书、写论文。再加上生活所迫，我又终止了在北大读研究生的进程，回到西安。所以，我只当了七个月的研究生。
回忆往昔，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我出生在军阀混战时期，童年时失去双亲，成长时期的记忆是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连天、饿殍遍野、颠沛流离……时常浮现在眼前，在战乱年代，那是真正的国破家亡。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求学经历确实很坎坷，学生时代也算是磨难重重。虽然读书之路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幸运的。从农村到城市，在师大读书、学习，又在师大教书，确实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唯一坚定的信念是努力学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得感谢当年的坚持，坚持读书考大学；也要感谢当年的选择，选择放弃北大学习返回陕西师大教书。
问：您的求学经历，真的是曲折而丰富，我感觉就像听故事一样。那上大学后，您为何选择历史学专业？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在同班同学中，我年龄较大，比最小的同学要大六七岁，大家都叫我老牛。当时我压力很大，至少年龄上我是不占优势的，再加上自己智力不突出，又是从部队调到学校的，脑子里空空的，没有文化。记得第一次来学校，看到什么都很好奇，有一次还误闯到校长办公室，以后就再也不敢去了；见到系主任时，我直接给老师敬礼，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来师大图书馆，看到有那么多书，里面看书的同学也很多，跟中学的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想，还是当学生好，学文化好，不想当兵了。所以我就开始刻苦学习，加倍努力，想着勤能补拙，争取在相同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知识。我的史学专业学习之路就此开启，并下定决心为其奋斗终生。
问：您从师大毕业，又留校工作，直到退休，都是在师大度过，可以说是老“师大人”了。我们不禁对您和师大的故事感到好奇，想请您给我们讲讲。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那就是“我与历史系主任”的故事。1983年秋，校领导要让我做历史系的系主任，这对一个教师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我把它看成是人生道路上的“曲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认为个人能力有限，不具备做领导的才能，难当大任，也担心领导不好，耽误了历史系的发展。又一想，当时自己已经55岁了，如果再干上四五年系主任又该退休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史学研究。所以，我向校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再加上身边朋友的劝说，我只好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大概干了一年，我切身体会到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多得多。从历史系的工作考虑，从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决心辞掉系主任的工作，让有能力的贤者来当。后来我就向党委递交了辞职报告，半年之后，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那种如释重负，像解放了一样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应该是开创了陕西师大系主任主动辞职的先例。
问：牛老师，本科毕业后，您应当有很多选择的余地，当时为什么选择留在陕西师大呢？
答：我从师大毕业后，确实面临着很多选择。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全国困难时期，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从西安辗转到了首都北京。结果在北大并不安定，政治运动一点也不比西安少。这才意识到从西安到北大来读研究生是个十分错误的选择，于是又萌生了返回西安的念头。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西安做助教时的工资要高于研究生的补助，当时又有孩子，负担比较重，思来想去，最终决定终止研究生的学业，返回西安去教书。可想而知，这个程序也是很麻烦的，虽然陕西师范大学同意我回来工作，但北大却坚决不准，说中途退学，对北大影响不好，所以我只好写信给教育部，总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我又从北京返回到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始任教。至此，我在北大的学习，也可以说我的学生生涯彻底结束。
我之所以留在陕西师大，主要是因为对师大有感情。当我从军队转入学堂时起，不论是在师大读书，还是从北大弃学回师大教书，当历史系主任，又到唐史研究所做研究、培养研究生……我的命运便和陕西师范大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不知不觉已快七十年了。而西安又是我国十三朝古都，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对我来说是读书学习、做学术研究的首选之地。陕西师范大学又是海内外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镇，扎根唐都长安近八十年，中国唐史学会也诞生在这里。我个人又是非常喜欢隋唐这段历史的，从留校时就打算为隋唐史研究奋斗终生，所以留在陕西师大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陕西师范大学在我最无知懵懂的时候，教我知识，供我读书；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养育我，供我谋生；又在我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给予荣誉，让我获得满足。它就是我的家，一辈子都要坚守的家。我有三个儿女，两个在国外工作，他们都希望我放松一下，到他们那里欣赏一下异国异地的风光，过几天闲适自得的生活。经过再三考虑，我最有感情的还是陕西师范大学，还有家里那十几平方米的书房。留在师大，过得便是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
以前教书上课时，穿梭在师大校园里是幸福；后来退休后，在师大校园里散步休憩是满足；现在赋闲在家，又是知足。现在想想，我的一生，收获、成绩、荣誉、安定……大都是师大赋予的，我庆幸自己留在了陕西师范大学。
问：陕西师大被誉为“教师的摇篮”，形成了“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精神。您就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一朝立在三尺讲台，便用五十多年默默守望，从没有离开过课堂，您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教育事业，期间有哪些老师、学生或教学片断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答：我很庆幸，在学生时代，我遇到了史念海老师。当时老师教我们中国古代史，是我史学学习的启蒙老师。当时，我刚来西安，在西安没有安家，过年放寒假，大家都回家了，就只有我还待在学校。大年初一那天，史念海老师就把我带到他家吃饭，先生教我读书学习，也跟我聊生活琐事，这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也很庆幸，在陕西师大上学期间读了些有关哲学方面的书。所以在任教时，学校领导分配我教两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任务完成得不错。改革开放后，我作为教师真正开始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历史系，我所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头脑也恢复到单纯状态，不再是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取舍教学内容，更不再用生搬硬套的手法去为现实斗争寻找历史渊源，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说也更为客观了。
后来我当过一年的历史系主任，主动辞掉主任职位后，我又从历史系调到唐史研究所工作，教学任务主要针对的是硕士研究生。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没有经验。当时，我为研究生开设了“隋唐史研究与有关文献”“《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等课程，主要从《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来研究史料的问题、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将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读，纠正一些想当然的问题，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是在弥补当年“未读八遍《通鉴》”的遗憾。赵文润同志也开设了“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等相关课程。幸好有赵文润同志的真诚帮助，他常常对我的失误主动补救，我俩配合默契，工作非常认真，所以，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完成得也还不错。
当年我有一位叫王元军的研究生，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他在读研究生阶段时，很有问题意识。他发现虽在教科书及相关研究专著中，房玄龄和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但翻遍群书，有关房玄龄成为贤相的理由都无迹可寻。于是，他查阅相关资料后写成了《评所谓“贤相”房玄龄》一文，还交给我，让我对其进行修改。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房玄龄的为人、所处的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入挖掘，找到了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所在。我认为他的观点明确，很有见地。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他投到《争鸣》杂志，很快就得以发表，不久又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隋唐五代史》专题1992年第9期全文转载。好文章总是会被关注的，当年我们请香港唐史专家黄约瑟来历史系作学术讲座，讲座中黄先生还以元军的这篇文章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成功范例，对此我为他感到开心，同时也感到自豪。
问：听说您先前撰写的《安禄山史思明评传》即将再版，编著的《牛致功隋唐史论集》也即将出版，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我们也了解到，50多年来，您先后出版的个人专著就有6部，参与编著、合著有7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达一百余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著作和论文都是您退休后写成的，这让我们后辈十分敬佩。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研究成果吗？
答：《安禄山史思明评传》这本书于2000年由西安的三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并通过其全部过程说明这一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我是1994年退休，这是我退休后撰写出版的第三部书，之前，我在新旧《唐书》的基础上，抉择取舍，采用现代白话文的语言形式叙述历史，与杨希义教授合著新编“二十五史”之一的《唐书》，于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又于1998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再版，这是我退休后撰写的第一部书。第二部书，就是《唐高祖传》，本书肯定了唐高祖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的历史功绩，纠正了史书中美化袒护唐太宗李世民的偏颇，这本书写于1997年，用了一年时间写成，1998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是我退休后撰写的第四部书，当年校友张沛同志送我一本《昭陵碑石》，这让我对碑文和墓志萌生了兴趣，陆陆续续撰写了十几篇文章，后来就想仿效把碑石文献汇编成书的做法，把这些论文和我以前写的有关唐代文化的论文，合编成书，这本书就于2002年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算起来，我退休后写的几部书总字数也达到了上百万。
我退休前参与编写的书，像《中国通史》隋唐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陕西通史》隋唐部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资治通鉴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通史》隋唐部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史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在我退休后都相继出版，这才可以有机会得到同行同仁们的批评指正。
关于论文集中的论文，有的撰写时间就更早了。有我年轻时写的，有我教书时写的，也有我退休后写的，时间跨度很大、研究内容也很丰富。如1980年发表了《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看〈通鉴〉的中心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1981年发表了《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1986年发表了《有功于唐代史学的韦述》（《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发表了《圆仁目睹的唐武宗灭佛》（[台]《历史月刊》1993年第4期），1995年发表了《试论〈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96年发表了《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第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2000年发表了《魏征的史学观》（《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2003年发表了《武则天称帝的真相》（刊《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等等。论文集共收录论文40篇，内容涉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历史典籍的研究，韦述、魏徵等史学家研究，李渊、武则天等帝王研究，尉迟敬德、安元寿等墓志研究，涵盖了隋唐史学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诸多研究领域。
近几年来，由于身体原因，我阅读与写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再继续从事史学研究。所以，《安禄山史思明评传》的再版，《牛致功隋唐史论集》的集结出版，要感谢我的学生。像王双怀、拜根兴、介永强等同志，现在他们都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们向我提议，可以对早年出版的专著进行更新再版，把以前发表的论文进行精选，再集结出版。我觉得建议可行，他们立即着手，代我完成相关事宜，所以这些工作的完成离不开学生们的热心推动与辛苦努力。我非常感激，也对给他们增添的巨大工作量和诸多麻烦表示抱歉。希望我做的史学研究，能够被大家接受，可以为我国学术界尽一些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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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隋唐史研究专家，一生都致力于隋唐史研究，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那您是如何做研究的呢？可否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答：在大学当老师是需要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我从留校后就开始致力于隋唐史研究。所以，现在每当看到书房里整整齐齐摆放的书，我都会想起年轻时做研究的情景。曾经的我，也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受到的打击也不小。还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投到了《人文杂志》，结果给我退了回来。对此我疑惑不解，一直觉得我写得很好。可是放了一段时间，再拿起来看，果然又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杂志编辑不给发，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又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发表了。我总结道，写论文要以史料为依据，从事实出发，这是标准。看得多了，掌握得史料就增多了，写得多了，对历史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厚了，有了兴趣，学术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说：“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我退休以后，也确实出版过几部专著，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但我可能不具备季羡林先生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到古稀之年以后，我的精力越来越不如以前，每天工作的时间逐渐缩短，思路也开始变得不太清晰，散步、看电视的时间反而增加了。不过，老牛拉破车，慢而不停，每天都有所前进。所以大家要清楚，学术不是只口头说说而已，它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常说“漫漫学术路”，如果真的爱历史、爱学术，需要我们花毕生的时间去坚持。
问：您在陕西师大学习、工作、生活已经七十年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概念，我们由此感受到的却是您对师大的热爱，对学术的挚爱。2019年，您捐出自己的毕生积蓄，为陕西师范大学设立“隋唐史研究传承奖学金”，这让我们后生晚辈十分敬佩、感动。那您设立奖学金的初衷是什么呢？
陕西师范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隋唐史研究重镇。从我入校学习到留校教书、做研究，一生几乎都是围绕着隋唐史，想着为中国隋唐历史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但近几年，我由于视力原因，加上身体不济、精力有限，基本告别了历史学研究生涯，追求了大半生的事业不得不就此放弃，对此我十分不舍，深感遗憾。那我要如何继续关注历史学研究呢？我的子女都是理工科，无人继承我的史学研究事业，每当想到这里，总会感到有一些失落和惆怅。而陕师大的隋唐史研究事业，若要持续、深入发展，还是要依靠我们历史系的年轻后辈来传承、发扬。我希望看到这份事业“后继有人”，所以，思索再三，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在陕西师范大学设立“隋唐史研究传承奖”，激励我们的青年学生可以致力于隋唐史研究。
有了这个想法，就想尽快付诸于实践。但是我年事已高，具体的事情不可能再亲力亲为了。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奖项委托给我的儿子牛旭风、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以及我的学生（拜根兴、王双怀等），由他们全权负责，以保证“隋唐史研究传承奖”的正常评选及颁发。同时，我希望这个奖项的设立，能逐渐发展成一个激励学校产出优秀研究成果的平台，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捐助，团体支持，企业资助等，让这个奖项资金不断扩大扩容，可以得以持续地发展，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以此鼓励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参与角逐，激励产出更多优秀研究成果，真正地推动隋唐史研究事业的传承，为隋唐史的研究培养更多人才，贡献更多成果。我也真心地希望这个“隋唐史研究传承奖”可以发展为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品牌奖项，持续闪耀师道传承之光。
“少年强，则国强”，这个世界属于未来，属于青少年，属于勤奋努力的有志者。我希望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再为隋唐史研究尽一些力，以我所能，扶持更多有志年轻人，让他们接过传承历史学研究的火炬继续走下去。希望你们年轻一辈，能比我们走得更长更远。对我来说，只要自感有点效果，也就不算徒劳无益。
传承隋唐史，共沐红烛光｜首届“隋唐史研究传承奖”奖学金评选历程回顾
问：作为前辈学者，您对我们这些后辈又有什么建议或期望呢？
以我自身为例，我就是沾了读书的光。1964年，全国困难时期刚过，政治运动又迅速开展，随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席卷而来，这对文科教师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打击。运动爆发期间，根本不适合读书学习，更何况是搞学术研究。我也确实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但在那个特殊时期，我还是有一些收获，那就是又读了一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也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所以我就是依靠读书，在故事中去寻找乐趣，依靠书写，在政治束缚中感到一时轻松。
我们是师范类院校，毕业后，多数是要当老师的。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者，方能教书育人”。在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给自己立下一道铁律：“上课必须要备课”。既然要备课，那涉及的知识面就要广泛，不能说教什么，就只学什么，只懂一点点。就我而言，读书范围还算广泛，所以授课内容也就比较丰富。作为历史老师，我还教过哲学，虽然教中国古代史，我还教过史学史。所以说，虽然我们学的是历史，但还要利用课余时间涉猎哲学、文化等等，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当然，期间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所谓的困难，无非就是学习有困难，比如有时候会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学什么，或是不知道怎样去学。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多读书，充实自己，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要努力学习，学习上的困难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
说到建议或期望，其实我在与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在和自己的学生接触与交流中，深深体会到他们正在超越我，或是早已超越了我。我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高等院校任教，甚至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有一部分在党政部门工作，成为领导，肩负重任；还有的在出版社、文博、社科院、考古所等研究机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发光发热。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认识到年轻人能够超越前人。我相信新一代青年也定能超越我们这一辈，我很开心你们能超越我，因为学生超越老师，意味着社会又向前发展了，年轻一代又为历史的进程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也相信你们当中定有相当一部分会从事史学研究，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也确实需要你们年轻一辈来传承。但是千万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畏惧失败，半途而废。所以，做研究时，要做好前期准备，多读书、勤动笔，培养研究兴趣，兴趣来了，才不会感到枯燥，做起学术研究来也就有动力。
人的一生很短暂，一定要珍惜。你们青年一辈，生活在和平安定、奋发向上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赐予了你们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赋予了你们理应承担的责任。年轻人应该不畏挑战，抓住机会，承担起责任，勇往直前，让中国历史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问：您的嘱咐我们记住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牛致功先生简介
牛致功，男，1928年2月生，河南省偃师市人，1956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驰名海内外的隋唐史研究学者。曾任陕西师大历史系系主任，兼任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唐高祖传》《李渊建唐史略》《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安禄山史思明评传》《牛致功隋唐史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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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师瑞青、高小可、赵姜圆
吕晨晖、李霄倩、马安琪
编辑/吴小龙
指导老师/王双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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