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
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
汪剑钊
中国的现代诗在九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诗人们在摆脱了诸种非诗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以后，其写作的自觉与文体的自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愈来愈注重诗歌本体意义上的创造，推出了不少堪称一流的优秀作品，形成了风格、形式和流派上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妄自菲薄。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中国的现代诗并不是一枝孤独的玫瑰，不是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发芽、含苞、绽放的，实际上，在它的成长史上始终潜伏着一条翻译诗的历史，后者就像根须一般滋养和支持着它，就某种程度而言，翻译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意识到，诗人们借助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汲取了不少有益的异域营养。因此，我们不妨在诗歌领域里旗帜鲜明地倡导一下世界主义。
诗歌不是政治，它的世界主义不是帝国主义，不是霸权主义，更不是什么投降主义和买办主义。中国当代诗人应该以自信、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兼收并蓄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尤其是它们丰富的诗歌经验，铺造出一条跨越民族文化隔阂的艺术道路。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目前过分强调诗歌的民族性的危险。诗歌的民族性问题实际是一个假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任何诗人从事写作都无法摆脱他的民族之根，自从他呱呱落地开始，本民族的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就像一日三餐的饮食，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的身体里，成为在脉管里流动的血液似的存在，正如一首流行歌所唱的那样，哪怕他穿上了西装，都无法摘除那颗中国心（而倘若真的出现了极端的例子，一个中国诗人能够写出一首可以称得上优秀的“美国诗歌”、“俄罗斯诗歌”或“法国诗歌”，只要它本身确实是一首优秀的诗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它存在呢？我们大可不必那么在乎那首诗歌的“国籍”，就此滋生亡国亡族的危机感）。
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偏狭性，为了保持所谓的纯粹性，它从特性的定义到具体的实践必然会呈现某种封闭性，从而显露出拒斥异质事物的姿态。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上一味地强调纯粹的民族性，对外来文化持怀疑、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实际违反了人类资源共享的原则，造成的是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无谓的浪费，既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无益于全人类的进步。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导致的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引发的后果就是精神上的萎缩和脆弱；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呼应现实对我们的期待，自觉地加入诗歌的WTO。
1827年1月31日，歌德告诉自己的秘书爱克曼，这段时间他正在阅读一部中国传奇，觉得受益非浅，认为那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后来，他就这个话题又强调：“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在这次谈话中，他指责了当时德国人的那种自大和封闭，认为倘若不跳开周围那个狭窄的小圈子，到外面去看一看的话，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之中。正是在这同一天里，他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如今，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距离歌德生活的年代已有将近两百年了，当年的理想已经成了现实，高科技时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之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概念，它把以往相互隔绝的民族紧密地联结到一起，觉得仿佛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地球村里，使它们体验到了唇齿相依的相互关系。当前，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体育等领域里的合作日益频繁，而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是空前地活跃。生逢此际，倘若我们再抱残守缺，偏狭地划分什么“你们”的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无疑是不明智的。事实上，正如屈原、李白、杜甫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就是我们精神上的叔父，那也是我们的传统；至于策兰、布罗茨基、帕斯、聂鲁达、阿特伍德、希姆博尔斯卡等，更是今日我们诗歌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当我们走过翻译这座桥梁，在汉语的空间中与他们相遇的时候，相互之间能够满怀亲情地展开一场精神的对话，恐怕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而这也是我们编选这部译诗集的初衷。
下面，我想就外国诗歌的翻译稍作说明。众所周知，翻译难，翻译诗歌更难，而最令人尴尬的则是，后者还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幸的是，我们一直有一批献身者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早在八十年代初，卞之琳先生便断言，译诗艺术已经进入了“成年”，相比之下，九十年代的诗歌翻译，在整体质量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与现代诗的写作同步，诗歌的译者愈来愈注重文学的本体性，精心传达原作的艺术层面，力求在穿越语言的隧道以后依然保持其主要的诗性元素，“留住可以留住的东西”，亦即还诗以诗；其次，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译者大多摆脱了以往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他们在进行这项活动时，往往挑选与自己在气质和性情上接近的诗人和作品，这使得他面对另一个精神世界时，能够自如地进入与返回，由此“再创造”出来的译作也更可能得到神韵复制的保证；其三，从事诗歌翻译的队伍正在扩大，除一批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的专家们以外，一部分诗人的加入，也使翻译诗的整体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由写作实践积淀下来的经验，使诗人们在外语诗歌转换成汉语的诗性还原上占有很大优势，另一方面，诗人与翻译家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全面地体现翻译“信、达、雅”原则；最后，我们应该看到，诗歌翻译的风格也出现了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直译”派、“意译”派和“形神兼顾”派的主张，以及其它各种翻译倾向和意见的并存，可以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诗的繁荣。
这里，我不想对选入本书的作品进行具体的评述，因为，这是一项很难胜任的工作。维特根斯坦说过：“对不可言说的事物，最好保持沉默”。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恐怕是最无法言说的东西，当一个人试图用散文来表述诗歌的内涵时，即使没有出现严重的曲解、误读，属于那种最忠实的诠释，也无法避免语言的掺水和稀释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记得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飞白先生曾经传授给我们解读和鉴赏诗歌的一个“秘诀”，那就是从诗的三个层面——“情、理、美”入手。前两个层面与通常所称的诗歌内容比较接近，我们接触到某首诗时，首先应该用心体会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否真挚、强烈，是否具有普适的意义，能否令人产生共鸣，其次考察它表现的是怎样的理趣，立意是否新颖、独特、高远，思考是否深刻，能否给人以心智上的启迪，等等；第三个层面是诗美或艺术性，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诗歌形式，诗歌之所以是诗歌，自然有它不同于其它文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就分布在它的结构和语言之中，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去品味作者如何遣词造句，如何进行着句子和段落的排列，如何经营着它的比喻、象征、意象、典故，其中的节奏、韵律是否协调，它们是否完整、妥贴地传达了作者所预设的“情”与“理”的目标。我个人以为，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一“秘诀”迄今仍有很强的适用性。在此，我把它公诸于众，希望此举能有助于大家对诗歌的欣赏和借鉴。
（本文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最新外国优秀诗歌》序言）
附：作者简介：
汪剑钊 诗人、翻译家、评论家。196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俄罗斯现代诗歌二十四讲》，诗集《诗歌的乌鸦时代》《比永远多一秒》《汪剑钊诗选》，译著《俄罗斯黄金时代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黄金在天空舞蹈——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我把绝望变成了一场游戏》等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