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佳悦 | 马列毛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目录
0.前言.
1.私有制：性别压迫的起源及发展
2.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压迫
2.1社会生产中的性别压迫
2.2家庭再生产中的性别压迫
2.3意识形态的全面压迫
3.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妇女解放
3.1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妇女解放
3.2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革命中的妇女解放
3.3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任务
0.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女性主义者；前者会将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妇女问题对立，而后者往往倾向于将女性解放运动从阶级斗争中独立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解释和解决妇女受到压迫的学说，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唯物史观考察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妇女在资本主义世界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作为妇女得到真正彻底解放的唯一途径。
以前的女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女性受到压迫的事实进行了切实的描述，对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源也做出过唯物主义的分析。本文综合了前者的成果，将从私有制（性别压迫的起源）、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当前形态）、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妇女解放）三个环节来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说明。旨在帮助马克思主义者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树立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的理论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缺少参照当前的社会形势而进行的对阶级斗争作为妇女解放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以及这两种革命的实践对于劳动妇女克服异化的重大意义的论述。
1.私有制：性别压迫的起源及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应该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 [1]。科学的规律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2]因而，我们需要从实际的史料出发，对历史的规律进行探究，而不是凭借头脑臆造，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同样，对于妇女受压迫的历史也必须采取这一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我们对于性别压迫的分析，不能从表面现象出发，不能仅仅唯心地、先验地认为“性别歧视”是一种无从来由的错误思想加以批判。而应该回归每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生活中寻找性别压迫的答案。因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
而物质生产生活是怎样导致两性的分化乃至压迫呢？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文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在这里，他提供了第一个系统的解答。
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的史料来自于巴赫芬的《母系继承权》和李威兹·摩根的《古代社会》。不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人类学基础，或者这个基础是否有效，而在于他对家庭和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的历史的分析。许多女性主义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的认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接受恩格斯的历史分析。
恩格斯雄辩地指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确立、以交换和获取利益的商品的产生，导致了父权制社会的建立和巩固。
在最早的氏族的“共产主义家庭”里，“绝大多数或所有的妇女都从属于某一个相同的氏族，而男人则来自不同的氏族。”尽管两性之间有着不同的分工（狩猎、采摘/照顾家庭）但在这些领域中他们有相同的权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是彼此的主人。”
不过妇女似乎拥有比男人更多的权力，因为社会的物质基础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管理家务在若干……家庭中是共同的事物。共同创造和使用的一切物品都是公共的财产。”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家庭……是妇女普遍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原始社会的物质基础。”[4]
生产力的第一次发展——动物的驯养和作物的种植，使得人类部分地从自然的不可抗力中解放出来。当人们开始驯养而不是捕猎、种植而不是采摘的时候，食品和各种产品就有了剩余的部分，也导致了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的产生。随之而来的其他各种发明创造不仅仅使产品的总量增大，进一步“赋予人更大的劳动力，生产出超过生活需要的物品。于是出现了剩余价值。”[5]不过，为了保证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必须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出现了奴隶，而奴隶最早来源于战争。
至此，畜牧农耕和战争这些能够充分发挥男性体力优势的领域，积累了大量财富。
恩格斯认为，正是这样家庭内部的分工带来最早的所有制，进一步导致丈夫对妻子儿女的奴役：
分工……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相互对立的家庭为基础的。与这分工同时出现的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他还是十分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6]
积累的财富使男性成为家庭的主人，而妇女的家务劳动和他所积累的财富不值一提。
“后者代表了一切，而前者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额外物。”“随着财富比例的增长，男人的地位……日以比女人重要。”“女性在世界史上的失败。”[7]于是，公有制和母权被废止了，私有制和父权取而代之。
因为拥有了可以传给后代的财产，男人变得越来越关心父权；因为这种最初分工带来的卓越地位也使得他们愈发加强这种分工。这种对于父权有意识的加强使他们 “掌握了家庭支配权；妇女则降至奴隶的地位，她成了性的奴隶和纯粹的生育机器。”[8]
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妇女全面沦为家务、性和生育的奴隶，在意识形态上，女性也被充分贬低。
而家庭，最终变成了一夫一妻制的、以男性为核心的单位。于是，家庭中产生了最早的阶级斗争。“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早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类比十分明确。男性持有更强大的物质基础。“丈夫是有产者，妻子是无产者。”这种状况在现代工业家庭中依然延续，：“丈夫必须谋生，以供养家庭，这就给丈夫一种无需任何法律特权的支配地位。”[9]
伴随着核心家庭同时出现的是家务劳动的私人化和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家事的处理丧失了自己的公众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私人服务，妻子变成了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参与社会生产了。”“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者隐秘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乃是以家庭为分子的集合。”家庭是“社会的经济单位”
从私有财产及父权制确立，奠定了家庭的基本模式和妇女的从属地位。
2.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压迫
2.1社会生产中的性别压迫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的产生，并最终确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0]
在生产关系中，人们越来越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对这一趋势形成阻碍作用的封建宗法的关系，被无情地铲除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生产力的发展、对以往旧的社会关系的扫除，将广大女性也纷纷抛入了劳动力大军。“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11]
至此，从社会生产的角度讲，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作为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共同的剥削。然而，以往妇女在家庭中的单独的剥削并没有随着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而消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吊诡的事实：虽然生产力的进步、机器的出现已经让妇女和男性在生产方面不相上下，避孕、堕胎、抗生素等现代科技也让妇女极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曾经导致原始社会时期男女分工的生理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缩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可是妇女在公共生产和家庭的再生产中仍旧受到压迫。
这一点雄辩的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会彻底消灭性别不平等，而只会消灭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那一部分（比如完全将妇女排斥在教育和生产之外），而且，还会保留乃至加强性别压迫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那一部分（比如同工不同酬，保留妇女无偿家务的责任）。妇女们发现他们肩负着双重责任：在社会上为谋生而工作，在家庭中仍旧要进行家务劳动。
然而妇女并没有因为加入劳动力大军而获得解放。她们所期待的教育平等、就业平等、同工同酬及伴随着职业母亲的相应状况，所造成的花费将干扰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以北美为例，1970年-1990年妇女的平均收入仍旧是男性的50%-70%，而2015年的数据显示，一名全职女性的平均年薪为1.11万美元，一名全职男性的平均年薪为2.06万美元。四十年来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一再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一再提高，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却几乎没有进步。
直到当代，尽管同工同酬、就业平等在各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是绝不会放弃压榨妇女的机会的。
妇女的平均工资仍旧显著低于男性，不仅仅是因为妇女受教育的限制，无法涉足高级技术、政治经济等领域。在一切领域，无论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妇女的收入都会更少。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
甚至在保险方面，妇女的权利也更严重的被侵害：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女性等于劣质劳动力的论断，无非是为了更残酷地剥削找一个借口——为了廉价，所以劣质。实际上，如前所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领域女工和男工已经没有实质性区别，还因为其便于管理而得到资本的更多青睐。被塑造为劣质劳动力的女工实际上是“优质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了众多资本的偏好。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业区“女工优先”“只招女工”的告示就是明证。
2.2家庭再生产中的性别压迫
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法律形式的确定，可是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平等的到来：
“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现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12]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必然会压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家庭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职能往往由女性承担。这一情况直到今天：
被访者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到99.99%。
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农村3～10岁的农村儿童中35.9%没上过幼儿园。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在业率为72%，比同年龄没有子女的女性低10.9%。[13]
实际上这种家务劳动在保证社会生产中至关重要，然而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它的重要性。甚至将它作为可有可无的“一件小事”。
在以交换为目的的产品和以使用为目的的产品之间，资本主义更看重前者，它蔑视家庭中的使用价值——往往是妇女的领域，以及该领域相关的特性——情感丰富，擅长育儿工作，等等。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排斥这种既不能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转化成商品的家务劳动。大多数女性发现，因为他们的劳动“不能赚钱”，因此是微不足道的。“女人的劳作不值什么钱，是无价值的，甚至算不上什么劳动。这种现象正是妇女地位低下的基础……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做家务的女人无法期望像那些为赚钱而工作的男人们一样受到重视。”[14] 因此，从事这种繁重又不受重视的工作的女性，在家庭中必然处于从属地位。
甚至当妇女进入生产领域时，她们从事的往往是“具有妇女特点的”的工作:育儿、秘书、看护、等等，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工作种类是不受重视的。
关于这一问题，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最有建设性的意见——家务计酬。这一意见和同工同酬一样，由于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负面作用而得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联合绞杀。
家务有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它助长了将妇女隔离在家中脱离生产的倾向、资本主义将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商品化，还加强加剧不平等的分工，让妇女们继续进行深重的异化劳动。扼杀她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下，这一提议将永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将代替这一提议。
2.3意识形态的全面压迫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压迫妇女，它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为这种压迫背书，合法化、合理化这种压迫；甚至更加残酷地为这种剥削创造新的有利条件：保留前资本主义时期野蛮的部分、或者将女性物化，进一步卷入商品经济。
可是，这和资本主义宣称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勤劳进取的精神，难道不相抵牾吗？
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15] 而这种需要每个人都对其负责的“天职”指的是：
“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
实际上，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而公平、正义、法治、效益等价值观，是依附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给资本主义精神、普世价值披上华丽外衣，也不外乎是任何统治阶级统治的惯用伎俩：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6]
资本主义的确给女性带来了远超以前社会形态的自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也真的是对女性的要求。
反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续而服务，那么它对封建制的、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并不是完全彻底的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替代他们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部分，但是保留可能对资本主义存续有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劳动力，提倡竞争精神，但是也不会放弃将妇女丑化成劣质劳动力的机会，不会放弃让妇女在家庭中无偿工作再生产劳动力的机会，不会放弃将女性物化创造性及相关经济种类的机会——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最大化的剩余价值。
所以，相对于男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描述、评判和规训标准往往是多元的、混乱的，看似矛盾的。这些贬低背后往往混杂着被保留的前资本主义的野蛮、资本主义功利的险恶居心。
男性的资本主义形象或者说判断标准是理性、进取、负责等资本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获取和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这种男性典型特征——竞争性、理性、善于操纵及统治欲——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性别歧视者的思想起着双重作用：颂扬男性特征/资本主义价值观，贬低女性特征/资本主义之外的诉求”。
因为，对于男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理想形象，通常来说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获得了社会财富和权利，男性就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化人格而受到尊敬。
资本主义对女性有两种主流描述：一种是认为女性普遍的无知、浅薄、不理智甚至神经质；另一种则是塑造了一种女性的理想形象——纯洁、贞操和温柔。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描述却有着共同的基础，第一种强调低能，第二种强调服从，暗含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对女性的规训中，获得资本主义成功的丛林法则似乎多少需要让位于她的家庭任务：她需要的只是忠于作为生产者的男性，做好男性的温柔的仆从——安心地承担自己的再生产任务。
资本主义不仅构建了这种刻板的低能服从的气质，还强调了母职。母职是基于性别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责任。以天职论的伪科学为依据[17]，基于性的生理特征，坚持并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这种分工加上抽象平等、爱的名义 、自主选择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形成了分工却号称“平等”的性别秩序。
由于母职的要求，纯粹的职业女性必然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异疯狂的。除非她们能够强大而成功的同时漂亮、善解人意、温柔顺从，能够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双重重担。否则她们的诉求便会被定义为额外的欲望，她们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将会被定义为自私和对母职的背叛。
实际上，不仅仅那些没能承担起家庭职责的女工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就连成功的女性资本家也会因为没有正常履行母职而受到广泛诟病。
不仅如此，女性具有了“物”的性质，在男权视角中欣赏女性品格、女性身体正是女性物化的表现。女性的性格似乎注定柔美，而女性的身体注定色情，女性完全是一种非人的客体，男性欣赏她们就像欣赏小桥流水飞禽走兽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对女性美丽的追逐在男权社会中和对财富以及商品的追逐是一致的。由此，两性关系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有一次的卖淫，有长期的婚姻，还有围绕彩礼和嫁妆的讨价还价。或者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消费文化（为了提高女性作为商品竞争力的整容、性经济等）。
值得指出的是，对女性的批判也体现了男权视角中女性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批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女性不遵守规训的批判，“犯义非正”“牝鸡司晨”就是对其争取独立自由以及与男人平等地位的批判。另一类是披着进步的外衣出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女性自轻自贱依附于人。
这种指责相当大一部分是客观的，然而脱离具体的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环境将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女性的软弱进一步上升为女性本性的软弱，就相当于脱离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长期剥削的环境讨论他们的精神贫乏从而找到无产阶级被统治的进化论基础一样，充满了布尔乔亚的恶意。对于一个被资本家榨干了血汗的工人，很多方面无法维持作为人的尊严；而同样为资本主义社会规训消磨了意志的女性，很多时候也无法树立进取的乃至革命的人生观。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对女性的贬低保留了以往私有制下女性形象的一部分，又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加入了新的压迫性的内容。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不可超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神秘的命定的性质。它在私有制中产生和发展，也会伴随着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消亡而消亡！
3.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妇女解放
3.1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妇女解放
关于性别压迫，恩格斯提供的解决方案是：
妇女应当充分投身到社会劳动大军中，从而摆脱“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的束缚，而家务劳动也应变成一种社会行业。这两点规划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解放信条。
接着，恩格斯认为“作为社会经济的单位的个体家庭”也将趋于消亡——这是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共同提出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
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公有，个体的家庭也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工业。孩子的照管和管教成为公众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切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
然而，经过以上分析，妇女进入工业生产领域，恰恰又是异化劳动盛行的世界。但是从私人的女仆转向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仍旧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仅是让他们在家庭中得以和男性分庭抗礼，部分地从女奴生活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的技能，尤为重要的是女性获得了作为无产阶级进而联合起来摆脱异化的可能。
“成为生产线上的奴隶并不是对厨房水池边奴隶的解放”[18]，但是却为解放提供了大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女性来讲，虽然在生产领域、家庭领域都受着私有制的剥削，在意识形态中也受到了贬低，但是，在家庭中单独地、分散地反抗私有制是无法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而在生产领域联合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地形式才能对私有制的根基进行有力的颠覆。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运动却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最早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成立的妇女组织，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和历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因其中充斥着的诸如种族对立、阶级对立的各种对立或者种种歧视而陷于混乱。
女权主义者经常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性别、种族等等诸多不平等的起源均是私有制，所以一再动员一切力量（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主要力量）消灭私有制。
当代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反对压迫妇女，但是，他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压迫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而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的这个问题上，彼此采用的概念也不一样。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妇女所受压迫是因为她们遭受到不公正歧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压迫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主要是由于男人对妇女的性和剩余能力的普遍控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女人受压迫的特点。[19]
在我看来，以上的女性主义者都十分敏锐——虽然他们捕捉到的往往只是现象。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能运用唯物的科学的手段去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本质；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问题的解释上是具有革命性的，不过对于“改造世界”的革命的行动的思考就少的可怜了。
当然，如果有“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妇女受到压迫的残酷性[20]、妇女解放运动的迫切性和妇女参与革命实践的必要性——那么他的确应该遭到来自人民群众和革命势力的批判。
女性的解放必然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相辅相成。女工、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等，都应当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军。甚至对于非无产阶级的女性也应当认真的审视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而妇女解放在阶级斗争中的形式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资本主义关系一旦改变，妇女在生产领域受到的压迫便会得到根本性改变——他们不再是生产的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将不会再有人有任何动机去剥夺她们在生产领域中的权利。她们将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产手段和产品，也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
在曾经的中国和苏联，妇女在生产领域享有的平等地位让世界难以忘怀。她们终于成为了生产的主人，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她们的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就业权与其说以一种诉求得到了谁的满足，不如说作为生产的主人，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这些权利。
3.2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革命中的妇女解放
可是，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妇女能够参与社会劳动而免于资本家剥削之后，妇女解放就完成了吗？换言之，曾经出现的中国和苏联，已经真正做到妇女解放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有着远超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自由，但是男女仍旧是不平等的。
黑人妇女组织领袖曾经尖锐地质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有妇女能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是谁在做家务活儿？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会遭到镇压？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社会化成长是否依照性别角色模式？在所有职业中妇女能否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的工资能和男人们相比吗？妇女在性和剩余方面有多大的自由选择权？
总之，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父权制社会，那么原因何在？
应当承认，这种状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是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承认这一状况：
尽管中国已经实现了劳动集体化、男女平等立法以及社会性的儿童保育等，但要说中国人真正地、根本地、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对妇女的态度，现在还为时过早。[21]
实际上，此时出现的男女不平等状况并不是特殊的。各种不平等虽然较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广泛的存在着。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剔除干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还存在，因而在这个阶段矛盾斗争还尖锐而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各领域。
而“革命胜利”指的是无产阶级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名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进一步消灭私有制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说“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而社会主义的矛盾的最直接和主要地展现依然是阶级斗争，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的斗争还存在。社会虽然名义上建立了公有制，但自发分工还将继续存在，因而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基础还存在，男女不平等也将存在。
简而言之，妇女们摆脱了生产领域中被资本家剥削的命运，而她所处的家庭也摆脱了作为经济单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命运，广泛的参与生产也给了她卓越的经济、政治地位。但是，如果不坚持继续革命，也就无法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就无法消灭私有制及意识形态残余，更无法推行进一步的家务社会化和打破男女分工。
毛泽东于1955年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明确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运动必须继续走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路线是逐渐消除三大差别，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逐步缩小社会分化。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对脑体差别消除的尝试，是对官僚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克服。提升劳动者文化的夜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迅速普及的基础教育也是对脑体差别克服的尝试。
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标志着妇女解放的胜利，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使妇女解放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过渡时期，妇女对与生育权、婚姻权、教育权、就业权的捍卫，这是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残存势力的反抗；也应当坚持斗争，争取家务社会化、教育平等和就业平等的进一步平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革命。
除了继续革命的一般内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打破妇女的自发分工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这项措施不仅仅会让妇女在生产领域中获得平等，更能解放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剥削。因此对于妇女仍旧必须承担的家庭职责，不能仅仅作为旧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加以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应当作为私有制的一部分采取积极的革命手段加以消灭。
在中国上一次社会主义建设中，迫于生产力的限制，建立工业基础的紧迫性。无法及时采取全面的家务社会化的措施，男女分工也就没有办法消灭。因此，女性在生产领域固然是得到了解放，但是在家庭中的解放大部分是来自于经济地位提高的必然的后果，而不是对这种私人家务社会化的成果。
实际上，消灭这种私有的家务也非常的容易，以当代的生产力像育儿、养老、烹饪、缝纫等工作应当全面社会化，而清洁等工作由于各种全自动机器的普及，也会被缩减到最小（资本主义发展让我们见识了洗衣机和吸尘器）。
与之并行的是政治力量保证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样面向全社会的教育主要是说明一件事：将家务保留在妇女身上，是对私有制的压迫形式。应该使家务充分社会化，没有社会化的那一部分，也不能全部压在妇女身上，应该整个家庭共同承担。
而家务社会化之后，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妇女仍旧被固定在社会化的家务领域。比如育儿、养老，烹饪等。这种自发分工又该如何克服呢？和继续革命中消灭分工的形式是一样的。
首先就是收入均等。妇女作为所承担的繁琐且繁重的工作，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加以承认。育儿、养老等工作不应像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被边缘化。一个作为幼儿园老师的女性，和一个作为大学教授的男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工资不应差别悬殊。
参照对工人阶级开放教育和管理岗位，对于妇女更加意义重大。封建社会妇女没有受教育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尤其是无产阶级女性）多少也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实际上，在上一次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妇女曾经广泛参与了许多领域，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女科学家普遍涌现。然而，随着继续革命的失败，妇女解放失去了政权的保证，所以我们发现，妇女被排斥在许多领域之外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又加强了。
3.3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任务
如上所述，妇女在经济的、政治的方面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妇女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妇女解放的每个阶段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应当指出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压迫，是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的最终产物，应当被特别的加以肃清。
A.革命的观念的树立
无论是平等地参与生产获得经济政治地位、还是进一步打破分工获得在家庭中的实际平等。都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继续革命获得政治保证。
而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女性。然而由于私有制对各阶级女性的压迫，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门类的女权运动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不同程度地把她们团结起来。除了对于少部分资产阶级女性，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妇女解放理论都是具有说服力的，其蓝图更是有竞争力的。因此，广泛的革命观念的传播，必然会在妇女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以往的一切对女性压迫的理论中，往往只将女性看作承受苦难的群体，却不把女性看作革命的力量。发动更广泛的女性参加更广泛的生产和政治实践本身就对妇女解放有着重大意义。
参与革命，并不是她们作为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姐妹的一种深明大义的跟风、一种高风亮节的牺牲，而是她们作为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女性一种主动的抉择，一种对几千年父权制压迫，几百年资本主义压迫的绝地反击，一种自觉主动的挑战和颠覆。
这在娘子军连歌的两个版本中得到了说明：
原始版本的红色娘子军连歌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主动性：
打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
我们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而改革开放的叙述中，虽然也有这一章节，但是妇女的行动显然是一种附庸，是一种被动的跟风行为：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缺席了具有革命观的妇女，就像缺席了具有革命观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妇女解放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B.平等性别观取代差异的性别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社会活动中，两性的差异更多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对差异的强调，往往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而是一种歧视与限制。而强调男女差别的进一步是以尊重差别为名的压迫。将女性排除在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压迫行为便有了“照顾女性”“不适合”等等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
资本主义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对女性生理差异的“照顾”永远体现在压低工资和无偿家务劳动上。这种“尊重差异”是明显不符合妇女自由发展的意志，更不是妇女发挥主观能动性联手争取到的。
妇女的平均劳动时间更多，而平均工资永远更少。承认差异的口号如果只是资本主义噱头，那我们就干脆消灭它。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她们有着先天的不足，就像无产阶级目前的确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力量，不能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主人，不能成为领导者和建设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顶半边天”强化平等而弱化差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也曾经被广泛宣传。
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铁姑娘”式的男女平等是以男性为中心和以男人为标准的平等，并没有考虑妇女的特殊性。
这里的分析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对女性平等抽象地肯定，具体的否定，在更高的层面上仍旧认为女性是劣等的。她们应该作为客体被小心翼翼地照顾起来，她们的生理不能承受“铁人精神”的社会主义贡献，他们的心理也不能承受动荡不堪的政治斗争。
这种思想应该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加以肃清，特别还有着诸多国家还存在着的封建的野蛮的参与。
因此，以平等的价值观代替差异的价值观，实际上本质是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
C.社会责任取代家庭责任，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
对社会责任和集体主义的强调，应该成为妇女的道德取向和审美取向，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由于妇女的特殊性，这一点应该特别地加以强调。“家庭责任”是以往的各种社会形态限制妇女参与革命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极为恶劣的意识形态。
而“个人主义”消解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革命时期，它往往使妇女的不满沦为分散的反抗，联合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就变得不可能。
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十分注重对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强调。在妇女方面，更应当尤其重视。
D.理想化的人（革命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替代理想化的女人
如上所述，“女人”本来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这个概念的存在目的就是对女性贬损和规训。所以当女性对这样的意识形态奋起反抗时，在没有崭新的理想化形象之时，她们发现只能进行一种亦步亦趋的模仿。强悍的能力和意志品质仍旧是男性的专属品质，庸常如过去的花木兰们“安能辨我是雄雌”到今天职业女性自嘲又有些许骄傲的“女汉子”的称谓，仍然将诸多优秀的品质和“男性”捆绑。
甚至“革命之鹰”罗莎卢森堡也曾半开完笑的说，如果她和克拉拉蔡特金遇害，应该这样写墓志铭：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
女性在革命中成为了革命者或者建设者而克服了异化，并不能庸俗化为通过模仿男性、成为男性而得到解脱。
所以，既然需要抛弃旧世界理想化女性的形象，就要重建出新世界的形象——而性别在这个形象里正是不应当被突出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理论过渡到现实。盘点当代的女性解放运动，讨论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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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
[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4]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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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7]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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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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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2] 恩格斯 《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
[13] 宋少鹏 《女权？还是要讲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14] 玛格丽特·本顿 《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
[15]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6]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
[17] 关于母亲是否在家庭中承担比父亲更多的作用，不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科学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8]达拉科斯塔 《妇女和公社的瓦解》
[19] 阿里森·M·贾格尔《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
此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女性主义者的不同流派，与笔者所述有区别
[20] 有人号称今天已经达到了“妇女解放”或者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达到了妇女解放，这是不客观的。
[21]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