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政治神学断篇 | 乌尔姆×疫病时期的哲学
冠状病毒政治神学断篇
作者：🦆
口罩与面具的同源性提醒我们：无论是亚细亚祭祀的野蛮，还是欧罗巴主体的消散，戏剧表演意义上通过面具的主体获得都已经不再可能。裸露的面孔只有在面临死亡的时刻才能感受到单一性（singularité），即信仰（croire）层面的人-神关系。其余时间，裸露面孔都只是自恋的表达，甚至有一些淫荡（obszön）。这与东方以佩戴口罩为特征的总体性（totalité）并没有本质区别，其基础是一种确信（savoir）——神圣历史已经展开（Messie est déjà arrivé）。口罩与面具带来的匿名性同样拥有主体解放的潜能，但在使人活为目标的生命政治之下，每一副面具都只是一份数据。
保罗·佛斯特(Paul Fürst) ：《鸟嘴医生》(Doktor Schnabel von Rom)
疫病时代掌握知识（savoir）的群体是医学专家，他们恰恰是生命政治/利维坦国家机器的操作员。在诸多层面，我们都有理由将医学专家-病毒-主权的联合视作敌基督与拦阻者（katechon）共同演出的戏剧。【本文只在模仿基督的层面上谈论敌基督】。医学专家通过“保持距离”的命令，模仿了基督用言语治病的能力，但用“隔离”颠转了“触摸”。隔离和禁足同样模仿了安息日的律法，但活的盼望是活死人的一种颠转。甚至阳台上的鼓掌也是用自爱与自我保存来颠转“爱你的邻人”。
用隔离和禁足对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瘟疫确实有效，这是生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面对启示录级别的大瘟疫，知识专家是否能给出同样的药？博斯（Abraham Bosse）1651年为霍布斯《利维坦》所作的卷首铜版画藏着一个惊人的细节：山脚下的世俗之城空空荡荡，但有两名鸟嘴医生站在教堂旁！他们在消毒吗？城内居民在自我隔离吗？有可能。这是寻常的瘟疫场景中利维坦的职能。但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主权者身上挂满的小人，感受他们攀登天梯的姿态，就会意识到生命政治延缓启示录用以积累义人数目的历史已经终结，“事件”意义上的终末时刻发生了，“利维坦-拦阻者-敌基督”的联合被真正的上帝国所取消。
十方：《利维坦》
病毒在何种意义上是敌基督的工具？病毒不承认主权者，并以加冕（corona）和受膏的方式对基督进行模仿。在例外状态中，病毒暂时切断了自由主义利维坦“敌基督-拦阻者”的联合，绝对普遍均质国（Gesellschaft）的敌基督形象破灭，仅仅保存部落大地法（Gemeinschaft）的拦阻者形象。在终末之前，敌基督骑着利维坦的经典主权戏剧会一直上演。
世俗领袖此刻忽然找回了主权者的幻觉，战疫（nous sommes en guerre）而非抗疫（nous sommes en lutte），关闭边界而非全球政府，都揭示出陆地与海洋实质上的结构亲缘性。欧洲迷失在寻找起源的航路上。当自由流动的资本卷入漩涡、人类命运共同体撞上冰山、全球化的虚假盼望短暂退潮，我们发现自由海洋掩盖着的不过是龟裂的大地，欧洲搁浅了。
国家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拦阻者仍保留了异教残余。保罗克利的《新天使》诠释了拦阻者的神魔（Daimon）特征：历史的天使想要修复眼前的事物，但其利爪又制造了残垣断壁，它的眼神公正又哀伤——既损坏又修复，既封锁又治疗，既训诫又哀悼。在进行对比后，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厉害了，我的神魔。没错，“好的神魔”（eu-daimonia）是会让人产生我们最幸福（bonheur）的感觉。
保罗·克利(Paul Klee)：《新天使》(Angelus Novus)
但利维坦所设想的并非以共同服役/疫（com-munis）为基础的共同体（communauté），而是以保持距离为基础的社会（société）。霍布斯式自由就是避免碰撞，避免接触，因为接触（contact）会造成传染（contagion）。如此看来，似乎原子化社会可以有效防止原始共同体建立政治所要求的一同杀人。但社会之下隐藏了自然状态，一旦全面内战（guerre civile）爆发，在利维坦的形象之下一定会有共同犯罪（com-munis），即封锁、歧视、罪化与殴打。
是否可能设想一种真正的无接触——即真正的安息？我们必须意识到对家（oiko）的错误认知已经严重束缚了精神自由。资本家躲进了乡间别墅、家庭暴力在居家隔离中找到出口、政府关闭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所，这都是经济（oiko-nomia）和生态（oiko-logia）父权制的必然结果。已经披上了一层肉体的束缚，还要再给家装上篱笆，人类无非是忘记了在大地流浪的本质命运。首先应当向被法秩序排除在外的无家可归者（sans-abri）学习难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