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成立

　　本文摘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编著的《基金》。

　　一、设立基金部

　　1996年10月，证监会启动基金部筹备工作。1997年10月6日，中国证监会党委正式决定设立基金部，抽调7人保证基金部的初步运转，为基金行业的制度建设与监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7位行业奠基者分别是黄红元（时任基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李正强、李霞、王雪松、王彦国、刘建平、李佩霞。

　　嘉实基金董事长赵学军曾感慨，中国的基金业就是由监管部门一手推动的。

　　在推进公募基金业起步的千头万绪中，中国证监会是行业核心的推动力量。上至主席、分管副主席，下至基金监管部，事前胸中已略有蓝图，大致勾勒出了行业发展的新模式：从一开始就向国际标准看齐，高起点设计基金管理公司的架构和运营、风控、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形成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对从业人员也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准入制度。

　　二、中国证监会成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

　　1997年11月14日，就在当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几天，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结束了之前无法可依的局面，宣告了规范化新基金时代的到来。

　　《暂行办法》共分7章57条，涵盖了基金公司的申请设立条件，基金的募集、交易，托管人的职责，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运作与监督管理等基金运行的各个方面。

　　而从监管体制上来说，这个办法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将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从此，中国人民银行基本退出了国内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管理。

　　这是中国基金业监管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而随后的若干年，随着《基金法》的颁布、修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创投基金等各类基金的监管职责也陆续被划转至证监会。在国务院统一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背景下，除了基金监管相关职能外，相关证券公司监管职能也全部被划到证监会，按照“人随业务走”这条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原有负责相关业务的部门整体划转至证监会。

　　三、第一批公募基金从业人员

　　1997年12月，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莲花山庄，中国证监会组织的第一期基金从业人员培训正式开班。若干年后，有人评论，此次培训相当于基金的“黄埔一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公募基金从业人员。

　　培训班基本囊括了当时将跨入基金业的各家机构人员，主要是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人员，证券公司有华夏、申万、国信、大鹏、海通、国泰等，信托公司有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每家筹备单位派出5人，学员名单中有诸多日后为人熟知的名字，高良玉、韩方河、谢卫、陈勇胜、邵杰军等均在其中，此外还有银行等相关机构人员。

　　在当时，基金还是个新生事物，将要试点的新基金还只存在于构想中，去参加培训的很多人最后也没进入基金业。与当时令人羡慕的证券公司相比，前途未卜的基金业自然会让稳重者止步。

　　当时任职于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的谢卫带队前去培训，与他同去的4人，其中只有裴勇在多年后短暂出任过银河基金总经理一职，其他人没选择进入基金业。

　　邵杰军回忆说，培训班从香港、台湾等地请了一些专家来授课，基本上讲授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但在当时大家对基金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系统的培训仍让人受益良多。最后的一场考试令他印象深刻，满卷都是问答题，每个人都被发给好多张答题用的白纸。可以想象当时考生的心情：这是要让他们写满每张纸吗？

　　在结业典礼上，证监会分管副主席亲临现场讲话。他从相当高的高度，清晰地阐述了基金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剖析了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的不同之处，最后又介绍了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基金业的路径。

　　在讲话中，他其实已经透露出监管部门对发展新基金的思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上规模，高起点。

　　不但新基金的规模要比老基金的规模大，还要逐渐试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多只基金。

　　事实上，在1998年启动新基金试点工作后，一只基金的规模就达到了20亿元，这是之前的老基金远远达不到的。

　　最后，这位副主席用美国共同基金彼时4万亿美元规模的数据描绘出中国基金业美妙的前景，他将中国基金业比喻成一轮刚刚升起的太阳，以此来激励在座的人员，要培养出中国的富达基金。

　　一席话讲完，底下掌声雷动，奋斗的激情，面对全新领域的忐忑，在掌声雷动中交融。

　　也正是在首期培训后，试点新基金公司的筹备进入快节奏。而老基金在《暂行办法》颁布后及后续金融工作会议定下的整顿金融秩序的基调中，即将迎来涅槃重生。

　　四、搭建中国基金业的底层运行法规框架

　　1997年10月，基金监管部开始筹建，按照当时的要求，在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就要试点成立新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基金产品。

　　留给监管者的时间非常紧张，必须在几个月之内推出各项配套规则体系，比如基金公司申请设立规则，产品该怎么发行、管理、运作。

　　当历史循着既定的逻辑演进至这一时刻，基金部从各方抽调而来的年轻人，幸运地成为时代意志的执行者，同时，他们也注定要承受行业拓荒期的巨大压力。

　　北京大学法律系出身的刘建平，在后续的法规制定中担纲了重要角色。1996年加入中国证监会的刘建平，在法律部法规处已磨炼了一年多，主要工作就是参与起草相关规则。

　　年轻的莫泰山适逢其会，加入中国公募基金业草创的历史进程中。当时他还未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被推荐给证监会，面试后被选派到筹建中的基金监管部，1997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参与筹建工作。当时基金监管部还只有刚开始筹建时的7个人，莫泰山就是从外部引入的第8个人。

　　说起来，莫泰山加入基金部，多少跟他在校园里的经历有关系。20世纪90年代读大学的学生可能大多数都做过勤工俭学，莫泰山在学校时就曾替校外的书商编书。

　　恰巧，他当时领到的任务就是编写与基金相关的书籍，那个时候，基金相关的资料很少，也没有互联网可供搜索。于是，莫泰山靠泡在图书馆摘录诸多国外的基金资料编完了这本书，挣了几千元钱，不过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他的基金之路。

　　在学校时无意中埋下的一颗种子，让莫泰山从此与基金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证监会刚入驻金融街，莫泰山第一天去报到的时候，发现金阳大厦旁边还是泥泞的工地。基金监管部的筹建办公室，就设在大厦4楼北侧的4011室。

　　这间不大不小的办公室，即将见证基金行业的诞生和发展，见证基金行业的很多个“第一”。而在此之前，这里不仅是基金监管政策起草和酝酿的地方，又俨然是筹建中国基金行业的大本营。

　　第一批基金公司将由谁发起设立？第一批基金产品是什么类型？第一份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将披露一些什么内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酝酿并最终揭晓。

　　在基金部老同事的记忆中，自《暂行办法》发布后，这些准备工作就在紧张而有序的节奏中推进。当时筹建人员在李佩霞处长的带领下，正忙于新公司试点事宜。刘建平当时领受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制定相关配套规则，比如基金公司、基金设立申请与审批规则、监管要求以及相关申报文件的内容与格式指引。

　　限于国内资料的匮乏，刘建平等人在规则起草过程中，四处请教海外专家，查找英文法规资料。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就是天天加班。

　　为解决人手紧张的问题，证监会从沪深两个交易所借调了徐明、牛文婕以及陈文权等精兵强将。在莫泰山到岗之后，包括尚健、何斌在内的其他人员也陆续到岗。在扩充人手的同时，各项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

　　规范基金运作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基金契约，也即现在所称的基金合同，是明确基金契约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基金运作、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文件；一个是招募说明书，针对基金发行、申购赎回、托管、投资等做出了更详细的说明。

　　这些文件怎么写，行业都没有经验，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内容与格式来指导从业机构。

　　借鉴中国香港及其他发达市场的经验，基金部筹备人员决定采用指引的形式规范这些法律文件的格式，同时制定基金运作规则，方便新成立的公司按照指引要求进行统一规范。

　　刘建平回忆，除了指引外，证监会刚开始发布规则时，更多采用的是通知的形式。虽然通知的法律层次不太高，但是它管用，时效性强。

　　于是，在《暂行办法》发布仅仅一个月之后，1997年12月12日，证监会即发布了《关于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申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申请设立基金公司、发起基金的程序。

　　12月18日，证监会再次发布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一至四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基金管理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指引》。

　　至此，中国基金业的底层运行法规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成。

　　五、催生第一批基金公司

　　但接下来，是一段更忙碌的时光。

　　到新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的起草，又是一道坎。

　　这两份文件将是试点新基金的首秀，不仅将接受市场和公众的审阅，还将约定今后很多年基金运作的纲领、原则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要尽可能考虑到各种情况，显得格外重要，需要认真谨慎对待。

　　万事开头难，第一批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面临没有多少可借鉴材料的窘境。现任银华基金总经理、南方基金相关文件的起草人王立新向《中国基金报》记者回忆：“基金开元的招募说明书，就是我和当时的同事李旭利以及基金部的领导一起，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写出来的。”

　　王立新所说的基金部领导，其实正是王雪松和莫泰山。

　　监管部门以基金公司的申报材料为基础再次进行修订完善，南方基金的起草人是王立新和李旭利，国泰基金的起草人是钱华和丁昌海，他们根据内容与格式指引而拟定提交的草案厚达近百页。

　　对这件事，莫泰山同样印象深刻：“我们以南方的材料为草本，希望修订出一个通行的范本。”

　　在他的印象中，对草案进行了不下几十遍的修订。由彼时基金部市场处的王雪松处长领头，莫泰山和基金公司材料起草人员一起通读材料，然后一起逐句、逐字审阅，边看边讨论、修改，往往是通改了一遍，觉得完善了很多，再读一次，又发现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终成文的招募书除了申购赎回等技术细节外，还包含了基金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方法等基本思路。“文字上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比如是使用‘基金份额’还是‘基金单位’，这样的措辞都要反复推敲。由于试点工作总体安排时间紧、任务重，在那一两个星期里，经常改到夜里十二点、一点。”

　　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基金公司主要发起人为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最近三年连续盈利，每个发起人实收资本不低于3亿元。其间，正逢国内证券业清理整顿，不少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被查出有挪用客户保证金、私自发债等行为，失去了发起资格。候选筹备人中，国泰证券、南方证券、华夏证券脱颖而出。

　　1998年一开年，基金部就在李佩霞处长的带领下，为首批新基金公司的设立申请忙碌起来。1998年2月5日，证监会发出《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同意筹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基字〔1998〕1号文），批复同意由国泰证券、中国电力信托、上海爱建信托、浙江省国际信托四家机构，联合发起筹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日发出的2号文，批复同意南方证券等发起筹建南方基金。

　　注1：本文摘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编著的《基金》，特别感谢！

　　注2：本文封面照片取自李红娇朋友圈，特别感谢！

　　注3：本文将归档在本公众号的“公募基金－基金历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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