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我会走进那个甜甜圈
陈冲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演员，单纯只是想留在上海。
陈冲出身世家，父母都是医生，她也从小被期待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甚至是继承家学，成为一名医生。在常人的理解中，陈冲背离了家中的传统成为了一位演员。我问她，当时选择成为一名演员，是不是对家庭的一种背叛？陈冲听了这个问题，笑了笑说：“你们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哪里有得选？”陈冲说自己当时的选择是 0，命运被时代左右，自己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时值特殊时期，从小在上海长大的陈冲看到了比自己年长的朋友和邻居，纷纷背井离乡去插队。正是因为能进入上影厂，她得以留在上海。这本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陈冲的哥哥成为了一名职业运动员，按理来说，怎么算都要轮到她去外地了。
陈冲喜欢上海，喜欢这座自己长大的城市，熟悉自己长大的街区和老邻居，喜欢人和人之间密切的连接。咖啡馆老板认出她了，上来打招呼，对方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喜爱，“您好，这里还舒适吗？”陈冲紧忙道谢，“谢谢，舒适。”露出了笑意。老板没直接说出陈冲的名字，怕惊扰到她，也没有显露出十分狂热的情绪，一切的分寸都恰当。
“留在上海是我当时的梦想。”陈冲说这不是一个理想，因为理想说不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而梦想只能想一想。1975 年 14 岁的陈冲通过选拔，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两年后被谢晋选中出演《青春》，走上了演艺之路，后来她到美国学习电影，成为了一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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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真是不懂当时的人在面对什么。”陈冲反过来想，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也没什么选择，在 AI、同侪压力下，似乎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
采访约在早上十点，陈冲说就在她家附近的咖啡厅，具体是哪一间不知道，到时候再找。
陪父亲吃完早饭，陈冲准时出现在路口。正愁找不到她的我们，一抬头就看到她正正好好地站在约定的路口。两条纵横交错的路交叉，组成了一个十字路口，陈冲一个人站在路口寻找我们。这里被外界认为是对上海最具有想象的几条路之一，沿路是大片的法国梧桐，和一个个精致散落的小店。
陈冲发在微博上的照片有时是大素颜，这次采访她也没化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这条街就这几家咖啡馆，另外一条街会更多。”陈冲在这里长大，她看了看街边的店铺，一边和朋友在语音里约着要去武康路打个麻将，“那是最网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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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陈冲回到国内，想多陪陪父亲，重新住回了自己长大的地方。每天陪着父亲看电视，两个人话不多，看到屏幕上的电视剧，她有时会皱皱眉头，也不太说话，还是看下去。2021 年，陈冲的母亲去世，她把回忆母亲的文字发在微博上，感动了众人。她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给自己留个念想，这是她第一次经历如此重大的失去。这正是她动了心思，要回上海陪父亲一段时间的原因。
回到上海，陈冲觉得熟悉又陌生，有些地方她还是需要小心寻觅。在她看来，上海就是一座八卦的城市，而八卦就是最好的历史。在上海，人们的生活藏在亮丽背后，在每一条弄堂里，在每一个城市的缝隙里，那里才是普通人承受自己生活的地方。“《繁花》就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小说。”上海通过密集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可以缓冲的地域，陈冲说，“上海还是有个人生活空间的。”
陈冲就兀自地站在路口，没有什么助理和随行，身上都是黑色，除了一块醒目的红表。陈冲参与拍摄的短片集《世间有她》上映了，她拍摄了三个短片中的一个，一对因为疫情相隔两地的情侣依靠手机维系情感，陈冲用了特殊的影像形式：全片大部分段落都用黑白完成，包括两位恋人各自的日常生活，只有出现在手机里的彼此是彩色的。
陈冲借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她对过去两年现实的思考，疫情中隔绝成了常态，人类是黑白的，手机是彩色的，手机成为了当下最有温度的东西。
疫情发生后，陈冲一直想拍点什么，她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作者的宿命，她的第一直觉就是想记录，不吐不快。疫情刚发生，朋友传来几张艺术家画的哥本哈根街头，空无一人，透露出一些隐秘的可怖。
陈冲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手机像是人和人的交汇点，当技术穿越物理上的隔绝，情感和关系都汇聚在这个点里。陈冲关心着现实，也关注着变动。她越来越觉得未来是可怕的，它像一股强大的力量向每个人砸过来。
她对未来充满了忧思，在算法和 AI 面前，人成了弱势，人性逐渐消失。作为创作者的陈冲能清晰地体察出未来，但她也无能无力，甚至不知道自己能预见未来这件事是不是徒增了烦恼。“未来太强势了。”陈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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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这个短片，短短两年陈冲对拍片的热情就很少了，“很淡了”。但是在说起自己喜欢的电影，比如《小城春秋》《柏林苍穹下》《红》《白》《蓝》《修女艾达》的时候，陈冲还是激动地上身前倾，仔细体察还能看出她的脸部在抖动，语调也明显提升了。
而电影确实在她的人生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当时放弃一切到美国去，陈冲每每感到孤独就躲进电影院里，她把所有的困苦放在一边，就跟着电影走，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让她感到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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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在疫情后的一段时间，好像电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有的人说电影还是重要的，只是电影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电影院对于电影意味着什么？我们还需要电影吗？
陈冲 ：没有电影院怎么会有电影呢？怎么看电影呢？没有电影院就看不了电影了呀。在家看的不都是视频吗？怎么叫电影？真正的电影是为大银幕创造的。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是两个媒介。
《WSJ.》：过去几年，你会定期看新片吗？
陈冲 ：每年奥斯卡评奖的阶段，我会看不少影片。但是我很少追剧，有极少数看了几季的，大部分我也就看一季，不会再看第二季。我不是为了追求某一种情节去看戏的人。作为叙事的人来说，我们最大的责任是要讲故事给你听。
我的兴奋点不在那儿。一个戏情节真的好紧张，我追得好紧张，我也会有这样的愉悦，但让我激动的往往是某一个电影工作者展示了一种时刻，这个时刻我好像以前没有太多地看到过。
比如《柏林苍穹下》，天使突然懂得了人类的欲望以后，镜头给到马戏团的女演员，哗一下出现了色彩，那个浓郁的色彩，天使看到女演员坐在那里的样子，你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哇”，自己之前没看到过这些时刻，你会很激动。
所以我不太会用看片或者看剧来消磨时光，有些东西看多了会受不了。我经常在家陪我爸看抗日神剧，我们也没什么太多话讲。但有时看电视非常折磨，有种被强迫吃垃圾的感觉。但一些经典的电影，我会无数遍地去看。
有一部黑白电影拍得很好很好的，叫《修女艾达》，导演是波兰的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还有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和《十诫》。在我人生不同的年龄，重看这些电影，会给我一些新的体会。还有伍迪·艾伦的电影，尤其是早期的，我也爱看。
在我导戏之前，我也会回去看一些我喜欢的导演的作品，提醒自己电影应该是什么，什么已经过时了，什么已经被人表达过了。比方《美国往事》，要看长的版本。我也很喜欢这位导演拍的其他牛仔片，这些片子提醒我电影的可能性，逼迫我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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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你会被这些东西限制到吗？
陈冲 ：没有啊，这些电影是帮你开阔的，它们会帮你去回味自己的体验。
当时在构思这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所谓的现实世界跟手机中世界的关系：“现实”是黑白的，手机是彩色的，因为手机中的世界似乎比现实更真实，更有温度。尤其在疫情中，隔离在家里，一切信息和温情都来自于手机屏幕，与别人的矛盾也来自于跟网络中其他意见的不合，甚至维持生命的食物都来自于手机。当时想到我拍的一对恋人是分居两地的，其实放逐感是疫情当中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处于放逐的时候，所有东西的温度都在手机里。怎么样才能在恋人不同框的情况下，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投入到他们的爱情当中去？在黑白的世界里，观众的焦点和情感会跟着恋人一起投入到彩色的，也就是最有温度的那一个点里面去。
虽然这个东西被《柏林苍穹下》已用过了，这个不是形式上的东西形式上有黑白、有彩色，但它是一个强烈的感受。一个天使看人间是黑白的，他一旦获得了人类的欲望以后，温度、体温都出来了，这是给你的一份强烈感受。不是说我随便就去弄一个黑白，随便去弄一个彩色，形式上、视觉上好玩，而同时也是有机的、内在的。我从中得到的灵感是形式为我带来感受，而不是形式本身。
《鱿鱼游戏》绝对是参考了美国的《饥饿游戏》，但把它消化进来以后，用民族性很强的、属于韩国的那种巨大的压力、生活压力表达出来的一个更浓缩的东西，也是一个更直接的东西。
它是消化了之后有所见解，并不是说被它威慑到了或者限制到了，而是说它提醒了你，要跟自己最敏感的这根神经连在一起。为了这个短片我其实找了不少故事，它属于大银幕的元素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要拍，而必须有一个属于大银幕的元素。
《WSJ.》：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住在美国，你当时会面对一种精神危机或身份认同的危机吗？
陈冲 ：当年很多人觉得我去美国是叛国投敌去了，很少有人会想到背井离乡的代价，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牺牲。我成长的所有记忆，每一条街，每一条巷，每一个人，你所有认识的，一切的一切你要弃了而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有些人选择了去付出这个代价，成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爱与思念会因此变得更强烈，在任何有机会的情形下都会想报效祖国。
《WSJ.》：回到上海之后，这个城市和你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
陈冲 ：那当然太多区别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住的附近还是有很多可以认得出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被拆掉了。现在的浦东很有科幻片里的那种感觉，前几天去了一次前滩，哇，都是全新的东西，那么新，那么好的建筑。
回到以前的弄堂里，我认识的人，普通老百姓还是过着同样的日子，在那些特别光鲜的东西底下，他们过着最平常的日子，承受着每个人自己的命运，跟这些那些亮丽的东西没太大的关系，日子是在这些东西之外的地方。每次到外滩我都挺感叹的，那么漂亮，但日子不在那里。
《WSJ.》：过去几年，从《尚气》到《妈的多重宇宙》，从《别告诉她》到《摘金奇缘》，似乎华裔主题在美国影视产业中的身影越来越多，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陈冲 ：好莱坞比较左的，民间排斥什么，它都会觉得需要自己来弥补。好莱坞是会表示歉意的。当然这必须有市场，你能够发展出一个市场。就是有人看，不能老亏钱吧。那就会越来越好。
现在有一些东西是挣钱的，有一些东西没有，那就要看将来是不是可以成为电影工业的真正的一部分。好莱坞特别讲究文化，有没有深刻的理解？并不一定，但是你至少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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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你看过《妈的多重宇宙》了吗？
陈冲 ：看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看，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挺傻的，可能要更年轻的人才会更适合它。有些地方重复太多了，太长了，但仍然好看。
《WSJ.》：你会走进那个甜甜圈吗？
陈冲 ：我会，我经常走进去，在我脑子里。
电影工作者如果做到了一种统一性，你应该完全跟他走。这个是技巧，要消除你的怀疑。它有一种统一性，如果它给你的世界是统一的话，你会原谅它的一切，这个是无所谓的。我觉得大部分观众的确原谅了它的一切，所以这个是成功的地方。可能有的人觉得这片子有一些问题， 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很好。
《WSJ.》：过去一段时间女性议题成为了国内很热的议题，电影中也有越来越多相关题材，你怎么看？
陈冲 ：有了这样的话题当然是非常可喜的事，但女性题材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商业化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很多人觉得女性电影就是女导演拍出的电影，或者有女性参与其中的电影。好多女性创作者，已经长久被奴役，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一个真正对女性最尊重的声音了。
因为你难免被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种族所影响和限制，有一些男性也可能拍出女性题材。女导演从数量上毕竟少，如果说有 100 个男导演的话，可能只有 5 个女导演，比例肯定就小，那获奖比例也小，关注度就小。
《WSJ.》：当下是撕裂的，比如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很难理解二三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境遇，经验被割裂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冲 ：这个没什么，我们都可能会跟一群人共情多一些，跟另一群人隔离起来，其实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艺术要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更为令我激动的是一些非典型的人物。
在大数据时代，人群变成了数据，我们正在渐渐地失去人性。可能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未来非常强势，未来有非常大的一种未知，这是一股很难抵御的力量。
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很大程度上被人工智能左右，程序或多或少地决定你视野中出现的一切，因为是程序日常推给你感兴趣的东西。对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我们也许更敏感地体察到正在逝去的某种品质。
《WSJ.》：你在《上海文学》上有个专栏，很多人也投以赞誉。对于电影和文字不同的介质而言，有什么样的不同特征？
陈冲 ：电影是一个一两百口人才能做的事情，写东西是自己在家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情。从创作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和享受。我看了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她写了一些自己的历史，诚实到这样才有力量，在有些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挑战，需要诚实地去面对自己，要不然的话也就没意思了，就没必要了。
《WSJ.》：你发在微博上的一段写母亲离世的文字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为什么当时想把这段文字发在微博上和公众分享？
陈冲 ：母亲是一个很天才，很可爱的人，但她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人，一生非常谦逊，非常淡泊。因为涉及死亡证明和停发工资，母亲之前单位的领导听说后，就要办追悼会。哥哥坚持母亲本人说过不办追悼会，领导们就去了火化的地方送一程。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淡泊的人。
我是想留一个念想吧。的确是这样一个重大的结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种失去。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结局，但是仍然令人悲痛欲绝。
《WSJ.》：似乎越来越只有一种美存在，大家都要向一种方向雕刻自己，大家都感觉到了不适，但是却不得不依旧这样做。做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陈冲 ：过去我们都很闭塞，一个村子跟另一个村子其实接触也不多，跟外面接触也不多，就有自己的一个样子。
因为某一种闭塞，会形成一种审美的原始力量。在我们这个被 AI 驱动的世界里，你接受的是同一种东西，同一种被人认为是很潮的东西，人的确挺难拒绝这种同侪压力，我觉得挺难的。更多的人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人就变成羊群了，羊倌是少数人。即使你认识到这个事情，但依旧很难认识和接受自己。
很多人误认为，某一种网红的东西便是他们应该追求的东西，就把自己伪装成某一种时髦的样子，而失去了自己本身独特的品质。我也经常觉得真实的自己不够好，有时也免不了伪装，但是越老越感到最好的策略是干脆坦然，把认同与接受的负担交给我面对的人，大家都少浪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