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是每个人都应该补上的一堂课
01
“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
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
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
“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
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
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02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
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
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
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
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
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
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
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
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03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
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
“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
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
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
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
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
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
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
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
“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
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
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
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
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
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
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
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
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04
作家曲冰讲过某电视台记者袁君的故事。
那是2010年，一位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
“想请您给我老公主持葬礼。”
抑郁症，夺走了他老公45岁的生命。
读完富豪的生前日记后，袁君深深震撼。
他决定在这次葬礼上做一件事情。
那天葬礼上，袁君公布了富豪一天的开销：
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
“他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
不是在自己会议室，就是在别人会议室。
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赚钱，
但他并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愉悦。”
他最大的快乐竟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
“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
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
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那一天，葬礼结束后。
另一位参加葬礼的富豪握住袁君的手说：
“谢谢您，这场葬礼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那一天，袁君回到家后，
没有像平常一样看片子找选题，
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饭，
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这场葬礼，也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幸好我还有时间、还有健康，
还能好好地善待人生和生活，
好好地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
05
2012年，心理学者陆晓娅，
在北师大开设了“生死课”，
教导学生认识死亡，认识生命。
一开始，她并没抱什么希望，
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死”了，
“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
她对“生死课”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
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
“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了画笔。”
“陆老师，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
有一位学生，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
但她自己却很抑郁，觉得毫无意思。
上了“生死课”后，她学起了烘焙面包。
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
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
“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
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
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
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
“我什么要开设‘生死课’，
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
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
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
往遭丧的家去，
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传道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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