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赵稀方：《翻译与现代中国·自序》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侧重翻译文学史、港台华文文学及后殖民理论研究。
在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一向被看作是外文系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并非“古已有之”。阿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的时候，便收入了翻译的部分。当时的新文学史，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也都有翻译文学研究专章。1949年后，翻译文学变成了外国文学，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就脱离了关系。
新时期以后，研究者对于这种状况不断提出质疑。谢天振先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王宏志先生也以外国“翻译研究”理论为参照，提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观点。的确，从语言上看，翻译文学是一种中文文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翻译其实与被翻译的国家没什么关系，它的生产机制及其影响都产生于中文世界，当然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观念有所转变，中文系的学者也开始研究翻译文学，不过外文系与中文系的翻译研究一向不搭界。2016年10月，我召集了一次有关翻译的学术研讨会，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学者各占半壁江山。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既然双方目标一致，何不取长补短，共同探讨呢？从效果看，应该说还不错。当时正在撰写此书，于是将研讨会的题目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
我最初接触翻译研究，始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到Lawrence Venut, Douglas Robinson ，Tejaswini Niranjana 等有关语言与帝国及文化身份的研究，翻译研究一直是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镇，这引起了我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兴趣。
我的第一本翻译研究的书，是2003年出版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这本书讨论的是文学，然而侧重于思想史，希望将翻译作为切入口，考察新时期以来中西话语实践冲突的过程。其后，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的佛山会议，开始进入外文系的翻译研究界，这才发现我的书在外文系有不少读者，还进入了课堂，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对我也是一个鼓舞。
2009年，在《后殖民理论》和《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两本书出版后，我决定往上溯源，探讨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翻译的流脉，结果是2012年出版的《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这本书结稿的时候，我正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正在台湾的王德威先生认真地审读了书稿，认为“无论史料征引或理论辩难均有突破”，欣然推荐出版。可惜的是，此书的反应仍在外文学界，首先评论此书的是《中国翻译》，其次是《中国比较文学》。
今年在我的博士生的答辩会上，有学者说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有点说穿了我的心思。他看到，我近年来的博士生都在填补翻译文学史不同的点。今年王建丰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上海沦陷区的文学翻译》，正好接着去年郭刚的博士论文《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俩男生都很下功夫，把相应时段上海的报刊翻译情况全部摸索了一遍。往前看，高云球做满洲国的翻译研究，赵社娜做海明威在中国的翻译，张琳做辛克莱在中国的翻译，往后数，侯杰正在做《东方杂志》的翻译研究，徐婷正在做同文馆的翻译研究。自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翻译文学史的主要部分清理一遍。这一想法是很渺茫的，我带博士没有多少年了，这盘棋注定要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本书题为“翻译与现代中国”，以1949年为界分为上下编，旨在考察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篇幅所限，只能选取一些“点”，划出一条轮廓。既粗略展示翻译史的线索，也试图通过不同写法表现翻译研究的张力。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中大概不会留下痕迹。
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谢天振先生的推荐出版。谢老师是国内翻译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思想超前，不过有时候恰恰因为超前而不被人理解。我其实更喜欢的是谢老师的为人，他的心态既年轻又平和，从善如流，不知道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有时候，早晨醒来看到满地的积雪，或者从书桌上抬头面对正午的阳光，我常常会有老之将至的感觉，刹那间心灰意懒。谢老师已经年过七十，却一直生机勃勃。我和他联系的时候，他常常在路上，交流学术或享受生活。“在路上”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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