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蓝，刘海涛 | 国际通用语发展演变的特点与模式——以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为例
王亚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主要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在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Journal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光明日报》《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战略研究》等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引 言
自古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多语现象就十分普遍。语言的多样性带来文化的多样性，既造就了璀璨的多元文明，也给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成为操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障碍。古代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人们之间的交流较少，所以这个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跨地区、跨民族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因语言不通而引发的交际障碍，促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语言多样性带来的问题。由此，寻求一种能够用于跨地区、跨民族交际的通用语成为备受青睐的解决方案之一。千百年来，有关通用语的结构、历史、成因和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就是“国际语学”。“国际语学”从各种角度探讨国际语言的通讯问题，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语言和计划语言。有关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的基本问题，计划语言具有简单、易学、中立等优点，但由于诸多非语言因素的制约，使其在短期内很难发展为一般意义的国际语。因此，本文的国际语主要指代民族语言，计划语言仅在对比时有所涉及。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曾经先后充当过地区性或世界性的通用语，并且与特定民族/区域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虽然这3种语言都源自欧洲，但就全球国际语的发展史而言，它们反映了语言国际化的一般过程。本文通过回顾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兴衰史，拟从国际语的选择趋势、国际语地理分布的层级性、国际语的决定性因素、国际语的演变与国家兴衰的关系等4个方面，对国际语发展演变的特点与模式进行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就汉语的国际化问题进行展望。
二、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作为国际语的兴衰史
作为国际通用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演变路径既存在相似之处，又体现出各自的特色。最初，这些语言都具有局限性，不仅使用的领域有限，而且集中在特定区域。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它们纷纷开始从地方向其他区域、甚至整个世界扩散。颇有意思的是，三者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拉丁语的没落预示着法语的崛起，而法语的衰落宣告着英语的强盛。但众所周知，拉丁语止步于欧洲，法语兴盛于欧洲并开始走向世界，英语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通用语。因此，考察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兴衰历程，也就意味着从宏观层面勾勒出国际语发展的一般路径，有助于厘清其演变的特点与模式。（一）拉丁语——早期至中世纪的欧洲通用语
拉丁语最早只是古罗马拉丁姆地区的方言口语且没有书面形式。公元前8世纪，罗马古城以拉丁姆地区为中心建立，并逐渐成为亚平宁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与巴尔干半岛的雅典城邦齐名。当时，罗马人仿照希腊语字母创制了拉丁字母，正式开启了拉丁语的书面语时代。书面语诞生后，罗马文化进一步繁荣。随后，统治者将眼光放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开展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军事征服。帝国版图扩张以后，拉丁语也随之传播到被征服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作为通用语流行起来。
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其疆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但执政者既没有强迫被征服地区使用拉丁语，也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条文强化拉丁语的使用。早期，罗马帝国的语言使用状况比较复杂：东部的巴尔干半岛通行希腊语，西部地区则以拉丁语为主。语言声望在地理上分布的差异性影响了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语言状况。希腊语在东部地区声望高，而拉丁语在西部地区拥有较高的声望。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博弈。无论怎样，拉丁语最终还是成了帝国境内的行政语言。
在宗教领域的广泛应用也进一步强化了拉丁语的通用语地位。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在帝国的东、西部联名发表《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将其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作为帝国名义上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也由此开始进入基督教教会。同时，神学家哲罗姆将希腊语本的《圣经》翻译成拉丁语，并定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是罗马天主教钦定的圣经文本，奠定了拉丁语作为中世纪欧洲宗教语言的权威地位。Ferguson在研究宗教与语言传播的关系时也指出，“拉丁文本圣经的翻译……确立了拉丁语在公共礼拜（宗教）领域的神圣地位……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
此外，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的科技和学术领域也发挥了通用语的作用，比如农学、地理学、建筑学、力学、医学、药理学和天文学等。经过1000多年的积淀，欧洲构建了一个以拉丁语为主要媒介语的知识网络，进一步完善了人类的知识体系。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试图要复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中涉及大量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因此，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语言的复兴，尤其是拉丁语。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如但丁、莫尔、培根、哥白尼等，大多使用过拉丁语进行文学或者学术创作。直到17世纪末，牛顿的革命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仍然选择用拉丁语撰写发表。
但总体来看，拉丁语只能算作欧洲的区域通用语，其使用范围大致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控制（影响）区域。在1000多年里，拉丁语的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揭示了早期国际通用语的形成演变过程。最初，受地理及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较少，既不需要也很难形成通用语。后来，统治者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扩展疆土，将其语言也带到被征服地区，拉丁语作为行政通用语便成为理所当然之选。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展，拉丁语的影响逐步延伸到更高的文化层面，成为宗教领域、科技和学术领域的通用语。文化的传承具有延续性，即便罗马帝国灭亡了，拉丁语的通用语地位仍得以保留下来。正如汤因比所言，“罗马帝国赋予拉丁语一种官方地位，但是在帝国消失很久以后，在已经分裂出许多民族地方语言的欧洲，拉丁语依然具有生命力，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外交的公认媒介”。
当拉丁语无法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时，也注定会被时代所抛弃。15世纪早期，拉丁语在行政领域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尤其是西欧的民族国家诞生后，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民族语言成为身份认同的象征。它们从拉丁语分化而来，但其结构形态与拉丁语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身份认同的诉求与语言结构的差异，无疑都削弱了拉丁语的实际影响力。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各国民族语言对拉丁语进一步发起了挑战。例如，德国的马丁·路德呼吁废弃拉丁语，主张使用德语举行宗教仪式。他还将《圣经》由拉丁语翻译为德语，为德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做出重要贡献。此期，英国在语言方面的变革更为彻底，爱德华六世甚至宣布宗教仪式必须“要以英国人民自己的语言来进行”。
（二）法语——17～19世纪欧洲（世界）的通用语
法语同拉丁语一样，最初也只是一种地方语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高卢地区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并通用拉丁语。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建立法兰克王国，使用法兰克语。后来，法兰克语成分混入通俗拉丁语，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演变为古法语。842年，《斯特拉斯堡誓言》（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签订，这是现存最早有记载的古法语文本，被学术界公认为法语正式形成的标志。17世纪，法国的综合实力处于巅峰时期，法语继而成为欧洲新的通用语，在外交领域和文化领域尤为显著。
1642年，黎塞留使用法语和北方邻国进行谈判，法语得以初步进入外交领域。此后，法国进一步扩张领土，国家实力日益强盛，其政府也一直劝说欧洲各国采纳法语作为外交语言。1678年，路易十四强硬要求用法文替代拉丁文来签订《奈梅亨条约》。1714年，《拉斯塔特条约》以法语文本签署，正式标志着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外交语言。伴随法国的全球扩张，法语的影响力开始由欧洲扩展至整个世界。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法语的外交语言地位一直未被撼动，甚至影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时，虽采用了中、法两种文本，但条约明确规定，“……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法语的强势还体现在文化领域。17～18世纪，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其统治者也重视利用文化推动法语传播。例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都致力于将法国打造成欧洲的文化中心。当时，欧洲各国的皇室非常推崇法国文化，并且以在宫廷中讲法语为荣。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是倾慕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普鲁士的柏林科学院，甚至在1782年举办了题为“是什么让法语成为通用语？”的论文竞赛。对此，法国学者狄德罗不无自豪地表示：“我们的语言已经在欧洲传播开来，我们认为，现在是法语代替拉丁语的时候了；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法语就已经是学者们使用的语言。”
18世纪是法语对外传播的辉煌时期，这与拉丁语的历史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政治的扩张、经济的增长、文化的繁荣等。但法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法国人重视语言的标准化。1635年，黎塞留建立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其职能主要是“致力于纯洁和规范语言；解决语言使用方面的疑难问题；保持语言自身的特征和原则不受玷污”。这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语言学院之一，为后世各国的语言机构树立了语言标准化的典范。法兰西学院由40名院士组成，实行终身制。院士的选举极其严苛，只有为法语做出杰出贡献的精英人士，才有资格当选，并且有“不朽者”（les immortels）的称号。法兰西学院对法语开展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有助于形成外交语言所需的一些特点，如精确、简洁和优美等等。另外，法兰西学院也助推了当时法国的“沙龙文化”，上层阶级都尽量使用优美文雅的法语，以便符合自己的高贵身份。这奠定了法语作为文化语言的基础，引起欧洲各国王室的竞相效仿，加速了法语在欧洲的传播。
19世纪，法国的全球扩张速度放缓，综合实力也有所下降，但没有直接影响到法语作为通用语的声望。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和普鲁士在法兰克福签订条约时，法语依旧是唯一的书面文本语言。即便后者是战胜国，也没有对法语的外交语言地位提出任何异议。这种状况在一战后出现了反转，英、美两国领导人以不懂法语为由，坚持要求在签订合约时使用自己的母语——英语。至此，法语的国际语地位开始衰退并逐步让位于英语。二战后，法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下滑，也影响到了法语的全球地位，最终完全被英语所替代。法语的兴衰史也印证了Thomason的论断，“通用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发展，当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民族失去这些权力时，他们的语言也就很可能丧失通用语的地位。”
（三）英语——20世纪以来的全球通用语
英国历史上多次遭遇外来民族的入侵，因此英语的情况相对而言更为复杂。早期，不列颠岛以凯尔特人为主，使用凯尔特语。后来，罗马军队征服了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将其纳入帝国版图。当时，不列颠的“官方用语、法律用语、商业用语等均是拉丁语”。公元5世纪中叶，3个日耳曼部落趁罗马帝国撤退之际，进入不列颠半岛并建立政权。这些日耳曼人均使用日耳曼方言，在与当地人的长期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被后人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语”的古英语。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不列颠岛先后经历维京海盗入侵（公元8世纪末）和法国的诺曼征服（1066年）。
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法语的影响导致英国形成Ferguson所说的“双言制”现象。法语是统治阶级的语言，处于高变体（H）的优势地位，被运用在宫廷、行政、军事、法庭和教育等领域。英语却成了低变体（L）语言，“代表着低贱、平庸，通常流行于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下层劳动人民群众”。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作为英国最高统治者的英王，只会说法语而不会说英语。但法语对英语的渗透、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词汇方面，即英语借用了大量法语词汇。1399年，亨利四世即位后，法语和英语的相对地位才有所转变，英语开始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489年，英语正式取代法语成为议会的工作语言。
16世纪初，英语仍然只是英伦三岛的语言，Mulcaster指出，“我们所说的英语……使用范围比较窄，在英伦岛以外很少使用，甚至我们自己也并非都在使用英语”。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式开启全球扩张模式，英语也随之被带到世界各地。1600年，英国因贸易需求成立东印度公司。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永久定居点——詹姆士城。1788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建立殖民点。1840年，英国占领新西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的殖民扩张史就是英语的全球传播史。在上述这些地区，英语逐渐稳定下来并发展出多种变体，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和印度英语等。截至19世纪末，英国的殖民地覆盖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及土地，标志着英语已经从英伦三岛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日不落的语言”。
一战后，法国代表应英美双方的强烈要求，不得不接受在签署条约时也同时使用英语。这是国际外交史上，英语对法语发起的首次正面挑战。“巴黎和会”标志着新的国际外交语言（英语）的诞生，即便其他语言（法语）仍然很重要。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英语进一步巩固了其外交语言的地位。20世纪以来，英语在诸多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通用语。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或者科技、文化、教育和宗教等等领域，英语的身影都无处不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更是加速了英语的全球传播。事实上，“英语处于全球语言体系的核心，成为国际通用语”。鉴于英语的强势地位，人们通常使用的“国际语言”“全球语言”“全球通用语”“国际通用语”等术语，实际上已经成为英语的代名词。
17世纪至20世纪，英语花费了整整300年时间从英伦三岛走向世界，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值得深入探究。Crystal认为，两个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第一，19世纪，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将英语带到世界各地；第二，20世纪，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实力，维系了英语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如果仅从这点来看，英语的国际化和拉丁语、法语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英语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英、美两国，而非单个国家（如罗马帝国和法国），共同影响了英语的全球地位。倘若缺失这个因素，英语很可能会重蹈拉丁语和法语的覆辙，即在英国国力衰弱时，英语的国际地位便会逐渐衰退。近年来，鉴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作为”以及英国脱离欧盟等突发情况的出现，英语作为国际语的前景成了极富争议性的话题。
Graddol指出，英语或许并不一定是未来的主流语言，人们反而更有可能会强调多语主义。
三、国际通用语发展演变的特点与模式
工具性是人类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国际语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产生了与族群外、地区外的群体进行交流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层次的共通语，如民族共通语、区域共通语和国际共通语等。从西方世界来看，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曾先后充当过类似的共通语，为跨语言、跨民族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通过对这3种语言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共通语的演变不是偶然随机的语言兴亡与更替，而是遵循某些演化规律的。（一）国际通用语的选择趋势是民族语言
一般而言，人类语言在广义上包括两种类型，即民族语言和计划语言。民族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能够充分体现民族特质和民族心理，有时也被称为自然语言。例如，拉丁语是罗马人的语言，法语是法兰西人的语言，英语是不列颠人的语言等等。计划语言则不属于任何民族，是一种人工后天创造的中立性语言，其目的就是辅助国际交流。理论上，国际共通语既可以只使用民族语言，也可以只使用计划语言，甚至可以采用“民族语言+计划语言”的混合模式。但数千年国际语的发展变迁史表明，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其后的法语或者英语，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民族语言。换言之，国际语在实践层面似乎更为偏好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
但采用民族语言的问题在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语言使用的不公平现象。例如，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行政语言，只有掌握拉丁语才能跻身官员行列。帝国灭亡后，拉丁语又成为一种科技、文化和宗教语言，继续影响欧洲长达千年。如果不懂拉丁语，基本上很难在这些领域有所建树。同样地，18世纪是法语的辉煌时期，欧洲宫廷都以说法语为荣，因此法语在无形中会赋予上层社会一些特权。至于英语，更是让英、美等母语国家凭借“位租”（location rent）优势收获很多红利。二战后，英美两国先后成立“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对外英语教师协会”，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英语教学。Phillipson将这种有意识的语言推广称之为语言产业，认为它为英美两国带来巨额的财富收入。据“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最新报告（2018～2019）披露，其年度总收入已达到12.5亿英镑。由此可见，选择某种民族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会给予母语者一定的先天优势，同时给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在学习这种通用语时带来巨大的成本支出。
即便存在不公平现象，民族语言却依旧是国际通用语的大势所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族语言在国际交流中也可以保持相对的中立性。刘海涛对国际语的中立性问题做过详细研究，他提出不应笼统地使用中立性这一概念，需要严格区分国际语的交际中立性和语言中立性。就国际语的实用层面来看，交际中立性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假设存在族群A、B、C，他们的母语分别为a、b、c，其中c既不是A的母语也不是B的母语。如果采用语言c作为族群A和族群B交流的通用语，那么这种语言对于两个族群来说就是相对中立的。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国际语，也正是因为它们对族群外的群体保持了一定的交际中立性。
交际中立性的特点对拉丁语的发展史而言尤为重要。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出现了分化，演变为今天的罗曼语族诸语言，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等。但对这些民族国家来说，拉丁语并非是他们的母语，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他们更倾向于采用拉丁语作为彼此交流的中介语。这或许也解释了17世纪以前，为什么拉丁语一直都是欧洲各国通用的外交语言。王娟指出，拉丁语自公元9世纪开始便不再是任何民族的母语。因为没有母语使用者，所以拉丁语沦为一种“死语言”，但这恰恰增强了拉丁语的中立性，使其能够作为通用语继续使用下去。从政治到外交，到文学，到教育，到宗教，再到科技等等，各领域仍然都在使用拉丁语。直到20世纪初，意大利数学家Peano还对拉丁语进行了简化和改良，创造出用于国际交流的辅助语——Latino Sine Flexione（无屈折拉丁语） 。
（二）国际通用语的发展演变具有地理层级性
通用语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地理上会呈现出层级分布的特点。根据通用语的内在特征及使用范围，其发展从低到高大致会经历民族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3个阶段。民族通用语指单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交际使用的语言，往往是该国的国语或者官方语言。例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分布着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承担着维系各族人民相互交际的任务，这就是典型的民族（或国家）共通语。区域通用语，是某一地理区域内部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如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国际通用语，则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通用的语言。当前，英语毫无疑问是唯一的国际通用语。历史上，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传播都体现了通用语的地理层级分布的特点。
拉丁语最开始只是罗马人的语言，使用范围局限在罗马城及周边，是典型的民族通用语。罗马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将拉丁语带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后来，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让拉丁语一度被尊为欧洲的宗教语言和科技语言，成为欧洲的区域通用语。但拉丁语最终止步于地中海地区，没有完成通用语发展的第三步。相较于拉丁语，法语作为通用语的发展则要更进一步。18世纪，法语因法国国力的强盛传播到整个欧洲，进而由法兰西民族的语言演变为欧洲的通用语。尤其在外交和文化领域，法语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与法国的全球扩张同步，法语也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北美。目前，在中非、西非的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法语仍然是它们的官方语言。虽然法语在个别地区比较活跃，但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通用语。从通用语的地理层级体系来看，法语仍旧属于区域通用语，不过分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拉丁语。英语的全球传播则走完了通用语发展的3个阶段，从最开始英伦三岛的语言发展成为全球通用语。据维基百科的最新统计，英语是55个主权国家和27个非主权实体的官方语言，这些国家和实体分布在世界的六大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语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通用语。
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传播史表明，国际语的发展在地理分布上遵循从民族通用语到区域通用语再到国际通用语的演变规律。国际语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语言传播的结果，而且是语言传播的最高级产品。Cooper给语言传播下过这样的定义，“一种语言/语言变体的使用者或使用的增加”。无论是语言的使用者，还是语言的使用，其增加都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实现。这种增加会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从小范围到中等范围再到大范围，基本上与国际语演变的3个阶段一一对应。如果没有民族通用语和区域通用语在量变上的积累，那么就不会有国际通用语的质变。历史表明，拉丁语、法语完成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只能停留在区域通用语的层次；英语则完成了所有的步骤，成为当仁不让的国际通用语。因此，未来任何民族语言想要成为国际语，都可能应遵循国际语演变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般规律，即由民族通用语过渡到区域通用语再发展为国际通用语。
（三）国际通用语形成的关键在于语言外因素
国际通用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语言走出区域并逐步世界化的过程。很多人往往在感知上会产生错觉，认为语言结构本身与语言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即一种语言结构越简单、表达形式越丰富，就越有成为国际语的潜力。赵觉诚在谈到国际共通语和世界语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人们所要求的国际共通语必须是简单易学而同时又必须是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语言”。赵氏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如果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世界语确实具有这样的优势，不仅语法规则没有例外，而且形态变化也比较规则。Wells认为，学习世界语要比民族语言快3至10倍。截至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00万人在使用世界语，甚至出现了世界语的母语者。但从国际语言的现状来看，世界语暂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语，这其中牵涉的因素非常复杂。那么，是不是世界语的结构不够简单，导致它在竞争国际语的地位时没有胜出呢？
Heil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她选取法语、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留尼汪克里奥尔语、海地克里奥尔语、世界语、Ido和Latino sine flexione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词汇形态标记的指标来衡量它们的语法复杂度。结果如下：法语>世界语>留尼汪克里奥尔语=Ido>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海地克里奥尔语>Latino sine flexione。仅从形态复杂度指标来看，这几种克里奥尔语的语法确实都要比世界语简单，那么理应选择它们作为国际通用语。但纵观全球的语言传播史，尚未发现使用克里奥尔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案例。即便是发展较为完善的海地克里奥尔语，在1987年成为海地的官方语言后，也并未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国际语。此外，按照Heil上述的计算方法，Latino sine flexione应该是语法上最为简单的语言，最有资格成为潜在的国际语。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Latino sine flexione都不是国际语的成功典范，其流行度还远远不如世界语。上述案例表明，语言的内部结构可能并非是国际通用语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不少学者都提出，语言外因素才是决定语言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语言外因素本身也非常复杂，因为我们很难将影响国际语形成的所有因素都囊括进来。或许，就像奥斯特勒所说的，也许谁都无法回答一种语言成为国际语的条件。总体来看，人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是讨论比较多的主要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就因素而讨论因素，并没有从深层次揭示国际语演变的动因及机制。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兴衰，则为我们提供了从历史角度厘清这一问题的机会。语言外因素大致会遵循这样的路径来影响国际语的形成：首先，母语者通过军事征服、扩大领土的方式，增加使用该语言的人口数量和地理区域；其次，通过政治、外交的运作，进一步增强该语言的相对声望；最后，依托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最终确立该语言作为国际语的地位。可以看出，语言外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一层次为军事，第二层次为政治和外交，第三层次为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它们在影响国际语的形成过程中按照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顺序先后发挥作用。
罗马帝国早期，以军事征服的方式将拉丁语带到地中海沿岸地区。接着，统治者凭借政治影响力将拉丁语确立为帝国的行政语言以及区域内的外交语言。最后，拉丁语进入宗教、文学、科技等领域，并成为欧洲长达一千年的区域通用语。法语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也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语言推广的后盾。1714年，《拉斯塔特条约》以法语文本签订，奠定了法语在外交领域的权威地位。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法语逐渐成为高雅文化的象征，得到欧洲各国贵族阶层的青睐，为其赢得了欧洲通用语的地位。英语发展为国际语的路径也大致如此。19世纪通过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战后被确立为国际外交语言，二战后凭借美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绝对影响力，又进一步发展为全球通用语。虽然这些只是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演变为通用语的一般路径模式，但对其他语言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一层次军事因素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小，第二、第三层次的因素对国际语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四）国际通用语的演变滞后于国家的兴衰
语言外的综合实力决定国际语的流行，并非意味着母国的兴衰与国际语的发展同步进行。事实上，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国际语的更替相对滞后于国家的兴衰。“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 国际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自然也会与社会发展共演，并折射出母国的综合实力。但具体到语言的使用者，却普遍存在一种惰性或者“省力原则”。他们在掌握一种国际语后，如果能够满足当前交际的需求，便不会有意识地再去学习其他语言。即便有新的国际语出现，短期内也很难吸引到更多的使用者。因此，国际语的演变更替以渐变式为主，很少有突变式的情况，即短期内一种国际语突然被新的国际语所代替。虽然国家的综合实力发生了变化，但在新旧国际语更替的阶段内，并不会影响其语言的实时国际地位。这可以称之为国际语演变的“惯性定律”，从拉丁语到法语，再从法语到英语，无疑都是遵循这条规律的。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拉丁语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科技、学术领域，拉丁语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地位，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在宗教领域，拉丁语也一直比较强势，因其与基督教的内在渊源，拉丁语活跃了数千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衰落。18世纪法国国力鼎盛时期，也是法语对外传播的高潮，法语一度成为欧洲的通用语。但法国自19世纪开始衰落，导致法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也逐步萎缩。即便如此，法语在二战后也依旧是联合国的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按照“全球语言系统”的说法，法语是12种超中心语言之一，地位要远远高于边缘性语言。目前，法语仍然是部分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如欧盟、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万国邮联等等。万国邮联更是明确规定，法语是其官方语言，而英语仅仅是工作语言。这说明法语在某些领域的国际地位仍然要高于英语。英语因牵涉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其作为国际语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些。20世纪初，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不再辉煌，但英语还是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性语言。国际通用语的发展滞后于国家兴衰的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当前英语的全球地位。虽然美国的经济实力下滑，英语却依旧能够保持强势。事实上，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在短期内会继续保持下去，直至被新的国际语所替代。
四、结 语
通过考察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历史，我们将国际语发展演变的特点与模式总结如下：首先，民族语言的中立性不如计划语言，但其仍然能够保证交际过程的相对中立性。再加上母语者及文化传统的支撑，导致国际语在实践层面更偏向于民族语言。其次，国际语的演变呈现出地理层级分布的特点，从低到高大致分为民族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3个阶段。任何民族语言想要发展为国际语，必须要遵循层级分布的规律，完整地走完上述3个阶段。再次，语言外因素对语言的国际化不仅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第一层次为军事，第二层次为政治和外交，第三层次为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3个层次的因素在国际语的形成中会依次发挥作用。最后，语言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但由于“惯性定律”的制约，语言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具体到国际语而言，表现为国际语的兴替并非总与国家的兴衰保持一致，通常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新的国际语诞生，旧的国际语不会马上消亡，这就意味着新旧国际语的更替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综合上述国际语发展演变的特点与模式，我们发现当前汉语（中文）已经具备成为国际语的基本条件。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汉语自然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语言，而且汉语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母语使用者，这是其他任何语言都不具备的优势条件。最重要的是，汉语背后传承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为汉语的国际化提供了足够多的文化积淀。另外，汉语不仅是一种民族通用语，而且在历史上也已经承担过区域通用语的功能。尤其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都深受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如今在这些国家都可以找寻到汉语曾经流行过的痕迹。因此，汉语由区域通用语发展为国际通用语是可能的，也符合国际语演变的地理层级分布规律。再加上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加速发展，无疑为汉语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根据对世界主要语言的量化分析，汉语目前仍然处在国际语的第二层级，与英语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也符合国际语发展的“惯性定律”，说明汉语的国际化要略微滞后于中国的崛起。但可以预见的是，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汉语在未来成为更高层级国际语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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