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伟，陈练文 |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专职研究员，现为《语言战略研究》副主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副主编，国际标准化组织WG3（书面语言转写）工作组专家，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引   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设立规则、调节争端、调配资源、维护和平和安全等重要作用，因此是我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必须要重视和研究的对象。学界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较多，但之前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层面，而与语言相关的选择、使用和具体规定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各组织的宗旨、策略、态度，则是近期研究的热点。如Borjian比较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教育政策的异同；文秋芳调查了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影响力；McEntee-Atalianis以联合国为案例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网络模型；张治国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中的语言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张慧玉等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语言多样性上采取了多种举措，但在政策落实和成效上仍有问题。

“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围绕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需求、国家意识等维度，运用语言及其各种手段，处理一切相关事务的能力，在国际上，与国家综合国力、软实力密切相关。”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问题直接关系着组织内官员和职员的来源、机构工作的开展和各国语言在国际事务等相关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话语权以及产生的影响，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学者们之前所做研究或集中于某一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或就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或专注于某一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见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国家语言能力视角出发，结合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基础，梳理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现实性因素及其体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探讨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之间关系，并提出相应建议和措施，以此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助力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一、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情况

（一）国际组织数据来源及其官方语言使用情况

根据国际协会联盟官网数据，目前世界上共有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74000多个，包括全球性和区域性、政府间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别，但在政治、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由于不少国际组织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足，与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关联性不强，因此本文将数据来源限定为中国外交部官网上所列的全部国际组织，数量一共85个。这些国际组织既包括了联合国、欧盟、东盟等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家间政治组织，也包括国际奥委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专业领域国际组织。

本研究通过4种方式获取各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信息：（1）通过名单查询各组织官方网站，在网站中用“language”作为关键词搜索，对搜索结果一一梳理，寻找有关语言政策的表述；（2）通过官网查找各组织的charter、treaty等文件，在文件内搜索语言相关信息；（3）通过“国际组织年鉴”数据库查看语言相关信息；（4）通过维基百科等查询各国际组织介绍中的语言信息作为补充。查询完成后，综合各部分内容确定该组织的语言使用情况。

本研究通过上述方法，对85个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数据进行整理，得出结果如下：（1）有55个国际组织有关于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的表述，其余30个国际组织没有语言使用方面的明确文件或规定；（2）不同国际组织在表述自身语言政策时使用的术语不同，有的将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分开，有的只列官方语言，有的都称工作语言，虽然二者之间有区别，但为方便统计，本研究对二者不做细分，将它们看成是表同等地位的概念；（3）国际组织所使用的语言中，英语占据绝对优势，共51个国际组织选择其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其余法语、西班牙语也使用广泛，如图1所示。

（二）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特点

从数据来看，上述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有以下特点：

1. 总体上，国际组织选用的语言与国家经济实力有一定关系，但各成员国的国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该组织语言政策的影响更大，这种状况与语言发展的历史关系更密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年各国GDP情况，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位居世界前10名，但其所使用官方语言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情况差别较大，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组织中语言的使用关系复杂，需要综合分析。经济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有较大影响，如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所使用的英语，法国、加拿大使用的法语在国际组织中选用较多。中文的主要使用国只有中国，选用的国际组织数量却已经达到9个，超过了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一些西方传统强国，其原因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但是，国际组织的语言选用与语言使用国的经济实力没有必然联系。排名第3的日本和排名第10的韩国，其语言日语和朝鲜语没有被主要国际组织选择，而传统西方强国德国、意大利所使用的语言德语和意大利语也只有个别组织选用。从历史源流来看，图1中使用最多的4种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就是殖民扩张得利最多的几大强国所用语言。这些语言在西方殖民过程中，通过强制语言政策，取代了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一部分亚洲国家的土著语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传播，又随着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新兴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教学媒介语，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影响力，也成为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优先考虑的语种。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英语的使用已难以抗拒，成为大多数国际组织的首选。所以，语言影响力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其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大。

2. 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数量受多种因素影响，与组织的规模及涉及范围有关。一般来说，全球性国际组织比区域性国际组织使用的官方语言数量更多，如图2所示。

以联合国系统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大多都采取和联合国相同的语言政策，秉承语言多样、权利平等等理念，因此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同时使用的情况较多。这些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只有世界经济论坛、地球观测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奥委会这4个组织的官方语言仅选择英语或英语加法语。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与本地区的语言同一性有关。阿拉伯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大多将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南美洲的国际组织多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但是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组织还是多选择英语。欧盟的语言政策是一个例外，它将所有成员国的语言都规定为官方语言，共计24种，这与欧盟的多元化理念有关。

（三）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价值取向

Spolsky将社会语言生活分为10个常见的语言域，超国家组织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语言管理理论分为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和语言意识形态3个主要部分。我们认为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的关键要素，也是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核心。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不同国际组织在实用性和多样性这两种价值取向上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但整体上采取兼而顾之的方式。

1.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语言平等与语言多样性

语言多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典型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六条明确指出“表达的自由、传媒的多元、语言的多元……这是文化多样性的保证。”国际组织作为20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在语言多元、文化多样这一价值取向上认同和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如欧盟在其纲领性文件《里斯本条约》中规定，欧盟的目标包括“尊重丰富的语言文化多样性”，其价值观为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从中可以看出，欧洲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价值选择上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语言作为人权的一种，也在欧盟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因而欧盟的官方语言达到24种，每一个成员国的语言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每个欧盟公民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与欧盟机构进行咨询并得到同语言答复的权利。

2.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实际价值取向：经济性、实用性为主

国际组织的跨地域、跨领域、跨语域特性使得沟通成为其基本要求。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和方言数量数以千计，大大超过个体沟通所能达到的极限。从国际组织的实际来考虑，将语言多元化价值观念严格执行，将会增加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成本。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目前有193个国家和地区，假如贯彻执行文化多样化价值原则，平等对待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那么光是每次会议的翻译成本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遑论由此带来的时间损耗、议程冗长等问题。欧盟奉行语言的多元化，规定了24种官方语言。但“从机构语言使用状况看，这些语言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英语、法语和德语是欧盟机构最常用的语言，且英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其他官方语言无法在机构语言使用中与这3种语言匹敌；欧盟其他语言更无缘成为机构的常用工作语言。”

3. 不同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现实选择：两种价值取向的矛盾与妥协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具有象征性和实用性两种功能，其中象征性是显性语言政策，是实用性的基础；实用性是隐性语言政策，是象征性的体现和延伸。官方语言的规定和宪章宗旨的表述是一种显性的语言政策，体现了象征性功能；但同时，大多数国际组织在实践运作过程中的实际价值取向是经济性和实用性为主导，这是一种隐性语言政策，体现了实用性功能。在国际组织实践中，语言的绝对平等不可能完全实现，每个组织的语言政策都是两种价值取向矛盾和妥协的结果。”如欧盟的语言政策：“当突出各国政治利益时，尊重多语成为首选，以保证语言文化的平等和交际的准确性。当强调工作效率时，高效交际成为首选，压缩工作语言数量不可避免。”

各个国际组织会综合考虑组织的历史、目的、成员国价值观、实际业务需要等因素，在显性的语言规划和显隐性结合的语言实践上争取达到平衡，为本组织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保障。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国际组织本身的意识形态和认同发挥了主导作用。成员国数量、覆盖地域、组织历史、现实需求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意识形态特征都有特定影响。一般来说，成员国越多的国际组织，越注重其表面上的语言平等与语言多样性；区域性和专业性特色越明显的国际组织，其语言政策越注重实用性和工作需要；涉及事项越单一的国际组织，越倾向于使用该领域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的语言。涉及事项越全面复杂的国际组织，越注重保护不同成员国的语言权利。

（四）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现状和问题

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中文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上文统计中，中文已在9个国际组织中成为官方语言。自1973年中文成为联合国大会工作语言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意识到了中文的重要作用。2021年，国际旅游协会、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国际组织将中文添加为官方语言，这使中文成为国际航协76年来唯一增加的官方语言。联合国中文日影响越来越大。中文在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中的向上趋势也反映了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目前中文在国际事务中的使用比率还比较低。如在联合国系统中，“其5大主要机构和重要的16个下属组织中大约有50%未完全确认中文的法定地位；在获得法定地位的组织中，中文的法定权利并未得到充分行使”。上节数据中，中国加入的30个国际组织，只有9个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比例还是偏低。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由中国倡议设立、总部设在北京，中国是最大出资方，但是其官方语言只有英语。这样的语言政策不利于中文和中国作用的发挥。而且，中文即使被列为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其意义也更多地体现在象征性上，在实际使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中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提供文本和同声传译，工作中直接沟通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如笔者在对联合国驻华机构的调研中发现，“英语基本上是唯一使用的工作语言，即使机构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雇员，但他们日常开会、员工内部邮件交流、与联合国总部以及与其他国际机构之间的往来一律使用英语。”

究其原因，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困境是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造成的。客观上来说，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时间太短，相比起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随着殖民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扩张，中文基本上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开始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被世界所认知和重视更是迟至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也不到半个世纪。因此，中文的影响力需要有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主观上来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语言主权还缺乏足够的语言意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观念是学好外语看世界，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与外界沟通的语言障碍，而如何提高国家通用语言的影响力，让别人来学习中文则相对较少。国家层面也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影响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语言是由人来使用的，在一个组织内部，说同一母语的人群数量会直接影响到该组织内部的语言生态环境。因此，国际组织中中国雇员的数量较低，会直接导致中文的使用率降低。国家对国际组织中中文使用的场合和频率不加以坚持和强调，就会使中文使用范围越来越萎缩，助长英语一家独大的语言霸权。

二、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关系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功能虽然有象征性和实用性之分，但对具体语言而言，都是提升该语言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各国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不同国家的语言教育和规划实践。国家语言能力强的国家，其主体语言往往是国际组织语言的实际性选择，表现为国家主体语言的拓展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弱的国家，其主体语言在国际组织中难以实用或只能依靠象征性语言政策维持影响力。国际组织常用的语言大多是各国外语教育的主要语种，是各国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考量，也是个人语言学习的主要选择。

（一）国际组织语言政策是各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直接体现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对其有各种定义和分析。李宇明认为，“国家语言能力主要表现在语种能力、领域语言能力和话语权上。”国际组织是语言运用的重要领域，也是彰显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之一。因此国际组织语言政策是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主体语言拓展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研究对象。2021年9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21全球各国国家语言能力指数，对193个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了全球各国通用语言在处理国内国际事务时的能力指数（具体数据排名可参见《全球指数2021》第4部分“国家语言能力”）。从指数数据来看，以国际组织经常使用的官方语言为通用语言的国家，其国家语言能力较强。

从上文分析可知，国际组织最常使用的几种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中文、俄语。而在指数数据中，各国按照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3个集团，美国、中国、英国属于第一集团，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在第二集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第三集团。表2反映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表2中的11个国家中，处于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排名前10名的有6个。其余几个如西班牙、葡萄牙分列12和15名，阿拉伯语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排名较靠后，但也基本属于第二集团，他们主要是在语言管理能力和开发能力方面和别的国家差距较大。可见，国际组织的常用语言一般也是语言能力较强国家的通用语言。

国家语言能力处理国家内部事务的时候体现为管理和掌控能力，在国际上就是传播和影响能力。国际组织作为国际事务的具体参与和承担者，其语言选择正好能体现出不同语言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使用的广泛度。如国际奥委会官方语言的变迁就反映出英语和法语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强弱变化。国际奥委会是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其创立之初，法语在欧洲是通用语言，影响力大于英语。因此奥委会的官方语言一直是法语。即使后来奥委会扩大后成为全球性的体育组织，英语也成为奥委会的官方语言，但是法语的地位仍然在奥委会的宪章中得到确认。最新的《奥林匹克宪章》第23章第3条规定：“如果《奥林匹克宪章》和任何其他国际奥委会文件的法语文本和英语文本之间出现分歧，应以法语文本为准。”但在现代奥运会的实际组织和举办过程中，英语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法语，英语的功能是实用性的，而法语已经逐渐偏于象征性，反映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大趋势。正因如此，法国采取了种种措施来保持和提高法语的国际影响力，如建立法语联盟推广法语、通过法语国家共同体弘扬法国文化等，因而法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排名第6，依然居于世界前列。

（二）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各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评价

国家语言能力对内体现为语言管理能力，对外实质上是国际传播能力。国际组织是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渠道，因此，该国语言是否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只有国家语言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影响到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在北外2021国家语言能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里，有3个三级指标与国际组织相关，分别是拓展力中的“该国官方语言是否联合国大会工作语言、是否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的官方语言、是否主要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可见，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到国家语言能力的量化评价。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国际组织中使用得越普遍，说明其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大，影响力越强，越能帮助该国取得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该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也就越强。如联合国大会最初只有英语和法语两种工作语言，西班牙语、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入的。尤其阿拉伯语的加入，与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提高自身语言能力密切相关。阿拉伯国家于1945年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将阿拉伯语确立为联盟官方语言，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阿拉伯语在各成员国的地位，使得阿拉伯语在国际上渐渐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形象代言者。另外由于阿拉伯国家多地处中东这样战后政治纷争的焦点地区，同时又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区，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推动了阿拉伯语在1973年成为联合国第六大工作语言。

（三）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间接影响各国的语言教育和规划

由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主要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也会间接影响其成员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一方面，各国语言教育政策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影响。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语言资源，关键是语言教育。某种语言一旦被确立为重要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各国为了在国际组织中增大话语影响力，就会将这些语言列为教学媒介语或重要的外语教学语种，加大培养该语种人才，储备更为丰富的语言人才资源。因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实质上是国际性人才的竞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首先要过语言关，在通晓语言的基础上打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以我国外语专业语种的设置为例，目前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数量遥遥领先，这与英语在国际组织中使用的广泛性不无关系。其次就是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俄语等语种。日语、朝鲜语是邻国语言，且日本、韩国与中国经济文化来往密切，而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专业的设置更多地与其在国际组织中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会因为国际组织语言政策而产生不同的语言态度和价值取向。对一些语言能力较强的国家，其对外语言政策主要是巩固本国语言的地位，扩大本国语言的影响。如法国为了推广和传播法语及其文化，率先在世界上成立了语言文化传播机构——法语联盟。法语联盟对二战后法国维持其在非洲、亚洲等前法国殖民地的利益贡献巨大，对法语语言影响力的保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一些语言能力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遵从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多样性还是考虑语言政策的实用性，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两难境地。如果为了更积极、更有效率地融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当然应该采用更通用的国际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等；但是要保持自己民族语言的影响力，努力让本国通用语言在世界语言发展中不掉队，又应当强调国际组织中各语言平等使用的权利。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权衡利弊，加以选择，不仅是国际组织本身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各组织成员国，尤其是国家语言能力较弱的成员国必须进行的选择。

三、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对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启示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文件的第6部分“大力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影响力”中明确提出，“推动提高中文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使用地位和使用比例，促进汉语拼音的国际应用。”中文在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中的影响力是国家语言能力中拓展能力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关涉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也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需要在工作语言、国际标准、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对策性思考。

（一）推动中文进入更多国际组织成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组织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者，其语言政策具有实用性和象征性。中文作为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接受和重视。2021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先后宣布增加中文作为官方语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确定中文为工作语言。虽然中文目前在很多国际组织中取得的语言地位还更多地居于象征性层面，而在实用性上落后于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语言，但语言使用的象征性是实用性的基础，中文正在后来居上，凭借着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重视。中文作为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理应在所参加的国际组织中要求更多话语权。因此，国家应重视国际组织这一重要的语言能力展示平台，以此为支点，让中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最终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二）积极推进国家通用语相关国际标准普及和推广工作

语言文字国际标准事关国家语言能力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文由于历史悠久，有多种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国际组织中的中文使用应该和国家通用语的规范标准保持一致，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并提高中文的影响力。因此，在国际组织中推广与国家通用语相关的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对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广已有的国际标准，特别是推广该标准在国际上的使用，如我国现有与国家通用语相关的国际标准ISO 7098《信息与文献——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ISO 10646《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等，需要进一步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需要把我国已有的语言文字国内标准推广到国际，如《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等。《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2021年经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是我国首个面向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全面描绘评价学习者中文语言技能和水平的规范标准，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外语教学标准，主要有《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和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这两份标准虽然还不是国际标准，但出台早、历史长，在世界各国已颁布的外语教学标准中，均可发现上述两份标准的影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与上述两份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尚需充分论证。但作为中文母语国，尽快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重要抓手。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标准的时代性、适用性、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逐步推动该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进而推动该标准进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确保我国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标准及其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我国标准制定透明度和国际化环境持续优化，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关键技术指标的一致性程度大幅提升，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85%以上”。语言文字标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在国际组织语言使用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得到重视并加快发展。

（三）大力提高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数量和比率

根据前期的调研总结，我们发现要提升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关键举措之一是提高中国籍国际组织任职人员的比率，中国雇员多了，中文使用率自然会提高。而合格的国际组织任职人员需要通过教育和培养提供，因此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加强这一工作。

1. 加大国际组织语言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如可通过JPO（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简称JPO）等项目培养中国籍国际组织任职人员后备人才。JPO是指联合国初级专业官员，始于2001年，由联合国人力资源发展项目办公室（UNPD’s Office of Human Resources）主导，旨在为联合国系统及相关国际组织培养后备人才。JPO项目人选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由参加项目的国际组织出资培养；二是由各国政府出资培养，项目办公室分配各国后备人选名额。目前已有42个国家参与JPO项目，服务于联合国系统内的42个分支机构。亚洲的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都纷纷参加此项目，力图在国际组织中增加本国国籍职员人数。迄今为止，在所有国家里，此项目培养的西班牙籍职员最多，日本次之。我国目前已经加入JPO项目，但国内已有的一些相关项目，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项目等，与国际不接轨，不对接，国际认可度低，通过加入JPO项目，可以快速提升我国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国际化水准。当然，除了JPO项目外，还有其他国际组织专业人才培养项目。JPO作为初级职位培养项目，可以通过我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机制建设来保证。此外，国家应注重培养复语和复合型人才。国际组织对后备人才的要求通常是复合型人才，而复语技能是最基本条件。我们认为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培养除了一直强调的“复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外，还可借鉴哈佛大学经验，不设立专门的语言教学院系，所有的语言教学都在相关的区域研究院系中进行。我们建议打破现有学科界限和壁垒，将语言教学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在区域研究的院系中开设相关的语言课程；同时注重培养后备人才的专业能力，如法学、教育学、国际经贸、环境科学、社会学、区域国别等。

2. 建立健全国际组织职员输出机制和保障制度。一方面，要鼓励现有中国籍国际组织职员外派。据笔者调研，当前，有些资深中国籍职员因为家庭等原因，不愿意外派出国担任处长及以上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力，影响了中文的全球化传播。我们建议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解决这些国际组织职员在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外派到其他国家担任领导职务，进而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为国内已经兼具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外派国际组织工作的机会。政府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待遇，并以“笔试+面试”等考核形式和相关激励机制，在国内政府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现有工作人员中着重选拔、选调一些符合要求的复语复合型人才，优先推荐其参加各国际组织任职人员选拔考试或与国际组织寻求合作机制，直接外派到国际组织工作。

结   语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的重要指标之一，如2021年的指数体系中与国际组织语言相关的3个指标是拓展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2022年新修订的指数体系将其作为二级指标影响力的评价标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象征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和各组织在现实选择中的妥协体现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象征性是底线与基础，实用性是必需和趋势，本质上是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较量问题。我国要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重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从各组织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和现实选择中发现其特点和趋势，以此作为制定相应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依据。此外，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也需要进一步明晰，如与国际组织语言使用相关的语言景观、服务、产业等问题，也可以纳入研究中。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关系到外语专业教育、新文科建设、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区域国别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以这一问题为突破口，理顺各方关系，凝聚不同力量，解决瓶颈问题，是提高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助力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一条有效途径。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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