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梅，陈晓艺 | 跨边界生计研究的国际人类学新议题
沈海梅，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人才，云南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业技术人员，兼云南民族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跨边界研究（BRIT）中国学术区代表。曾受聘为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访问研究员（2011）、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2009）。曾荣获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奖学金、美国弗里曼（Freeman）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访问研究。长期在云南傣族、彝族、白族、藏族等边疆少数民族社区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田野研究经验丰富。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社会性别与族群性、社会人类学（性别、宗教、艾滋病社会控制、跨国移民等主题）、云南区域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曾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引言随着市场力量扩大和国家监管能力增强，流动性水平不断提高，如项飙指出的“商业、监管、人道主义、技术和社会这五个基础设施的维度，切实开辟了流动空间，增加了流动机会”，边界地区“流动基础设施”使人们跨越边界的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各国的日益开放使得人口和货物的跨边界流动成为常态，边界（border）的性质和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国家主权和政治领土的分界线。边界对于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意味着什么？流动与生计，究竟是如何密切且又构成复杂的关系？人与物的跨边界流动可产生怎样的生计方式和谋生策略？跨边界流动这一社会现象愈发进入了政府和学界的视野，跨边界生计正成为国际人类学研究的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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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跨边界生计？
自斯图尔德提出生态人类学以来，人类学界往往把生计方式视为与环境直接相关的文化核心（culture core），生计方式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以致人类学者有关生计议题基本都放到生态人类学的范畴加以讨论。而在跨边界研究的学者们看来，边界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含义，内涵丰富、种类多样，需要把边界作为资源要素来看待，并与边界人联系起来进行更细致研究，才能揭示边界人利用边界“靠边吃边”的行为逻辑。
首先，跨边界生计以“跨越边界”为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获取资源、谋求收入的一种生计方式。跨边界生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完成，必须通过跨界才能实现在不同的地方谋生。这种“跨越边界”是长期反复地进行的，不同于获得移民身份就定居在一个地方稳定工作的类型。
其次，跨边界生计体现了流动性的特质，在边界两边形成一种有季节性、周期性的循环流动，在流动的背后获利，是一种在流动中才能获得的生计。流动不仅仅体现在人的流动，也包含货物、商品（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知识、思想等物质与非物质的跨边界流动。正如有学者提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流动”，人、物和思想的流动方式越来越深入。流动性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生计，故而有学者将边界称为“流动的边界”“渗透的边界”。
再次，跨边界生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界两侧的不对称性，包括国家政治、政策法律、社会发展、经济水平等方面，也体现在资源分布、物品价格、消费和需求及生计能力的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衍生了谋生的缝隙和生计的机会。边界是一种资源，边界隐含了发展、机会、联系的巨大潜能，才可以产生新生计，即跨边界生计（Cross-Border Livelihood）。生活在边境的人，期望边界是“开放”和“有弹性”的，可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机会之边”。此外，跨边界生计也充满复杂性和多元性，体现在资源获取的多样性和人群的混杂。资源分布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人群手上，包括土地、作物、动物等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信息、熟人等社会资源。跨边界生计在另一个国家/地区实现，需要与不同国家/地区的政府、不同的族裔、社会组织、跨境亲属、中介等各种群体打交道，也涉及不同国家/地区的政策、语言、文化，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后，跨边界生计是边界人利用边界谋生的特有方式和能力。本文用“边界人”这个概念，而不是“边民”，因为边界人囊括了那些非边民但靠边界谋生的人，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讨论空间。边界人（Borderlanders）为了改善生存、转换生计而跨越边界寻求新的谋生机会。跨边界生计不是任何人都能实践的，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们熟悉不同的权力制度，并且可能熟练地使用多种语言和货币进行日常交流和互动。边境地区的个人和家庭通常能构建政府不了解的，有创造性、适应性和弹性的生计。全球化进程、土地变化、市场整合给边境居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边界人利用边界采取流动性和创新性的多元化生计策略来应对生存竞争，这是他们保持弹性和灵活生计的特有方式。对他们来说，通过跨边界流动谋取资源、获得生计，是一种新的能力。边疆充满着生计变迁的无限可能性，边界人为改善生计激发了跨边界流动的社会动力、经济动力。通过持续不断的跨边界流动谋求生活和发展，维系生计，呈现出边界人以跨边界来谋生的生计特征。
归纳学者们的讨论，可总结出：跨边界生计是一种新的生计方式，可定义为边界人跨越边界获取当地资源，寻求发展机会和金钱收入的一种周期性、暂时性、反复往返流动于边界两边的策略性谋生手段。跨边界生计不是单一的过程，是双向流动循环的，而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要素交织混杂作用在一起。跨边界生计虽与传统生计的意义相通，都是人们适应环境、谋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的计谋和办法，但它是一种需要跨越边界流动，利用边界两侧资源来谋生的生计方式，且这种流动有别于当一个地方资源不足以供养当地人口时所进行的流动迁徙。对于生活在边境的居民或有意利用边界的人来说，边界意味着资源和机会，跨边界可以成为一种生计策略及产生金钱收益。故而跨边界生计成为一种新的生计类型愈发在国际学术界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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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跨边界生计的研究议题及生计类型的讨论
跨边界生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人口更是通过跨边界流动来获得新生计，谋求发展。跨边界动力、流动与生计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经典主题。2016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办第五届“亚洲边地研究网络”（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国际学术会，会议主题就是“跨边界动力：生计、社区与流动”（Dynamic Borderlands:Livelihood,Communities and Flows）。会议聚集了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不同边界地区的跨边界流动与动力、生计策略进行讨论。有学者讨论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边境村寨的人、商品和观念的跨边界流动，以及这些流动对当地人生计和当地村落的影响。英国巴斯大学的奥利弗·沃尔顿（Oliver Walton）召集了主题为“经纪人与边境空间生产”（Brokerage and the Production of Borderland Spaces）的圆桌会议，着重于边境地区经纪人（Broker）的角色，分析其生活史，展现经纪活动变化如何影响边境社区的生计。叶克蒂·毛纳蒂（Yekti Maunati）关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边界地区努努坎岛（Nunukan Island）武吉士人（Bugis）迁移的历史，寻找适当生计来源的过程，并认为跨境的族裔网络和文化纽带是边境地区经济生存的重要途径。
斯陶特（Staudt K.）指出：“相对开放的边境为人们提供了工作、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的机会。”莎拉·特纳（Sarah Turner）认为，如今边境地区生计多样化，不仅是由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多重身份、多重边缘地位让他们的选择变得复杂和多元，也是源于他们自身渴望寻求新的生计选择和替代办法。寻找生计策略和金钱收入，成了跨边界生计日常实践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学术界对有关边界/边境的讨论经历了从对地理和空间的有形边界，到对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环境等无形边界的转型，研究议题从政治层面的主权国家对领土完整和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开始的边境安全、边境防御，边界冲突、边界谈判，边境管控、边境合作等向民族国家视阈下边境地区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交流、跨境互动的转换，产生了万花筒般的学术议题。从跨边界生计的类型上看，可大致分为跨境商贸、跨境种植和跨境务工三大类，每个主题类型又细分不同的研究层面和关注重点。
（一）跨境商贸：流动的非正式的影子经济
虽然自给农业是基本的谋生手段，但跨境贸易历史久远，生活在边境的人们一直定期与边界另一边的居民接触，除了亲戚往来，更重要的是跨越国界以交换商品。C.伦弗鲁（Renfrew）认为，买卖货物是一种超越边界的原始人类活动。有学者提到，生活在中老边境的人们一直积极从事跨境贸易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交流，在这些边境地带已经存在了几代人的密集的社会和贸易关系网。让·米肖（Jean Michaud）从1897~1904年法国殖民地军事民族志中记载，就发现越北边境地区贸易是高地生计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历史上，边境定期集市是商业交流和社会化的重要枢纽，除贸易功能外，还依赖市场作为交换信息、寻找婚姻伴侣的场所。边境城镇有发达的边贸市场，跨境商贸汇集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民族、方言、信仰、习俗和文化的人群，边境市场是不同年龄、性别、身份、阶层、地位和背景的人群大熔炉。纪若诚（C.Pat Giersch）的研究关注到明清时期有达数十万的汉族商人带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穿越云南缅甸间做中转贸易。边疆就如怀特指出的，是一个处于不同文化、种人和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挤满了混杂的人群”。全球化时代人与物的跨边界流动产生了繁忙的边境商贸和交易市场，张文勤（Wen-Chin Chang）认为人们以为的边远边境地区实际上却是活跃的贸易中心，对异国异地产品的需求，不同货币的兑换，对食物和住宿的消费，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并为边界人提供了经济机会，形成了跨边界贸易网络。
首先，学者们认为跨境商贸是一种非正式/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或者称这种流动的贸易为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行李箱/拉杆箱贸易（Suitcase Trade）。非正式经济被认为是经济的一部分，通常发生在小范围内，且在官方认可和记录之外；参与非正式经济的人缺乏正式的劳工权利和社会保护。虽然在非正式经济中可能存在非法或半非法的生产或劳动安排，但并不包括毒品走私等非法商品或服务的犯罪活动。学界内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陆地边界上，如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马里和阿尔及利亚、贝宁和尼日利亚、乌干达及其邻国、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边境地区，以及中国和朝鲜、俄罗斯、蒙古、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边境地区，都布满了非正式跨境贸易。亚历山德罗·里帕（Alessandro Rippa）关注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跨境贸易和市场，认为大多数巴基斯坦商人每天乘坐巴士把在中国购买的货物随身携带到巴基斯坦，这种边界经济形式的中巴跨境贸易，很大一部分属于影子经济范畴。哈桑·卡尔拉（Hasan H.Karrar）探讨了中亚边境集市的非正式经济，从提取租金、管理集市和交易商网络等维度说明以边境集市为中心的经济依赖于检查站政治建立的边境管理，其促进边境集市的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洪爱华（Eva P.W.Hung）和吴德荣（Tak-Wing Ngo）研究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手提箱贸易，成千上万的手提箱商人在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边界运送货物。作者指出这种手提箱贸易虽然每笔交易都小规模，并基于非正式网络，但整个运营链由高度组织化、商业化，具有明确分工的大型集团运作。盖尔·拉卡兹（Gaeèlle Lacaze）把去俄罗斯的蒙古哈萨克商人和去中国的蒙古商人称为非正式的“手提箱商人”，称其开辟了“循环道路”。跨境地点揭示了驾驶员、零售商和批发商的特殊生活方式和技能。自1990年代以来，中蒙跨边界地区非正式贸易发展为蒙古人民提供了与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发展新贸易联系的机会。
第二，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进行的商品交易、生计策略及其边境叙事是跨边界生计的经典主题。该主题研究成果以加拿大学者莎拉·特纳（Sarah Turner）、让·米肖（Jean Michaud）夫妇和德国学者克里斯汀·波宁（Christine Bonnin）等为代表。莎拉·特纳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地理系教授，多年来一直在中越边境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并培养了一批做东南亚研究的青年学者，关注东南亚半岛和中国西南地区高地的少数民族生计，研究人们如何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谋生。让·米肖是拉瓦尔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区域人类学研究和东南亚的苗族研究，提出的东南亚地块（Massif）直接对詹姆斯·斯科特的佐米亚（Zomia）理论产生影响。都柏林大学地理、规划与环境政策学院的克里斯汀·波宁博士，研究专长也涉及少数族群和农村生计。三位学者合撰著作《边疆生计：中越边境的苗族》（Frontier Livelihoods：Hmo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是近10年国际东南亚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该书对中越边境的苗族生活进行了丰富的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旨在了解苗族人如何跨越国家边界对当地的干预，扩大市场去获得更广泛的现代性机会和面临的风险，主要论述了当地高产作物品种，详细呈现了水牛、酒、豆蔻和纺织品四种高度需求的商品如何从越南到中国的跨界流动过程，案例展示了苗族人通过特定机制从新的经济机会中受益。在《边远边境准入商议：中越边境小规模贸易》一文中，作者详细考察了中越边境的服装、凉鞋、豆蔻等跨境商品跨越不同的过境点与准入标准，指出边境准入与民族差异形成了不同商品贸易网络，与京族、苗族、瑶族等不同族群的社会资本存在明显关系。
东南亚高地少数民族依靠跨边界贸易和独特的商品，努力积累起自己的生计。在人类学者的笔下，水牛、酒、服装、豆蔻等香料都在跨边界贸易中充满竞争力，并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边界人维持生计的商品。米肖和蒂姆·福赛斯（Tim Forsyth）合编了《流动的山区：中国、越南和老挝高地的少数民族与生计》（Moving Mountains：Ethnicity and Livelihoods in Highland China,Vietnam,and Laos）论文集，开篇就对东南亚高地少数民族的跨边界生计进行了跨国横向比较，试图总结出区域性结构特点。文集还收录了奥利维尔·埃弗拉德（Olivier Évrard）的《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时期老挝北部克木人的生计与移民口述史》，克莱尔·图格-拉弗勒尔（Claire Tugault-Lafleur）和莎拉·特纳的《大米和香料：越南北部高地苗族的生计及其多样化》，珍妮特·斯特金（Janet C.Sturgeon）的《橡胶转型：中国西双版纳阿卡和傣泐农民的后社会主义生计与身份认同》等论文，成为亚洲研究生计和发展主题有代表性的文献。另一本受关注的论文集是由郁丹和让·米肖合编的《环喜马拉雅边疆：生计、领土与现代性》（Trans-Himalayan Borderlands：Livelihoods,Territorialities,Modernities），该书收录了国内外有关跨边界生计的多篇论文，如米肖的《调整东南亚地块的生计结构》，李云霞的《介于罂粟和橡胶地之间：老挝西北边境阿卡人的跨境生计试验》以及莎拉·特纳的《绝佳的边境机遇：中越边境豆蔻生计》等，可见跨边界生计是当下国内外许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人类学议题，产出了许多有冲击力的民族志案例。国际人类学界开展的跨边界生计新议题呈现了跨边界生计时代中越、中老边境跨境生计的丰富样貌，也在斯图尔德之后重新提炼人类学关于生计理论的新认知，升华了跨边界生计理论。
第三，跨境商贸构成了边境地区许多居民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对一些人来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随着边界两边的商品供求关系的消长，边界线都在创造机会。市场交易对于家庭扩大生计增加现金收入越发重要。跨境贸易是东南亚许多边境高地生计的关键部分，一些人将跨境贸易纳入他们的生计战略，因为大多数人从这些交易中获利，体现出跨边界流动在持续重塑人们的生计方式。跨境商贸让边民在维持农业核心生计的同时抓住机会赚取额外收入。希德（Mohammad Jalal Uddin Sikder）和萨卡尔（Barun Kumar Sarkar）通过对印度和孟加拉边界的非正式跨境贸易研究，发现其是边境地区人们维持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方式，因为它为失业者提供了生计；尽管非正式边境贸易有些是非法的，但对于维持边境地区穷人的生计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小规模跨境商贸对数万边远边境居民的生计至关重要。
（二）跨境种植：边界区域的空间再造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和种植是他们的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获得其他发展的基础和资本。跨境种植是边境地区特有的产物，边境两侧的土地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随着资本主义渗入边境地区，不仅是拥有大量金融资源和市场联系的大型企业经营者在边境地区蓬勃发展，生活在边境的农民也在区域贸易和边境景观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境种植主要是由当地商人和农民推动，他们通过跨境联系调动了知识和资本。边界人利用地缘和亲缘优势，跨越边界种植经济作物和农作物，将他们的技能扩展到了跨境领域。
跨境种植主要集中在橡胶、香蕉、南瓜、西瓜、豆蔻等作物，橡胶的跨境种植尤为瞩目。住在中国云南边境的村民为耕种老挝、缅甸、越南等邻国土地而进行跨边界的循环流动，国内学者主要探讨跨境橡胶种植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如跨境种植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后与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国外学者较多关注跨境种植中橡胶土地的扩张，橡胶苗的购买，橡胶的种植技术，橡胶的培训知识甚至是种植橡胶的资本等的跨境流动，代表学者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地理系的珍妮特·斯特金（Janet C.Sturegen）。斯特金从1978至1983年在尼泊尔生活了6年，从而对高地农民和农业产生兴趣，并对中国西南地区（云南）和泰国北部（清莱）进行了广泛的调研，着眼于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和生计研究。斯特金说西双版纳勐宋是她整个职业生涯长期研究的基地，产出了《边界景观：中国和泰国阿卡人土地利用的政治》一书及多篇相关论文。斯特金跟踪了大湄公河地区橡胶的快速扩张，认为西双版纳阿卡和傣族农民通过种植橡胶致富，并将橡胶种植扩展到邻近的老挝，将橡胶种植技术和知识传播给老挝的亲戚朋友。斯特金提炼了跨境橡胶种植领域的经验和论点，是跨边界生计中跨境种植研究的先驱学者。
跨境种植首先涉及土地问题，边境地区土地灵活安排与使用是重要因素。在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推动的市场整合与退耕还林计划，企业家和移民等区域发展平台都在影响边疆的土地使用。不仅边境村民在本地和越过边界去租赁和买卖土地，其他地方的商人企业家也会到边境或跨越边界去承包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中国边境村民自己没有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橡胶，村里也无多余土地用于橡胶扩张时，他们想到了与边界另一边的亲戚合作：一方提供土地，一方提供资金和技术经验，并按照约定享受橡胶收入分成。这是合作跨境种植分享红利，解决土地问题还包括土地买卖和租赁。如在西双版纳勐腊，许多家庭将水稻田租给广东企业家种植香蕉，勐腊的村民跑去老挝租地种植南瓜、西瓜，或与中国公司在新开垦的林地承包种植甘蔗；有的边境村民在海外亲戚汇款的帮助下，攒到足够的资金，向邻国边境村民购买土地。土地本身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商品化，在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可以购买茶园或水稻田，或用这些田地作为贷款抵押。灵活的生产和劳动安排，快速的土地使用转变以及边境两边人民长期的关系网络，使经济作物跨越边境进入邻国种植成为现实。不可忽视的是，桑戈·马汉蒂·克劳馥（Sango Mahanty Crawford）研究越南农民在柬埔寨边境地区租赁土地，认为跨境的租赁活动，呈现出快速成长的土地与商品市场，加剧了地方的土地争夺。
跨境种植在边境地区完成了空间再造，边境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是流动的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也成了边界人跨境种植的生产空间，是可利用的机会走廊。学者已关注到边界的产生和再生产，认为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一直呈现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跨境种植生计方式的兴起，使种植在边界的空间感上形成了一种“超越边界线”的边境想象。中国和东南亚边境地区满山遍野的橡胶林早已成为超越边界地表的景观，是边境地区空间景观再造的结果。随着中国与老挝合作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赴老挝投资香蕉产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2020年6月举办了“谁的资本空间？中老边境商品香蕉空间再造的案例”的讲座，主讲人马洁文博士用大卫·哈维“资本只有通过创造空间才能征服空间”的理论观点，探讨中老边境香蕉空间再造实践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阐述由小型民间农业资本主导的边境香蕉生产空间再造的整个过程。边界线两边延伸的边境地区，有学者称为“第三空间”，边界为两边的居民创造了不同的机会，并在这个空间中谋生。
（三）跨境务工：注重本体的主体性视角
跨边界是边境居民生计策略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积极利用边界，或经常进行与边界有关的活动。边界是边界人努力谋生并赋予生活世界意义的重要空间，人的边界/跨边界实践，突出了边界在他们改变自己生活和谋生空间方面的核心作用。
首先，跨边界流动是寻求发展机会和提高能力的手段。传统上，边疆的少数民族一直是流动的。生活在边境的人，流动性是他们的特点，流动性是边民特性。流动性被理解为一种能力，通过流动寻找发展出路的人也旨在提高他们的资格和能力。格拉西亚·刘-法雷尔（Gracia Liu-Farrer），布兰达·杨（Brenda S.Yeoh）和米歇尔·巴斯布（Michiel Baasb）就对跨境劳动力流动中的技能问题提出了社会建构的分析方法。作者讨论在流动过程中如何构建技能，进而又如何影响流动能力，强调技能与流动性之间复杂且经常互惠的关系。温迪·梅（Wendy Mee）也提到跨界工作通常被认为是提高跨文化技能的重要机会，劳动力流动需要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接受能力，这也是学习新技能的基础。通过流动，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财产和能力的人在收入、个人发展和长期利益方面实现了不同的结果。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作为生计和能力的流动性通过现实可观的结果得到证实和增强，如资本投资和土地收购。一些流动性变成了能力，提高了人们的生计。有学者对云南边境村庄做过调查，得出大约65%的受访者的家庭生活条件因流动性而有所改善。流动性增强了村民赚取现金的能力。然而，跨边界流动谋求生计，是有难度和要求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包含多种因素。一方面是长期居住在边境，拥有身份、语言、社会关系等各种优势和资源形成的能力，需要公共服务、族群网络和支持来促成流动性的能力。也是麦肯（McCann E.）认为的，“流动性是分层的，并受获取资源和个人身份（类型、种族、性别等）的制约。”另一方面，决定是否外出以及谁将流动是一个能力评估的过程，这种评估不仅取决于成本承担和收入能力、年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还取决于家庭劳动策略和对民族文化中性别角色的期望。苏曼·汉森（Suman Hanson）在阐述性别动态时指出了流动性和性别的相互依存性。
第二，劳动力跨境流动的多维视角与多样案例。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学界对以人为中心的跨边界生计研究案例极为丰富。一是立足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边界，二是关注的内容和边界人的角色也千差万别，各有千秋。基思·巴尼（Keith Barney）阐述老挝农村青年跨越老挝-泰国边界到泰国从事有偿劳动，他们寄回村庄的汇款，对于理解当今老挝的农业转型变得越来越重要。作者指出，老挝向泰国跨境谋生的年轻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几乎每个家庭都参与其中。佩德罗·保罗（Pedro Paulo）和奥拉卡·罗马诺（Orraca Romano）关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移民和跨境工人，比较两者在人数、社会经济特征、职业结构和收入的差别，发现移民比跨境工人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可能从事高薪职业，并且收入更高。陈劲波、郭帅旗关注广西中越边境越南籍家具散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越南籍工人社会支持网络进行阐释，得出越南籍家具工人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互动，体现出了“情感的表达和体验”。约翰·林德奎斯特（Johan Lindquist）研究印度尼西亚向马来西亚油棕行业招募移民劳动力的经纪人，认为沿着相邻和重叠路线移动的经纪人的流动性，解决了流动性与固定基础设施之间的二分法问题。经纪人的流动性，各种形式的渠道、设备和物流形成了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可以用移民基础设施来理解。乔拉尼·查巴拉拉（Xolani Tshabalala）讨论了与津巴布韦接壤的南非贝特布里奇（Beitbridge）进行无证越境转移或协助过境的商议，通过将殖民风格的“非法劳工招募”和独立后的“辅助过境”描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学和政治过程，强调了中间人在塑造贝特布里奇边界的边界性质和意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李明欢关注中国跨国移民经纪人，并称他们在“玩边缘球”。她还通过印度克拉拉邦海外工人跨境就业的案例，认为跨国劳动力流动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可以实现两国的双赢，一方面化解就业压力，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可观财富，另一方面实现跨境就业者工人、家庭及社会多方共赢。凡妮莎·兰姆（Vanessa Lamb）研究了泰缅边境居民如何通过他们的知识实践和行动参与他们自己的“边界工作”招募和重建政治边界，提出了边界是边缘化社区投资和斗争与谈判的重要场所。彼得·巴洛格（Péter Balogh）和马顿·彼得布（Márton Peteb）关注斯洛伐克-匈牙利边境地区，在农业主导的斯洛伐克的高失业率，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通勤到以工业为导向、对劳动力需求很高的匈牙利。但作者发现这种跨境互动很少导致彻底的跨境融合，边界仍然是强有力的分界线。
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劳动力跨境流动、跨境务工、跨境就业的研究还集中在对跨境劳动力的特征、差异、原因、就业类型进行分析，探讨劳务合作，或以某个地方、某群体劳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跨境务工人员的社会适应、工作满意度、幸福度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性别是理解跨边界生计的重要视角，国际人类学界也进行了重点关注，形成了全球女性跨国生计的丰富案例，有学者认为跨越国际边界的流动正在被性别观念、社区和民族差异、营销实践、宗教习惯、性的话语和边界的文化建设所形塑。碍于篇幅，不在本文赘述，作者将有专文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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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边界生计研究凝练出的理论观点
国内外人类学界在呈现不同国家、地区跨边界生计案例的同时，也力图凝练跨边界生计的理论，目前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
其一，流动性是一种生计和能力。跨边界生计需要跨越边境线，到异国他乡去谋取生产资料，获得经济回报和生存收入。流动为人们的生计创造选择，流动是谋生策略，流动也是一种生计能力，与发展相关联的流动具有不同凡响的含义和社会后果，跨边界生计体现了边界人的流动逻辑。詹妮弗·曼德尔（Jennifer L.Mandel）探讨了在贝宁诺沃港的妇女创造可谋生策略中，流动显现出重要性。作者根据1990年代末对500多位女性的调查和访谈证明了社会经济背景影响女性的流动能力，但她们能使用多种策略适应流动。金成京（Sung Kyung Kim）探讨了生活在中朝边境的人们在平衡流动成本和收益获得的前提下把越过边界（边境河）作为日常工作。王云贤、日下恭子（Kyoko Kusakabe）等洞悉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流动生计，认为流动性和影响超越了国界，少数民族的生计在跨国的基础上，与跨边界的文化和贸易联系起来。流动性不仅跨越物理空间和边界，还跨越政治、社会和文化边界，包括国籍和民族身份、性别、世代和婚姻，显然，流动性是一个社会过程。
其二，边界的不对称性和空间邻近性为边境特定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善于发现经济机会的边界人以边界为资源，利用边界两边的不对称性与空间的邻近性，产生了人和货币在边境线上的不断流动。索恩（Christophe Sohn）根据边界作为资源所扮演的角色来解构跨境融合（cross-border integration）这个概念，他提出两种模式来开发理论框架，第一种模式称为“地缘经济”（geo-economic），主要基于动员边界作为一种不同的利益，其目的是通过非对称的跨境互动产生价值。第二种模式称为“地域项目”（territorial project），它强调通过混合/创新过程或需要的地域和符号识别边界，涉及边界两边融合的边界资源。温迪·梅（Wendy Mee）研究了印尼桑巴斯妇女跨越马来西亚砂劳越的跨边界活动，她们靠近国际边界，企图将这一地点变成一种经济资产，希望在未来的跨界工作中产生新的婚姻和家庭。跨境工作的妇女利用边境的生产力，创造性参与印尼女性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斯特金描述了中、泰、缅三国边境村的村长，对边界资源获取控制的边境实践案例。作者认为村长们是新型小型边境实体的负责人，控制本地边境的资源获取。
其三，跨国社会网络是决定人们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跨边界生计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边境两侧有互为亲属的社会关系存在。人们的联系网络、信任可产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正如克尔克维特（Kerkvliet）所言，“为了获得土地、劳动力、金钱和紧急援助而创建和维护网络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拉达·帕顿吉蒂（Lada Phadungkiati）和约翰·康奈尔（John Connell）探讨泰老边境小规模贸易，主要关注贸易商及其社交网络，指出贸易商与其他商人、司机和政府官员等建立的跨国社交网络是使小规模贸易得以持续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网络、信任、经验和熟悉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获得信息和贸易优惠，维持复杂的跨境生计。迈克尔·艾伦伯格（Michael Eilenberg）和里德·沃德利（Reed L.Wadley）探讨了伊班人利用跨境族裔关系到马来西亚砂劳越州寻求更高报酬工作的跨境生计策略，诠释民族在跨境劳动力移民中的社会经济意义。金成京在其中朝边境朝鲜妇女流动的研究中提出流动的决定通常考虑到朝鲜人的空间感知，亲密的亲戚网络以及对语言、地方和人们感情的熟悉度。张文勤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讲述了移民缅甸的云南华人故事，其研究主题的内容包括贸易和移民轨迹，涵盖跨境走私、非法贸易、地下钱庄等。文中谈到社会和经济生存如何维系取决于流动性、机缘和联系，而这又体现在他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商业意识和商业能力、家庭族群和社交网络等方面。作者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与缅甸少数民族之间的持续联系是如何引发许多人之间的商业合作的。
其四，边界在国家注视之下成为日常政治。在微观层面，边界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涉及持续商议的过程，沉浸在权力关系中。边境对合法流动保持开放的同时，对不受欢迎的流动可以足够封闭，国家对人员和商品的跨境流动起着强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边界线对边境地区生计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家支持的开发项目也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动着边境地区的生计变化，如正在修建的新高速铁路线，公路升级，电信更新，包括广泛的手机信号覆盖和更灵活的技术实用性，也越来越增加了边境地区时空压缩的可能性。特定国家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新的经济机会，鼓励了跨边界生计的发展。劳拉·舒伯格（Laura Schoenberger）和莎拉·特纳在中越边境发现，边境准入由一系列复杂和多层面的社会和结构要素来调节，这些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国家政策，还包括根深蒂固的民族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地理变量，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机会。有一系列并非显而易见但却重要的政策与非政策机制控制着边境生计的准入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边境少数民族选择务实地将边界的各个方面融入他们的生计，对各种多样化策略的机会成本和利益进行细致和有意识的计算。人们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集中精力于跨边界的日常谋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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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边界生计研究议题可延展的讨论
近年来，有关边境人类学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施琳《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沈海梅《近二十年国际学术界跨边界研究动态及其理论视点》，政治学领域方盛举、刘华林《边疆治理视角下的领土边界及其伦理基础》等多篇文章都围绕边界、跨边界议题进行讨论，说明这一议题对于构建新学科方向或凝练边疆研究内涵都具有选题价值。从人类学日常生活理论视角出发，跨边界生计研究议题无疑能极大丰富跨边界社会研究的内涵。其一，跨境贸易的讨论建立在非正式贸易的基础上，商贸货物的样态除了本文国际学者提及的水牛、酒、服装、凉鞋、豆蔻等小商品，其实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大米、薏仁米、玉米等粮食、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甚至如压制后的臭胶之类的工业品都可以进行延展研究，在人类学看来，每一种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史和社会生活意义。从商品过境方式和过境通道来看，本文涉及的行李箱/拉杆箱贸易过境形式，对于深港边境奶粉、保健药品过境是有特别含义的，凝固了内地和香港民众间曾经具有的张力。笔者曾在河口中越边境国境点看到香蕉等水果的过境则是依赖妇女头顶肩扛、或用小推车来完成的，记录的是女性边界人的辛劳和坚韧，跨边界生计对于女性的谋生意义。其二，中越、中老、中缅山水相连，跨境种植在当今仍充满活力，药材、花卉、茶叶、甘蔗、林木等高原特色农业覆盖的所有经济作物、新品种农作物的跨境种植都值得在跨边界生计的理论框架下开展研究讨论。其三，随着中国网络直播销售的成熟，阿里巴巴等大企业在边境地区参与的电子商务扶贫铺开，跨境电商等电子商务将成为跨境生计新业态，改变以往跨境劳务、跨境务工、跨境就业的根本内涵。其四，跨境生计研究拓展，最具挑战性的议题还是对探究边境社会“第三空间”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意义的拓展，跨境生计如何介入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正如方盛举所讨论的，“领土边界伦理就是领土边界设置和管理行为背后的道德根据，它为领土边界的存在、位置、功能、冲突管理等安排提供正当性证成或正当性批判，它的目的是促使领土边界的设置和管理对人类社会更美好的生活发挥最大正面价值”。
跨边界生计是国际学界多年来研究的焦点，国内外跨边界生计研究的一系列个案形成了全貌性审视跨边界生计的不同视角和分析框架。学界鲜有人提出跨边界生计研究的整体思路，本文提炼和归纳跨边界生计的概念和理论，总结其特征，试图构建跨边界生计的总体性图景。跨边界流动与生计孕育出许多新议题，人与物的流动，跨境族群关系和网络，跨境经济互动和社会互动等，都是边境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向，也是区域国别研究中跨边界、跨区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跨边界生计是边界/边境/边疆研究的重要命题，构成了跨边界/边界/边境/边疆研究的关键部分。国际人类学界的跨边界生计研究，诞生了许多新的思路，可以有效地推进边界研究。另一方面，跨边界生计研究也是生计研究的新方向、新出路，同时也是诠释生计研究的全新视角。全球边境跨边界生计的个案和民族志的多样性支持了生计研究的再发展，发挥其新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常流动受阻，使跨边界生计及其研究面临新的挑战，也将关于跨边界生计的理解和分析推到了新的高度。然而，正如王明珂所言，纵然在疫情之下，全球化依然势不可挡。
总之，跨边界生计是全球化和流动性的产物，跨边界生计的突出特点在于跨越边界，利用边界，靠边吃边，跨边界生计的基础是边界两侧的不对称性和空间邻近性。跨边界生计是一种不同于人类以往传统的生计，是需要跨越界线、利用边界这个“第三空间”，整合各种资源形成的新生计策略，需要以更复杂和动态的方式来看待跨边界生计。人、资本和货物的跨边界流动，引发人不断思考。边境是灵活的，恰如尤西·普莱恩（Jussi P.Laine）所言，“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边界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它们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如何被感知、被理解、被体验和被利用的”。跨边界生计作为边界人一种新的谋生方式，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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