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春｜再观“边疆性”：边疆的三重镜像及其理论意义
如何理解与界定边疆，是展开边疆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当前学者们总体上是在各自领域与学科视野下使用这一术语，并没有形成概念与理论上的共识。周平教授指出，当前边疆研究中“比较突出并对边疆研究的发展形成硬性制约的问题是，边疆研究的学术话语尤其是核心概念的不一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中，不同论者各自使用的学术概念并不统一，就连‘边疆’概念各自的所指也有很大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而这一情形，恰恰揭示了当前学术界对于边疆的认识及概念建构在一定意义上处在就边疆而讨论边疆的层面，缺乏在理论脉络中的定位与学术体系中的支撑。这样对边疆的概念界定就使之成为“概念孤儿”，面临着“寻家”即在一定理论脉络与学术体系中寻求定位的任务。事实上，“边疆之所以成其为边疆，不单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其作为区域单位的空间观念建构实际上是以其‘边疆属性’为基础”。这意味着不能仅聚焦于以区域形态呈现出的边疆空间，而是要着力去发掘塑造边疆的具有不同指向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背后潜隐的理论脉络。在这一持续的探索过程中，学者们关注到“边疆性”这一议题，并对其概念定义、理论意涵与价值意义展开讨论。综合来看，学者们对“边疆性”的阐释呈现为三重不同的视野或镜像，分别是中心边缘的空间异质性镜像、时间变迁的现代性镜像、能动性基础上的策略性或结构性镜像。这三重视野或者镜像构成了理解边疆相对完整的时空闭环。其中，空间异质性呈现了边疆区别于核心区域的整体性特征，时间现代性映射了边疆自身变化的过程，策略性与结构性则是呈现了边疆在中心-边缘结构与域内外的地位。每一重视野或镜像背后都潜隐着一定的理论脉络，如果进一步推进，这些理论脉络的交织有可能形成边疆研究的“四梁八柱”而建构起学术体系。因此，对“边疆性”的不同阐释与讨论实际上就是对理解边疆潜隐性理论脉络的揭示与呈现。
整体来看，当前学者们对于“边疆性”的探讨，基本上都意识到其发展成为理论命题的潜力，诸如张世明认为“边疆性”可以视为边疆社会的总体性特征，孙勇将“边疆性”与“现代性”相对应讨论边疆趋于消失的命题，袁剑更是以“边疆性”阐释清代边疆治理并反思民族国家对边疆的遮蔽。这些理论命题的凝练与阐释，可以说极大推进了对边疆特征、属性、性质及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对“边疆性”的阐释可能发展成为一组取向不同但可相互对话的理论命题，同时，也可进一步延伸到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建构环节。这是因为，阐释关键概念、凝练理论命题、构建学术体系、发展学科体系，应该是深化边疆研究与推进边疆学学科建构具有逻辑内在自洽性的路径。
当前学术界对于“边疆性”的探讨与阐释取得了积极进展，深化并扩展着人们对边疆的学术性理解，但是同时也各自存在着不足与局限，有必要对学者们的阐释及其争论进行整体回顾与探讨辨析。因此，本文旨在深入理解边疆概念及理论命题的观照下，对当前学术界对“边疆性”的阐释进行梳理，分别讨论这三重镜像中“边疆性”所呈现的有可能推进边疆的概念化、理论化乃至命题化上的学术潜力，并进一步探讨“边疆性”在推进边疆的概念化、理论化与学科化，认识边疆的地位与未来发展，以及影响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一、中心与边缘：空间异质性镜像中的“边疆性”
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边缘区域，在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关注到这种异质性并展开讨论。何一民，李琪，刘雅君等学者认为地处边疆的城市、中亚维吾尔族群的地缘分布、西藏的当代文学都呈现出“边疆性”。张世明对“边疆性”进行了更为综合且深刻的阐释，指出其中“‘边疆社会’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为依据,而更主要的是力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而“边疆性”也就是指边疆社会所呈现出来既不同于草原也不同于内地的另类社会空间所呈现的特征，诸如男女婚姻形态、无序动荡性、社会组织形态变异性、土客矛盾等。其中，在术语上，张世明将“边疆性”翻译为frontier style，指向边疆社会所呈现出的因多元交互而呈现出的复合性特征。
从以上学者所界定与使用的“边疆性”概念来看，主要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旨在呈现边疆区别于内地社会的异质性特征。其中，张世明更为综合性地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指向边疆区域与社会的整体性特征，或者可以直接叙述为“边疆的边疆性”。这一描述并非是一种同义重复，而是用这样一个统合性的概念来描述与概括边疆社会的特征。这种“边疆性”一方面是具体的，指向着地理、政治、社会、人群及文化不同于内地社会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又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指向的是边疆与内地的整体性差异与复合型特征。因此，在空间异质性镜像的视野之下，所谓“边疆性”更多是对边疆地区或边疆社会所呈现出来部分或者整体特征的综合性描述，是以内地核心区为参照对象的，也就是与“中心性”或者“内地性”相对应的“边疆性”。
在对边疆的概念进行理论探讨时，有学者注意到边疆的属性，并对“边疆性”与“边疆属性”进行了辨析。杨明洪指出，“边疆属性”指边疆的内在规定性，是边疆的“二重属性”，旨在探索边疆的本质，“边疆性”是边疆的外在表现，指向边疆的特征。“边疆性”是边疆特征，是“边疆属性”的反映。在此基础上，杨明洪指出“边疆性”是与国家“中心性”相对应的概念并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指出，边疆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边疆性”被国家的“中心性”所克服，或者是“中心性”增强的过程。
综合学者们从空间角度对“边疆性”的理解与阐释，可以发现，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角度上是多样的，既有基于直觉与经验以此描述边疆事物的特征，也有直接将边疆区域与边疆社会作为对象讨论其所具有的“边疆性”特征，更有学者从边疆本质属性与边疆特征的区分上加以理解，呈现出对空间视野下边疆理解的不断深化，而“边疆性”在此则是承担了重要的概念表达功能。这种对边缘性、民族性、多元性、异质性等集中表达，使得“边疆性”成为一个联结经验与理论的重要概念，在理解边疆的性质与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这种空间异质性镜像下的“边疆性”，虽然看起来是对边疆区别于内地特征的描述，但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种时间性的视野。也就是说，虽然这种具备“边疆性”的区域在中短时段内难以有根本性变化，但是随着国家权力向边疆地区的延伸与渗透，这种异质性会逐渐被一体化进程所消解。但是这一观点存在偏颇之处，事实上“边疆性”还存在着生产与再生产的情形，在边疆运动向边缘推进的同时，有着应激性的力量塑造着新的边疆特征，也就是存在着一种去“边疆化”与“再边疆化”的辩证过程。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命题，但是即便如此，边疆不仅是一个政治地理的空间呈现，而且也是一个历史社会过程，因此也是有着时间的维度。这就是有些学者所阐释的现代性镜像中的“边疆性”。
二、传统与现代：现代性镜像中的“边疆性”
边疆不仅有其独特的空间形态，而且还有其时间性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边疆在空间形态与社会特征上呈现为一种式微的过程，突出表现为随着国家权力向边缘区域的扩展与延伸，边疆不仅在空间区域上有所减缩，而且其原来所具有的异质性特征也逐渐消失，这一过程被称之为“边疆运动”。基于这种时间性视野，“边疆性”得到了新的理解与解释，也就是“边疆性”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镜像，指向边疆的历史性与遗存性。当前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孙勇。
孙勇在对李安宅边疆研究的梳理中发现，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安宅就提出了“边疆性”的概念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李安宅在其《边疆社会工作》指出：“到了那个时候,便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也就失掉其‘边疆性’,……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在这里，李安宅不仅提出了“边疆性”的概念，而且也指出了“边疆性”最终消失的前景。
结合时人对边疆的理解以及李安宅个人的经历与学术旨趣，可以发现李安宅对边疆与“边疆性”的理解呈现为：其一，边疆更多是文化边疆而非地理边疆。李安宅曾指出，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由此可见，其对边疆所强调的是文化上异质性，而非地理上的边缘性，但是同时也指出，“文化的边疆实以地形的边疆作基础”。游牧地带或者受到游牧深刻影响的过渡地带即为边疆。其二，边疆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先导。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中十分重视工业的发展，认为“在物质方面，我们要采区域分工的办法，因用边疆所宜，使其地无弃利；同时使其当地产品就近工业化，以冀与内地经济平衡”，这样才能使得农牧在经济与技术上实现一体化的整合，形成互惠发展的局面。其三，边疆政治现代化需塑造公民精神与国家意识。李安宅认为，“在精神方面，我们要采公民原则的办法，充分利用乡土教材，使其发挥所长；同时授以现代常识，使其明了现代国民所应有之权利与义务，而且养成这种习惯。如此，则就全国论，统一中有复异，地方论，复异中有统一；此之谓泱泱大国民的风度。”这实际上就是在对边疆民众精神世界改造与国民意识塑造中，既强调一体性的观念与精神，又强调边疆的地方性特色，可以视为多元一体的呈现。
从李安宅对边疆及边疆社会工作的论述，可以发现其对于何为边疆及何为“边疆性”有着独到的理解。李安宅对于“边疆性”终于要消失的认识，有着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的呈现：其一，在空间上，以工业化的介入实现农牧区域之间的区域分工，达成经济平衡与互惠交利的局面，实现边疆内地之间的一体化；其二，在时间上，除了现代工业与技术外，李安宅更加强调公民原则与国民意识的塑造，这实际上就是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现代元素及价值。在李安宅看来，只有在空间上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农牧的互利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时间上通过现代国家意识与公民原则的塑造实现了边疆地区的国家建构过程，使得现代政治的价值在边疆地区生根发芽，才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边疆性”得以消失。
孙勇指出，“李氏其实是将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引入到了‘边疆性’问题之中。其所谓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的工作，要依赖现代性介入才能实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对镜像问题的互照，即‘边疆性’是在没有或缺少现代性条件下的产物，若没有现代性的介入也就不会有‘边疆性’的消失”。“即现代性在其书中是隐性的一个前提，而‘边疆性’则成为社会学的显性问题……所谓‘边疆性’需要放到现代性命题之下，才能彰显出来”。孙勇对李安宅“边疆性”的理解，是在李安宅对边疆及边疆社会工作的旨趣中，将“边疆性”所对应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可以说是深化了李安宅“边疆性”及其消失的理论命题。孙勇以现代性的镜像理解“边疆性”，指向“边疆性”消失的现代过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诸如孙红林同样从李安宅的边疆建设思想，指出“地理交通”和“文化沟通”在消除“地形”和“文化”双重区隔、推动“边疆性”消失上的重要意义。
在对李安宅“边疆性”总结与阐释的基础上，孙勇进一步探索了“边疆性”的意涵。“其‘边疆性’究竟是对边疆的一种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还是对边疆工作(具体到社会工作)内容与性质的一种框定?或者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上诸多对策的归总?甚至是在哲思之后对边疆工作涵义所做的意味深长的揭示?”这事实上是对“边疆性”的进一步追问。在此基础上，孙勇对“边疆性”进行了定义，认为“边疆性是部族或国家政治集团对其所涉利害边缘疆域所赋予的某种性质，这种性质由各时期各政治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从这一定义，我们发现孙勇此处对“边疆性”的阐释呈现为不同的旨趣，搁置与消解了“边疆性”所映射的现代性镜像，着眼于利益与战略上的界定与解释，是一种被赋予的特性。这种对“边疆性”界定与理解的差异性或者跳跃性，现在看来很难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将之贯通起来，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呈现了“边疆性”自身的丰富性与歧义性。
三、边疆的能动性：结构策略性镜像中的“边疆性”
无论是空间异质性镜像还是现代性镜像，虽然有其自身的经验支撑与理论脉络，但总体上是一种现象或者经验性的描述。而要进一步发展与丰富“边疆性”的理论基础，则需要更为综合性的视野。袁剑对“边疆性”的理解与阐释远远超越了空间异质性与时间现代性等一般意义上的讨论，聚焦于清朝在边疆治理中所呈现的“边疆性”，着眼于清朝帝国统治中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可以视为是结构性或策略性镜像中的“边疆性”。在探讨清代“边疆性”的基础上，袁剑继续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延伸与扩展，形成了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理论观照。
（一）清代“边疆性”的建构与阐释
袁剑探讨清代的“边疆性”，旨在描述与总结边疆在清朝疆域空间内的重要地位及其清朝对边疆的治理策略。袁剑指出，在清代之前边疆并不构成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问题，边疆问题与核心区域不仅是实践上相互分隔，而且在统治者的观念上也是二元分立。而到了清代，“满洲人入关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诸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远绍元朝重视边疆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既巩固核心地域，同时又将边疆地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清代所独有的统治观念”，此为清朝的“边疆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朝“边疆性”是在完成大一统进程中边疆地位不断凸显的情形下展现的，“边疆性”描述与呈现了清代总体的边疆观。因此“边疆性”在袁剑这里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性概念，而是指向特定时空范围与实践策略的分析性概念及命题。对此“边疆性”，袁剑指出“清廷在清朝中叶之后(具体时限是自康熙、乾隆至嘉庆时期)出现的一种对于中国自身所面对的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全方位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策略”，并进一步解释道“这种策略的基本理念就是‘消灭后方’，力图扭转前朝在边疆控制与治理方面所存在的粗疏化与象征性，而强调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从而努力达到对整个清朝疆域的严密控制与管理”。
如果从表面的语法结构来理解，袁剑对于“边疆性”的定义可以简化为“边疆性是一种操作策略”，这着实是有些费解，作为一种操作策略的“边疆性”到底指向的是什么？理解袁剑对“边疆性”的界定，需要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与时空场景之中。“边疆性的重点并不局限于边疆，而在于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的关系处理上，清廷的政策实践是‘边疆性’得以展现的基础”。基于这一原则，袁剑认为“边疆性”有其历史发展的脉络，是在清朝完成大一统中逐步展现的，在理论上回应着中原中心观与新清史边疆研究的路径，在时空范围上是指向清朝时期，在特定指向上主要着眼于清代边疆治理的总体性操作策略。
那么清朝的这种“边疆性”是如何在治理实践中呈现与展开的呢？对此，袁剑构建了理解清代“边疆性”的两种框架。其中，结构框架主要呈现在空间上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统合、理念上的“领导权”与“统治权”的形构以及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仪式操作，呈现了“边疆性”展开的空间视野与观念理念；解释框架主要包含着核心层操作策略与地方化实践，其中核心层操作策略完备地呈现了清朝是如何展开对边疆的统合与治理的，包含着清帝的一身多任、多重朝圣圈等，地方化实践具体呈现了对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的治理。袁剑对于清代的“边疆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边疆性’依靠着其边疆政策上的因时而变以及组织结构上的跨民族性，从而有力地增强并维系了清朝自身的稳定与统一，而这种稳定与统一局面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边疆性’，而在清朝版图最终稳固的过程中，这种‘边疆性’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豁合剂”。
袁剑虽然主要描述与呈现的是清朝时期的“边疆性”，但是其对“边疆性”的理解有着更为深远的理论指向。“边疆性”的讨论，一方面是旨在超越传统中原中心论的单向度的“汉化”理论取向，另一方面则是回应新清史背离中国本位消解中国主体性的“满洲本位”研究路径，所主张提供的是一种凸显中国主体性的清代边疆的整体性研究的视野。这可以视为是在研究路径上的综合与超越。与此同时，袁剑对清代“边疆性”的挖掘，特别是对其统合边疆与内地整体性视野及操作性策略的梳理与呈现，也旨在为当前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及边疆问题的治理提供资源及思路。
（二）“边疆性”的时空延展
在对清代“边疆性”展开论述的基础上，袁剑对“边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这一扩展与延伸主要是沿着两条相互联系的路径展开的。路径之一依然是在中国的疆域空间与历史视野中展开，但不再局限于清代，而“理应进行富有历史连续性的考量与分析”。也就是，“边疆性”不仅“是理解和处理边疆在中国历史与王朝治理中所占权重的观念与实践结构”，而且也是理解“当代世界之中国”及其边疆的重要理论资源。袁剑指出，在中国疆域空间内，边疆即是非中邦区域，“这里所谓的‘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这里的“边疆性”虽然是在对象上指向边疆，但着眼的是边疆与中国整体疆域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就是寻找“边疆性”与中国“整体性”之关联。这样，对于“边疆性”的理解就不仅在于边疆自身的地位与特征，而是着眼于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的边疆是如何在边疆与内地、边疆区域之间的互动中形塑出一种整体性的关系结构。这种具有时空延展性的“边疆性”，基于边缘视角而非边疆本位、强调互动耦合而非分离，虽然在意涵上少了清代“边疆性”的策略性与操作性，但描述与揭示的是边疆在国家整体疆域中的地位与能动性，强调的不仅是“从边缘发现历史”，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边缘区与核心区的互动结构与机制。
袁剑对“边疆性”扩展与阐释的另一路径则是超越了中国的空间范围，旨在探讨一般意义上现代国家所具有的“边疆性”特征。袁剑指出，苏联解体后的中亚五国各自的国家建构，既是要以苏联时期划界所构造的疆域为基础，但是同时也试图追溯更为久远与辉煌的过往，而这又是以突破现有疆域限制为前提的，这样就形成了理想叙述与现实疆域之间的差异，“各国都无法彻底在现实层面真正塑造一个具有整体连贯历史与单一族类空间的国家空间，中亚各国间在边疆的历史和群体复杂性塑造着其显著的‘边疆性’特质”。这种“边疆性”，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的错位所形成“共享历史”和“交错历史”的产物，并且在现实国内政策与国际关系中有着鲜明地呈现。通过中亚国家“边疆性”的呈现及根源的揭示，袁剑提出了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就是某些现代民族国家所蕴含的空间与历史叙述的张力及“边疆性”。这种“边疆性”所呈现的是，边疆在一国疆域空间与国家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致国家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与政策取向都不得不考量边疆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或是将边疆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或是需要加以防御的安全软肋。这种“边疆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建构的历史叙述上，而且也在现实中不断提示着国家建构的挑战，特别是领土的争议性以及边疆所面临的安全稳定问题等存在使得“边疆性”不断浮现。当一个国家呈现出这一意义的“边疆性”，那么就可以称之为一个“边疆国家”。诸如，边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得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在很多方面都必须将边疆置于总体性的重要地位，这些战略、制度与政策实际上就呈现了国家所具有的“边疆性”，中国因此可以被称之为“边疆中国”。
袁剑对“边疆性”两种路径的扩展，在理论上指向的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政治结构的反思。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下，边疆是被支配、被克服、被限定的存在，其所呈现出来主体性、能动性与活力，被民族国家体系的刚性所规制。而“边疆性”的提出与阐释，无论是“非中邦区域”呈现出“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的“边疆性”，还是因边疆的存在使得国家整体战略与政策对边疆的观照而呈现出的“边疆性”，虽然旨趣不同，但都呈现为一种结构性与策略性的视野。也就是无论是何种时空结构与意义上的“边疆性”，都不是在单纯意义上讨论边疆，而是通过边疆的地位与结构探索国家边疆治理的操作实践。如果以镜像性加以概括，则是这种“边疆性”呈现为一种结构镜像或策略镜像。
四、“边疆性”对边疆研究的理论意义解析
当前学界对于“边疆性”的理解与阐释，形成了理解边疆的三重镜像，边疆的特征、性质乃至本质在这些镜像之中都有着不同角度与程度的呈现。因此，“边疆性”可以视为是理解边疆的一个重要概念或概念工具。也正是由此，“边疆性”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孙勇认为“边疆性”是一个原理性的概念，平维彬指出“边疆性”是一个“元命题”，罗中枢也认为“边疆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在边疆研究中，“边疆性”是对边疆的概念化与理论化，不仅呈现了理解边疆的多重视野，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边疆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在指引边疆治理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一）“边疆性”与边疆的概念化、理论化与学科化
边疆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的边缘区域，但这一边缘空间因多重关系的叠加而呈现出复杂与丰富的面貌。当前学界对于这种特征与面貌有着经验性的描述与概括，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化对边疆的理论认识，则需要对其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化。“边疆性”则是提供了对边疆展开概念化的重要资源及工具。通过“边疆性”理解边疆并对其展开概念界定或再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颇为费解。从英文的构词法上来看，“边疆性”（Frontierity）一词是以边疆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等意义的后缀“-ity”构成的，那么“边疆性”可以视为对边疆的一种描述性概念。这种词汇的扩展与词性的变化，是如何深化与扩展了边疆的意涵，可能需要一种类比性的讨论。边疆之于“边疆性”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代之于“现代性”的区分与关联。“如果说‘现代’一词主要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那么‘现代性’一词则似乎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表达‘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之类涵义的概念”。从学界对现代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普遍认为“现代性”是比现代有着更为多维指向与丰富意义的概念，“现代性”不仅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反思性视角以审视现代，这样“现代性”就通过对现代的概念化与理论解释及反思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理论深度。与现代与“现代性”的概念一样，边疆与“边疆性”之间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边疆更多被视为是一个空间范畴，但多重关系的叠加使得这一空间呈现出丰富的意涵与特征，“边疆性”则可以视为对这些意涵与特征的表述与表达，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边疆的反思性视野。就像对“现代性”的不同本体论预设使得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有着概念化与反思性的理论工具，“边疆性”呈现的本体论实际上就是对于边疆的概念化及理论化，展现着发展边疆理论乃至命题的潜力。
进一步而言，“边疆性”的阐释对于边疆学的学科建构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个学科之所以可以建构并得到广泛承认，不仅是因为学者们界定了学科范围、划定了学科边界、搭建起知识框架，更关键的是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范式的理论流派。这些基于特定理论范式的理论流派，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学科“四梁八柱”式的理论骨架。放眼社会科学的诸多成熟学科，莫不是以不同理论范式为基础勾连起概念与经验而形成理论流派，并经由竞争互补搭建起该学科的理论架构。而这些理论流派所共享或批判的理论范式，都是以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本体论预设为前提的。“本体论问题是学科体系大厦的基石，因为只有在本体论层面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才能形成对概念的预设并由此生发出理论范式，才能使得学科建构获得理论架构而体系化。”边疆是边疆学学科特有的研究对象，“边疆性”对边疆的不同理解与本体论预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边疆学学科体系大厦的基石。这是因为，“边疆性”对边疆这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本体论预设，推动着边疆研究中的概念阐释、命题凝练、范式阐发、流派发展，从而最终推进边疆学学科的有机建构，并丰富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二）“边疆性”与边疆的地位与未来发展
如何认识边疆在国家疆域中的地位及未来发展，不仅决定了对边疆性质的判定，而且也会影响到对边疆的认知及治理实践。学者们所定义与阐释的认识边疆的三重“边疆性”镜像，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事实上，即使在空间异质性的“边疆性”镜像之中，对于边疆地位及其未来发展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是，随着现代国家建构及其所推动的经济社会文化进程，将会出现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甚至是均质化的边疆运动，经过长时段且多线程的运动过程，边疆地区虽然还是会呈现出自身的社会文化特征，但明显的异质性将会消失。另一种认识则是，虽然现代国家建构所推动的边疆运动指向国家一体化，但边疆的异质性会依然存在，具备强大的文化韧性并呈现为一种边疆风格，并且在流动性情境下这一异质性会不断再生产。在李安宅、孙勇的现代性“边疆性”镜像之中，边疆是一个被需要改造的对象，其生计方式、产业类型、政治组织、社会文化等都是需要现代性的技术、价值与理念的注入，这样才能与内地形成一体化的发展。在这样镜像与视野下，边疆社会将被以现代性加以改造，“边疆性”即边疆社会的诸多特征就会逐渐消失。
袁剑对清代“边疆性”的阐释为理解边疆赋予了一种结构性与策略性的视野，呈现出与前两者不同的理论取向。袁剑指出，清代的“边疆性”指向清朝将边疆视为在整体疆域结构与统治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与环节，呈现了重视边疆并以一种交互性的方式联结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策略。在此基础上，袁剑对“边疆性”进行了扩展：其一，指向国家疆域空间内的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揭示边疆与中国整体疆域空间之间具有的能动性与反馈性结构关系；其二，指向现代国家因边疆在其疆域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发展战略与内外政策上呈现出的特点，为国家层面所体现的“边疆性”。无论是何种意义的扩展，在理论上指向的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政治结构的反思，蕴含的是对边疆地位的肯定及未来发展的认识：将边疆视为是国家结构与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或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趋于消亡的现实。对边疆地位与未来发展的认识，涉及对边疆性质与特征的阐释，而三重镜像关于边疆的论断，呈现了边疆自身其意义的丰富性及歧义性，这使得我们以多元化的视角深化对时空结构中边疆意义的认识，并进一步地审视边疆战略与政策的目标及价值取向。
（三）“边疆性”与边疆治理的取向
边疆治理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边疆的各种政策实践，但这些实践背后则受到边疆观念的支配。有何种对边疆的认识与观念，就会出台何种价值倾向的治理政策，并产生出特定的治理成效。因此，理解与评判一项边疆治理政策首要的就是去探讨其对边疆的认识与界定。“边疆性”的界定与理论阐释集中呈现了对边疆的不同认知，不同“边疆性”镜像下边疆治理的取向及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诸如，在空间镜像下，异质性不仅是边疆最突出的特征，而且也构成了“边疆治理发生的条件”。“边疆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减小边疆的异质性”，也就是“用中心属性来克服边疆的异质性”。虽然这种异质性的减小或被克服并不意味着边疆腹地的同一，但却是以一体化为治理目标的。在现代性镜像之下，边疆被视为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传统性存在，或者是现代性不足与缺失的区域，正如“国家的现代化即是将自身所具有‘传统性’逐渐消除的过程，通过‘传统性’的彻底剔除，从而为‘现代性’的获得铺平道路”一样，边疆治理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对边疆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消除传统性的要素及结构，而在政策实践上更多的是采用现代的治理手段。但是，无论是空间异质性还是时间现代性的“边疆性”镜像，其所影响甚至主导的边疆治理都可能因其价值理念而走向极端化，边疆异质性的减缩可能被置换为同质化的推进，传统性的改造可能被实践为刚性目标下的清理与驱逐，这些都会对边疆社会造成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在治理成效上则会因为没有关注到边疆自身的结构与诉求而呈现出背离目标的情形。因此，在边疆治理中，应正视与尊重边疆社会的主体性，审慎地考察与理解边疆的实际，采取适应性的改造举措更能达成治理的长远目标。结构性或策略性镜像下的“边疆性”则充分考虑了这一倾向。在结构性镜像之下，对边疆的关注不仅在于其作为一个边缘性区域，更多考虑的是边疆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地位及关系，特别是对边疆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强调，就使得对边疆的理解具有了结构性与策略性的视野。无论是“非中邦区域”呈现出“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的“边疆性”，还是因边疆使得国家整体战略与政策而表现出的“边疆性”，都呈现出这样的认识。那么，在这样一种视野之下，边疆治理的策略取向与具体实践就不会仅着眼于异质性的消除、执着于现代性的注入与改造，也就不会有刚性的政策，而是充分考量边疆的主体性及能动性，在一个内地与边疆、境内与境外相结合的结构性视野内展开治理，从而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的治理目标。这种结构性与策略性意味着整体性的视野与灵活性的政策，所以边疆治理的具体实践会审慎的展开，并且取得积极的治理成效。
五、结 语
当前边疆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边疆的概念、性质、原理的讨论也逐渐深入，但依然未能提供智识与理论上的有效供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能够对边疆展开基于特定视角的审视，从而难以切入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疆的理论内核。学者们关注并阐释的“边疆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概念意涵与理论潜力，有可能为理解边疆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视角。
综合当前学者们对“边疆性”的界定及阐释，本文认为对“边疆性”主要存在着3种维度的认识：空间异质性、时间现代性与结构性策略性，这些对于“边疆性”的认识与阐释，实际上是构成了理解边疆的三重镜像，映射着人们对边疆不同维度的理解。同时，“边疆性”也构成了认识边疆的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从而使得对边疆的概念化与再概念化、理论化与再理论化有了一种自反性的参照。“边疆性”对理解边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边疆性”不同维度的阐释所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的理论命题，蕴含着边疆理论范式的萌芽。无论是空间异质性镜像中的“边疆运动”，还是时间现代性镜像中的“边疆性的消亡”，以及策略操作性镜像中的边疆自身的能动性及其影响国家战略的策略性，都已经或者正在发展成为一定的理论命题，而这些命题实际上就构成了基础性的边疆理论，并有潜力对边疆研究进行范式意义上的统合。需要指出的是，“边疆性”阐释对边疆的理解，不同于边疆形态的类型学划分，其旨趣是探索超越形态特征的理论内核，是在何为边疆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深入探讨。
对“边疆性”镜像的梳理，其意义在于对边疆的概念、边疆地位与未来发展、边疆治理政策的反思性探讨，但其中最为基础的仍然是对边疆自身的概念的深入探索。“‘边疆’概念的问题并不仅仅指涉边疆的基本语义问题，而且还涉及边疆的意象及其相关的结构性关系问题。”“边疆性”对于边疆概念的意义，就像是“现代性”对现代含义的扩展与反思一样，呈现了对于相对客观对象的理论化审视。甚至可以尝试进行如下断言：“边疆性”是对边疆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对“边疆性”的阐释是发展边疆理论命题的重要途径，是边疆理论范式建构的基点，是构建边疆学学科可能的逻辑起点。正如朱碧波指出的，“边疆研究的推进与边疆学科的长成，需要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思想的角力’和‘学理的厮杀’。”那么这些理论流派从何而来，“边疆性”的探讨可能构成其生长的基点。
“边疆性”的界定与阐释呈现了理解边疆的不同维度与镜像，虽然这些镜像的拼合并不意味着可以构成一幅认识边疆的完整图景，但却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边疆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视角。从学者们对“边疆性”的阐释及理论期待来看，“边疆性”也不是学术概念的泡沫制造，而是呈现出重要的命题潜力与理论意义。也许对于边疆这一研究对象的认识就像康德的“自在之物”，可能最终无法形成准确且全面的认识，但是对边疆现象的感知、对边疆规律的发掘，特别是藉由着“边疆性”这样概念工具的桥梁与镜像，我们对边疆的认识会更加丰富且深入并逐渐切入其本质。这需要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并且密切结合。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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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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