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沈伟威｜WSR系统方法论视阈下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和优化策略

王辉，男，宁夏银川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传播、国际中文教育。

引    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中文国际传播体系作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吴应辉认为“汉语国际传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仅指汉语的国际传播，后者既包括汉语，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王辉和郑崧指出“中文国际传播实际上是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多元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领域、场域、媒介等途径进行的中文传播，其中国际中文教育是主要途径。”本研究采用的是广义的中文国际传播定义，即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中国政府、机构组织、个人等多元传播主体通过多种渠道、平台将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给其他国家、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活动，传播途径既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也包括与中文符号信息相关的国际传播活动。
近年来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研究逐渐得到关注。马洪超认为“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吴应辉指出中文和中华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包括传播体系建设问题，同时提出整体系统分析法。王春辉将中文国际传播视为一个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何干俊认为“新时代汉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面向全球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周燕和张新木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中文传播需要借鉴世界主要语言国际传播的成功经验与先进做法，对中文拓展能力建设进行整体规划。”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中文国际传播是一个体系、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对其进行整体规划，但目前对如何构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将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WSR方法论视阈下构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及其各子系统，并探讨优化的策略。一、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WSR即“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uli-Shili-Renli System Approach），由顾基发研究员和朱志昌博士在钱学森等学者复杂系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东方哲学思辨特色的方法论，简称WSR方法论。WSR方法论是一种软硬系统科学相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它将复杂的研究问题视为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并运用系统思维将其分解为多个要素，以探索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WSR的核心理念认为“系统实践活动是物质世界、系统组织和人的动态统一，实践活动应当涵盖‘物理’‘事理’和‘人理’这3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方法论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多个学科解决复杂性问题。
中文国际传播融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及全球传播模式，是一种综合性复杂性传播类型。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是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由国家、机构组织、个人等主体构成，以推动中文国际传播、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战略为目标的国家语言传播系统。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统，变量多元且复杂，对其构建需要运用复杂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进行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统筹传播内容和渠道等资源，协调传播活动与传播环境的关系，同时还需要解决政策制定、传播机制、资源配置等组织、管理的问题。此外，中文国际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点均与人密切相关，传播政策是否得当、传播效果如何等问题也是由人的认知和行为来体现，所以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是综合了“物理、事理、人理”3个维度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是硬件资源、系统组织和人的能动性的动态统一，故可用WSR作为方法论指导，分解探究各子系统及子系统构成要素与功能，作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合理提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整体思路和框架。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理论与应用》

（一）基于WSR方法论的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思路和框架

为解决好中文国际传播中的问题，体系的顶层设计需要围绕和“物理、事理、人理”3个维度展开。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硬件资源，即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环境三大静态静态子系统是指传播环境、传播渠道、传播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相对静态的和硬性的特征。子系统；其次是涉及组织、管理的传播动机、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三大动态子系统；最后是传播主体、传播受众和传播接受度三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的能动子系统。三大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文国际传播三维传播体系（见图1），而各二级子系统又由三级生产性要素系统和接受性表现系统组成，并发挥一定的职能（见表1）。

1. 静态子系统
静态子系统由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环境3个二级子系统构成，静态子系统是指中文国际传播中的硬件资源，主要回答系统“是什么”的问题。传播内容即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内容系统包含中文、中华文化两个要素，该系统的功能是提高学习者的中文能力和中华文化理解力，中文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传播渠道是指在中文国际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沟通与信息交流的各种途径，传播渠道系统包含学校、媒体和社会领域，该系统为中文国际传播提供场所、设施、媒介和领域。传播环境“指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中文国际传播环境系统包含4个方面的要素，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该系统的功能主要是分析中文学习与外部系统的关系，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深度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传播活动均会受这四大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环境包含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是中文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布局的“风向标”；经济环境主要指的是国际经贸活动和中文国际传播产业，经贸活动会影响中文供需市场的变化，市场是中文国际传播产业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社会环境，国内社会对中文、中华文化的认同支持是中文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底气，国际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如何将普遍认同的人类共同价值取向作为传播的核心理念，减少排异性，对中文国际传播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社会环境因素是中文能否顺利走向世界的“测量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迭代赋能中文国际传播不断创新，并在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重大作用，所以技术是中文国际传播寻求新发展的“导航仪”。
2. 动态子系统
动态子系统由传播动机、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3个二级子系统构成，动态系统涉及如何进行组织、系统管理，主要回答“怎么做”的问题。传播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中文国际传播行动的内驱力，这一系统包含扩大中文学习者群体、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3个要素，具有激活、指向、维持和调整中文学习行为，提高语言认同的功能；其中，扩大中文学习者是近景动机，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中景动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远景动机。传播理念指的是国家推动中文国际传播的一种群体意识，是规划布局、政策制定的思想依据，这一系统包含战略传播理念、和平传播理念、交互主体性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个要素，具有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提供指引、支撑和激发内生动力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31”重要讲话中强调“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将传播体系提升至战略传播的高度，故中文国际传播的理念应包含战略传播要素；中文传播与其他语言传播最大的区别是从古至今均是通过和平传播的模式开展传播活动，所以这一要素应提炼为中国式传播的基础理念；“主体交互性”指的是“一种将他人看作与自身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并自觉以此为思考和行动原则的基本意识和观念”，中文国际传播顺利实现的关键是语言接纳方是否愿意选择学习或者使用中文进行交际，同时认可中文符号信息的传播，所以将语言接纳方看作与自身同等地位的主体，尊重语言接纳方需求和选择的“主体交互性”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是中文可持续传播的共享理念和思想指南。传播方式是中文及中文符号信息国际传播的原则和方法，传播方式系统包含国别化、分域化和分众化3个要素，其功能是为中文国际传播提供原则、方法和具体计划；传播方式中的国别化要素聚焦传播对象国，即尊重各个国家中文学习者的思维、行为习惯、文化价值观念及心理、语言距离等方面，制定“一国一策”的传播方式；分域化要素聚焦传播领域，指专门用途中文和“中文+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文国际跨领域传播，传播方式需“一域一策”；分众化要素聚焦受众群体，即依照中文学习者的偏好、特征和学习需求，确定差异化的传播方式。
3. 能动子系统
能动子系统由传播主体、传播受众和传播接受度3个二级子系统构成，能动子系统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受人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主要回答“最好怎么做”的问题。传播主体指的是中文国际传播行为的发出者、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一系统包括国家、机构组织和个人3个要素，其功能是制定政策、配置资源和提供服务，即国家层面的战略传播、机构组织层面的战略执行与战术传播、个人层面的传播实践。国家层面是指国家对外宣传机构、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等部门，机构组织层面指的是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各大高校和相关媒体组织，个人层面指的是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及教师、海外本土中文教师和汉学家等。传播受众指的是学习中文和接收中文符号信息的人，传播受众系统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个人3个要素，传播受众既是中文学习者、解读者，也可能成为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的次级传播者，具有次级传播和信息反馈功能。传播接受度指中文学习者对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接受程度。传播接受度系统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要素，传播接受度的高低，主要表现在传播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变化。传播受众的接受度决定了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4. 生产性要素系统与接受性表现系统
中文国际传播活动效能体现在语言接纳方是否接受、认可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的传播活动，所以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应包含传播的生产性要素系统和接受性表现系统两个互动的系统。生产性要素系统可以控制引导信息的传播；而接受性表现系统则对生产性要素系统起着制约及反馈的作用，突出受众的能动性，即是否接纳中文并用中文展开交际活动取决于受众能动的选择，接受性表现系统反作用于生产性要素系统。接受性表现系统作为一种反馈性系统，因生产性要素的外显性和主导性而常被忽视和遮蔽。但中文国际传播不是单向线性传播，而是双向互动传播，因而要高度重视接受性表现系统的作用，增强中文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静态子系统是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基础，动态子系统是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保障，能动子系统是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3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文国际传播体系。

（二）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机制

在探讨了体系的子系统、要素和功能之后，还需进一步探究其内在要素的作用机制。能动系统作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系统，主要解决体系“最好怎么做”的问题，其中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个二级子系统是中文国际传播最重要的两端，是系统运行的主要矛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整个系统的机制围绕这一主要矛盾而起作用。其内在运行机制包括显性层面的顶层管理机制、中层协同机制和基层操作机制。因中文国际传播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所以还存在潜层制约与补给机制。（见图2）

1. 顶层管理机制
顶层管理机制指的是国家层面的管理机制，即国家根据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共同作用的环境对中文国际传播的机遇和风险进行研判，由国家机关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做好顶层设计，以体系、制度、规划等形式解决中文国际传播的目的、理念、政策、内容、布局，以及人才队伍的组建、培训和培养等问题，顶层管理机制在体系内在机制中发挥战略主导、决策作用。
2. 中层协同机制
中层协同机制指的是机构组织层面的协同机制，即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各大高校、孔子学院和媒体等机构组织，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根据国家政策、布局导向，协同推进中文国际传播战略，将顶层设计落实落地，灵活制定传播战术目标，调整传播渠道、设计具体可操作的传播方案，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在体系运行机制中发挥战略执行和战术协同的作用。
3. 基层操作机制
基层操作机制指的是个人层面的实际操作机制。中文国际传播无论是通过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还是通过其他媒体、媒介的传播，都是涉及人的活动。而个人层面的操作狭义仅指中文教师，广义可指开展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活动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活动的所有人员，既包括各类中文教师，也包括进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的自媒体个人等。这一支传播队伍主要是依据国家顶层设计和机构组织的中层规划配置，通过线上线下的课堂教学方式开展中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以及与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相关的其他活动，在体系运行机制中发挥基础作用，进行具体的传播实践。
4. 潜层制约与补给机制
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潜层机制包含制约与补给两个方面，这一机制在体系运行中一方面是起到隐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提供潜在的对显性层面进行补充与转化的作用。其中，制约方面指体系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隐性风险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指中文国际传播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易受外界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观层面的问题指系统通常在不平衡状态下运行，会受诸如传播机构意愿、实力和市场需求等多方因素驱动；微观层面的问题指传播受众个体对系统起反馈和约束作用。制约方面的外部宏观环境，中观驱动要素和微观受众能动选择是动态变化的，系统要规范、稳定运行便需根据这三大因素进行动态调整。补给方面指体系潜藏着有待开发、转化的传播力量、渠道、对象以及中文尚未发挥的潜能，可为体系运行提供续力、保障的作用。我们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意识、系统性的对潜在力量进行挖掘、聚合和转化，如当前中文教学发展呈现“低龄化、职业化、社会化、网络化”的新趋势，需要聚合并转化的潜在传播力量、传播对象和传播渠道涵盖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及网络空间。二、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有效运行面临的问题构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目的是推动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更好地开展国际传播活动，但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有效运行还面临着“物理-事理-人理”三大维度的6个问题。

（一）内容：生产创新不足，缺乏感召力和记忆点

当前，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存在内容生产创新不足的问题。一是以传统中文教学内容为主，国际中文教育与技术的结合还处于“相加”阶段，尚未过渡到“相融”的中文教学内容数字化转型升级阶段。二是中文符号信息传播内容过于碎片化，缺乏感召力、记忆点和时代性，海量输出已经无法适应“以质取胜”的市场需求，中华文化虽博大精深，但提炼传播内容时却没有充分关注落地化表达和当代元素的重要性。三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依然存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文国际话语权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传播仍面临诸多挑战而无法有效传播。

（二）渠道：传播渠道单一，传播面窄且效率较低

当前中文国际传播的渠道单一，未能开展全面、深入的传播活动，传播效率较低。一是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主要途径，中文作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语言文化公共产品，仅通过中文课堂教学和孔子学院的品牌文化活动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还不够充分。二是孔子学院陷入西方媒体负面评价的舆论困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文国际传播活动的充分开展。三是没有注重传播渠道的当地化、在地化，传统单向的中文国际传播渠道存在短板，极易受外部政治环境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四是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现有平台、渠道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整合与贯通融合，难以全面提升中文国际传播效能。五是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潜在渠道尚未完全开发，发挥作用有限。

（三）组织与管理：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力量分散待聚合

当前中文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力量分散有待聚合。一是中文国际传播过程复杂多变，需要国家从全局的高度制定好战略规划和配套制度的支持、保障，现有国家层面的配套管理制度还不够细致，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国家顶层设计是组织机构进行战术传播的重要指导，但当前组织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对国家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因传播主体多元化导致中文国际传播力量分散，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中文教育、华文教育以及社会中文传播机构等力量分散，尚未得到整合，传播力量各自为营的现状并不利于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四是中文国际传播风险预警机制和评估机制不够完善。

（四）布局：布局模式亟需变革，传播场域有待拓宽

过去以我为主的单向布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文国际传播新形势的变化，传播场域也有待进一步拓宽。一是全球区域布局有待优化。以往我们的传播资源一直向发达国家倾斜，但是随着污名化中国和东西方学术价值观念冲突的加剧，中文国际传播活动屡受阻滞，故亟需优化现有不均衡的布局模式。二是中文服务布局有待进一步深化。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基本功能应包括语言传播、公共外交、语言治理、文化交流互鉴和语言产业发展等方面，但当前中文服务更多地体现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随着中文多维价值的日益凸显，中文服务全球各个领域的潜能还有待进一步激活。三是传播主力布局不够完善。现有中文国际传播主力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中文教育和华文教育，但三大传播主力的各项资源尚未进行整合共享。四是对多元受众的市场需求对接不到位，布局不够精准、精细。

（五）受众：缺乏精准定位，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

当前中文国际传播受众的需求分析不够深入、精准，受众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一是传统的中文单向传播模式忽略了受众的接受度，而受众接受度决定着中文和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同时也忽视了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区的推动作用以及各国在本国中文教育中的责任。二是对受众定位的不够精准，没有关注到预期受众与潜在受众的重要性。“汉语学习者不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唯一受众，受众可分为预期受众、现实受众和潜在受众”“预期受众对汉语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较大，而潜在受众则影响着汉语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走向”。三是对现实受众需求分析不足。如海外中文学习者低龄化趋势下，若仍按照粗放式传播模式开展传播活动，不但不能适应受众的现实需求，还会浪费许多可利用的资源，降低传播效率。

（六）人才：队伍建设缺乏系统性，相关机制待完善

现有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一是中文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缺乏可持续战略性规划，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分级人才培养体系，现行各级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关联不紧密。二是国内培养的国际中文教育师资结构性失衡，本科生毕业后在国内就业的对口率低，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面窄，博士研究生就业岗位虽未饱和但毕业生少。三是国际中文教育师资本土化培养规划不够均衡、精准。国际中文师资本土化就全球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区域国别又呈现出不同特点。如部分发达国家本土中文师资饱和，现实需求已不再是量的增长，部分东南亚国家本土中文师资结构不合理，出现了断层，如何有效衔接培养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中亚、南美和非洲国家还存在本土中文师资严重缺乏，需要增量缓解等情况，不同区域、国家并不适合用同一套人才培养标准。三、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有效运行的优化策略充分发挥中文国际传播体系运行效能的关键是提高生产性要素系统与接受性表现系统的兼容性和整体效果、加强各子系统间的协同，特别是保障关键系统中四大机制的平稳运行，故以体系实际运行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可基于WSR（物理、事理、人理）3个维度提出推动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有效运行的具体优化策略。

（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为支撑，创新中文国际传播的内容生产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活动。一是变革传统线下课堂教学模式，构建数字教学新形态，加快建设中文数字化平台、资源学习库，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二是挖掘人类共通情感要素，突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时代性，凝练中华文化代表元素，借助“5G、AR、VR、XR和全息投影”等新兴技术激发中华文化传播新活力，运用落地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中华文化立体化、交互式的智能体验，推动中国当代网络视听文化走向世界。三是以技术创新构建“中国式”叙事新格局，打造文化传播品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升全球受众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接受和尊重，推动中文和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传播学》

（二）以多元渠道传播为载体，激发中文国际传播的矩阵效能

过去中文国际传播的实践表明传播受众更易于通过课堂教学渠道接受中文和中国文化，而不一定接受中国媒体的宣介。中国媒体是从主体视角出发开展中文和中国文化宣介活动，传播过程也会因为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信息传递“水土不服”，排异态度多于接受态度。当下中文国际传播的重点应以多元渠道为传播载体。一是拓宽中文国际传播的渠道。以专门用途中文和“中文+职业”教育为纽带，打通跨领域传播渠道，同时响应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发展趋势，创建服务全球中文教学、科研和管理一体化的数字传播平台。此外，还可探索元宇宙教育打造虚拟孔子学院、虚拟中文学校和课堂、虚拟城市等提升受众学习中文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模态交互体验。二是重塑孔子学院品牌形象，突出中文的服务功能和中文传播的互利性，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三是注重传播渠道的在地性转化。“中文国际传播越能与当地传播环境相适应，越能拓宽、拓深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中文课堂及中文符号信息传播渠道要在地化、当地化，适应受传国、受传区域需求。四是构建横向贯通的孔子学院、当地学校、国内媒体、当地媒体、跨国公司、社会领域联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中文国际传播矩阵，释放中文国际传播最大效能。五是挖掘中文国际传播市场的非正式渠道。如非官方组织的中文传播机构、海外华侨华人创办的学校和媒体出版机构、新兴多元的网络社交媒体等民间传播渠道。

（三）以体系机制协同为牵引，增强中文国际传播的共生合力

体系内部各机制协同是中文国际传播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也是生产性要素系统与接受性表现系统兼容的关键。一是国家层面健全组织架构和配套的管理制度，做好整体规划，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文件等保障中文国际传播活动各个环节的顺利开展，配合支持对象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本土中文教师纳入国家编制体系等。二是组织、机构要充分发挥执行和协同作用，推动国家顶层设计落实落地，做好传播活动所需资源、人才、渠道等方面的协同和保障工作，高效转化现有资源利用率，大力提升潜在资源开发率。三是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及教师、教育部语合中心外派志愿者、海外华侨华人教师等群体要发挥传播主力的作用，同时注意激发海外本土中文教师和汉学家等群体的传播力量，形成协同传播体系，共同开展中文传播实践活动，提升受众的接受度。四是制定内外部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或风险转化策略，充分利用受众和环境的反馈机制，研判风险，随时调整传播方案。

（四）以解决供需矛盾为导向，优化中文国际传播的总体布局

解决市场供需矛盾是中文国际传播布局的重要指向，合理布局是提升受众接受性的基础。一是优化全球区域布局，拓宽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充分考虑文化圈层、知华友华圈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需求，分析各圈层、区域、国家受众的心理、文化和语言距离，将传播政策、资源、技术均衡、合理的覆盖相应的圈层、区域和国家。二是深化语言服务布局，扩展中文国际传播的深度。要强化中文引领作用，大力提高中文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重大会议、国际重要赛事及前沿科技领域等的使用频率和地位，提升中文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能力，助力中文发展成为全球家庭语言规划优先选项。三是完善传播主力布局，保持中文国际传播的力度。充分调研全球的中文学习需求，整合共享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海外中文教育、华文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资源。四是变革分众市场布局，聚焦中文国际传播的精度。随着海外中文学习者低龄化趋势和中文融入更多国家基础教育，需要关注受众的年龄、认知和心理特征制定精准化、精细化的传播策略。

（五）以受众心理需求为轴心，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接受能力

中文国际传播受众对中文满足自身需要的可能性越大，中文国际传播的阻碍就越小，选择国际中文教育或中文符号信息传播的几率就越大，反之亦然。提升中文国际传播受众的接受能力，关键是瞄准目标受众，以受众心理需求为轴心，精准发力。一是遵循“交互主体性”的理念，将受众视为与自身平等的主体，以情感互动为纽带，着力提升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的情感认同力，实现中文和中华文化的软传播。与此同时，还需高度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及社区在中文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明确中文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的‘有限责任’与世界各国的‘主体责任’”。二是细分受众需求维度，科学调配传播资源、合理培养传播人才队伍，如：针对传播资源、人才欠缺的区域或国家以保质增量为目标，对传播资源、人才饱和区域或国家以提质增效为重点。三是加大加深受众需求分析，充分挖掘潜在受众、精确研判预期受众，全力将潜在受众和预期受众转化为现实受众。此外，精准定位现实受众，努力将现实受众转化为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二次传播者。

（六）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基础，巩固中文国际传播的发展根基

中文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是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构建中文国际传播三级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培养管理人才。需要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素养深厚、执行能力强的决策层管理人才。二是培养专业骨干人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骨干人才和中文国际传播人才，改革国内现有国际中文教育培养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赴外教学师资激励与保障机制。如：本科阶段可以“国家+中文教育”订单式培养为主，此举一方面可防止国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了受众本位、精准传播的理念，对海外中文传播需求有针对性地输送人才；硕士阶段可以吸纳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推动专门用途中文和“中文+职业”人才培养队伍发展壮大；此外，赴外教学的人员若回国工作，考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或申报课题项目可适当放宽对其非应届毕业生身份及年龄的限制，同时赴外中文教师的职级职称晋升标准应单独设置，适当倾斜。三是培养本土中文教师和青年汉学家。中文的可持续传播关键是解决教师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单方面输入无法解决“造血”问题，如何让受众用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阐释中国，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才是本土化的目标，而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需要制定国别化的培养方案、本土中文教师标准，以及制定本土中文教师准入机制和本土中文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等配套制度方案。四是拓宽传播人才队伍的范围。人才队伍不应局限在国际中文教育和中文国际传播领域里，还可以涵盖更多的社会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教育、科技、医疗、体育、航天等领域内的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应充分挖掘、转化这些力量。结   语中文国际传播体系作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构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中文国际传播实践活动，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基于目前学界对如何构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仍然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本文运用体现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WSR方法论，充分考虑中文国际传播“物理-事理-人理”3个维度的要素，提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整体框架，并具体阐述了体系构成要素、功能、作用机制，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有效运行的优化策略，以期为中文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思路，同时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关注。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我们仍需正视当前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并不匹配的事实。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中文国际传播的复杂性和风险增强，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复杂、不平衡状态的系统，内部各要素和作用机制需要根据传播环境和受众反馈随时进行动态调整。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在复杂的传播环境中有效并可持续的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提升系统防范及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中文国际传播如何更好地助力国家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动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也是中文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构建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此外，探讨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如何增强服务功能，消弭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分歧和冲突也很有必要。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研究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拓宽，一些潜在未被发现的要素也可能会转化成中文国际传播事业发展的新力量。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ND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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